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研究中国大陆政治议题者而言，通常一年一度于夏天举行的北戴河会议可说备受关注，主要原因在于该会议不仅为中共讨论党内重大问题之高层秘密会议，亦为观察中国大陆政治风向的重要参考指标。然而，自习近平上台后，北戴河会议的型态似乎已出现改变，连带使其重要性与过去相比渐趋式微。据媒体报导，今（二○一六）年的北戴河会议，关注焦点包括党内人事及经济大权问题，因此，本文主要目的系从北戴河会议初步探究中共十九大相关人事布局之可能发展情形，扼要探讨习李关系、政治局常委会存废及接班人选等议题。

从北戴河会议看中共六中全会

过去在中共决策过程中具有相当地位之北戴河会议，其影响在胡锦涛后期已开始淡化；及至习近平上台，随著习有意摆脱过去元老干政的影响，更使北戴河会议重要性渐趋式微。

北戴河会议开会前，中共便已公布一系列重大决策，包括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采取「终身问责制」；通过《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对共青团进行整治；决定六中全会时间及内容等。习近平试图借此对外展现出重大决策并非须经北戴河会议决定，连带亦使北戴河会议成为其进行政策宣达与讯息发布管道。换言之，习透过北戴河会议让与会者了解中共目前及预期规划工作内容，减少元老对政策置喙余地，避免对政策造成影响。

中共在北戴河会议前公布之重大决策里，最重要者，莫过于今年将举行之十八大六中全会。对中共而言，今年六中全会重要的原因，在于该会议系本届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讨论重大问题的会议，而其主要议程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和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等；此外，还将有一些人事方面的调整。

虽然人事安排并非六中全会重点，惟先前落马的前福建省长苏树林、前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前空军政委田修思等中央委员料将被除名，此亦呼应六中全会「全面从严治党」主题。惟近年值得观察之处，在于北戴河会议前后，常有重要政治人物落马情形，去（二○一五）年的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系十八大以后首位落马的省委书记；今年的天津市长黄兴国，则是十八大后首位落马的直辖市市长，在十九大之前，是否会出现更高层级或更具指标性人物，殊值观察。

习李关系进一步凸显「习强李弱」

习自十八大上台以来，事必躬亲的态度，反映在其「头衔」不断地增加；渠不仅担任党政军的一把手，同时身兼数个领导小组负责人，甚至在里约奥运后，又增加「资深体育爱好者」头衔。透过头衔的不断累积，不仅使习成为毛泽东之后最为强势的中共领导人外，亦使习李两人之互动，与中共过去领导层有所不同；最主要者，莫过于经济工作主导权。在习事必躬亲的情况下，已逐渐涉入过去由总理负责的经济工作。

相较于过去江泽民与胡锦涛时期分别由朱镕基及温家宝负责经济工作，李克强上台后，由于其具有经济学者背景，并在担任辽宁省委书记期间提出「克强经济学」、「克强指数」等创新经济评估指标，使外界当时对于「克强新政」颇有期待。然而，由于习近平的揽权，亦使李克强成为一九八○年代以来最弱势的国务院总理。

较为特殊的是，二○一四年六月，中共新华社披露习近平以组长身分，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除习之外，总理李克强为副组长、副总理张高丽为成员，试图借此凸显习在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而李只是经济政策执行者。然而，习李两人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并未因此缓解。及至今年，习李两人在争夺经济政策主导权上似渐趋明显。今年五月九日，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题为〈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一文，针对中国大陆经济几大焦点议题提出回应，据港媒分析称，该权威人士多项意见内容与国务院政策相违，或出于习的首席经济幕僚刘鹤之手。

最令外界看出习李在经济领域