第八轮美中战略经济对话（U.S.-China Strategic & Economic Dialogue，简称S&ED）于六月上旬在北京举行，这是二○○九年欧巴马上任以来连续第八年举行的美中之间对话机制，而此对话是将先前布希总统任内的美中资深官员对话（U.S.-China Senior Dialogue）及战略经济对话（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整合而成。原先的两个对话机制在外交方面，属于副国务卿及副外交部长的层级，但在经济方面则是财政部长及国务院副总理的层级，整合后的S&ED将前者提升到国务卿及国务委员的层级，后者不变，举行时间则由先前不完全固定改成每年暑假期间在北京与华府轮流举行。二○一一年，考虑安全议题的重要性，双方又增加了副国务卿及外交部副部长层级的战略安全对话（U.S.-China Strategic Security Dialogue，简称SSD），今年是第六届。此外，为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二○一○年又在S&ED之外成立美中人文交流磋商（U.S.-China Consultation on 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简称CPE），除了二○一三年外，CPE与S&ED同时举行。

制度化平台　和平化解冲突

由于有这个平台，两国负责外交战略及经济议题的官员，每年可以就双方所关切的议题进行意见的交流，或达成共识，或寻求解决之道，或存同求异，总是希望能够用和平方式化解冲突。此外，由于有固定对话机制的存在，包括去年九月份的欧习会等双方领导人互访的行程安排及会谈的议题，也能因有事前的协商，而更加周全。总之，S&ED已成为美中两大强权管理（manage）双方关系的重要平台，是欧巴马总统任内的外交成就及政治遗产。

这一个已成为美中两大强权固定的制度性对话，虽然在美国方面是由国务卿和财政部长领军与会，但有时参与的部长级或重要白宫官员的人数，几乎为内阁阁员的一半，包括农业部长、商业部长、能源部长、卫生暨人力资源部长、劳工部长、贸易代表、甚至是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等重量级人士，而中国大陆方面每次也都派出相同阵仗的对口官员与会，可见双方对此对话机制的重视。如果我们观察从布希总统任期的两个机制到现在的S&ED，就会注意到双方每次与会的带队队长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举例来说，欧巴马两任八年的S&ED，前四年是希拉蕊与盖特纳代表美国，戴秉国与王岐山代表中国大陆，后四年美国由凯瑞与路杰克领军，而中国大陆则是由汪洋与杨洁篪相应。在SDD方面，双方人士小有变动，但无论是在国务委员或是副总理任内，刘延东都是CPE成立七年以来的中方主持人（详后表）。

※作者制表

中译名对照：

佐立克（Robert Zoellick）
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
伯恩斯（R. Nicholas Burns） 　　
路雅各（Jacob Lew）
尼格洛庞提（Nicholas Negroponte）
凯瑞（John Kerry）
鲍森（Henry Paulsen）
史坦伯格（James Steinberg）
希拉蕊柯林顿（Hillary Clinton）
布林肯（Tony Blinken）

除了双方领队有相当稳定性外，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此对话机制所涵盖的议题非常广泛。通常在两天的密集会议中，美国及中国大陆的领队都会在开幕式中致词，为这一轮的对话定调，接著双方讨论的不仅是外交、安全、经贸、气候变迁、恐怖主义、经贸、流行传染病、国际金融秩序等各项议题，也会召开共同的记者会，有时也会有备忘录的签署。

根据美国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素在五月底举行记者会的说法，S&ED是美国与中国大陆的年度旗舰会议，两大工作重点分别为：一、建立两国关系的目标与方向，二、协助两国吸收关系体系中的一些震撼，让双方能够处理真正的问题。S&ED不仅是双方关系避震的工具，也是务实发展的基础。由于层级够高，S&ED成为行动的执行者，迫使官僚体制必须对一些双方协商后达成共识的事项在期限做出回应，也能尝试新的合作层面。

第八轮美中战略经济对话

第八轮的对话在北京举行，除了S&ED的四位领队及CPE的刘延东外，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开幕式中致词，且是第一位发言人。习近平首先指出美中双方必须加强战略沟通、扩大务实合作、有效管理分歧，并且致力于建立两大强权关系的新模式。他指出过去几年以来，两国一共达成三次有关气候变迁的共同声明，并且共同管理包括北韩、伊朗、阿富汗、叙利亚等许多国际议题。

习近平认为美中两个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应当以不敌对、不冲突、相互尊重、双赢合作为互动的基本原则，而双赢合作势必要取代冲突下的零和游戏。他以孔子的「无信不立」为例，认为美中亟需建立互信，才能进行合作达成双赢局面。虽然他没有用「太平洋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的说法，但习近平强调美中必须在亚太事务方面增加沟通与合作，让太平洋成为包容性合作的舞台，而非竞争的竞技场，而中国大陆追求的是睦邻外交、真诚、互利及包容，并且以推动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为目标。基于此，他特别强调美中应努力培育两国共同而非排他的「朋友圈」，暗指华府不该动员亚太周边国家对中国进行围堵。最后，习近平以宋朝诗人辛弃疾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来形容美中合作关系势不可挡，不会有无法克服的拦阻。

在具体政策方面，美中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简称BIT）谈判，迄今已走过八个年头，历经了二十四轮谈判，目前已经进入实质性的负面清单谈判阶段，甚至可以说快到谈判进程的终点。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南森．希茨（Nathan Sheets）日前也表示，美方将投入一切资源，争取在欧巴马政府任内完成BIT谈判。虽然完成这项任务并非没有可能，特别是在S&ED对话期间释放这样的讯息，应是双方都有诚意及压力要完成谈判，但即使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后续还有国会批准的问题，因此应当不会在欧巴马任内有具体的成果。如果对照美国与台湾之间进行的贸易与投资架构协议（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 简称TIFA），我国政府是否也应加把劲，尽速完成双方经贸相关谈判，以免台湾优于中国大陆的自由市场经济印象不复存在。

另外，美国财政部长路雅各表示，美国支持中国大陆削减过剩产能和去杠杆化，以及由市场分配资源，他指出过剩产能会扭曲、破坏全球市场，为落实政策，中国大陆应削减铝业、钢铁等受产能过剩影响的产业，这有利于维持国际市场稳定。若是中国大陆降低产能，当然有助于路雅各的诉求目标之达成。然而，北京方面是会选择配合美国的要求，还是会依本身的国家利益为考量，则尚待观察。

美国国务卿凯瑞在开幕式上曾主动提出南海问题，表示美国并非南海争端的声索国，也不会选边站，但敦促各方用外交和谈判解决争端，要用国际标准和国际法解决问题。南海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相关国际条约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但讽刺的是，美国至今仍徘徊在公约之外（总统签署后，参议院始终未批准），因此究竟能够给中国大陆多大的压力，无人能知。

沟通对话为化解危机的安全阀

美中之间的S&ED是中国大陆崛起后，华府与北京调适互动关系考量下的时代产物。两大强权有肩负处理国际事务、化解危机的共同利益，但也存在不同领域竞争下的矛盾。S&ED讨论的议题层面与时俱进，也成为两国出现紧张关系时的安全阀。在双方都愿意求同存异地坦承进行对话，以及彼此经过多年互动而益加熟悉的情况下，即使出现紧张关系，也比较不容易擦枪走火，演变成实际的军事冲突。目前两岸关系有可能出现协商中断的危机，陆委会与国台办之间的互动涉及较多层面，但如果连海基会与大陆海协会的沟通联系机制也难维系时，新政府就必需正视这个问题，否则一旦两岸关系紧张，又缺乏原有的沟通管道时，就容易形成难以处理的棘手问题，甚至出现无法避免的军事冲突，这些当然不是两岸人民与政府所乐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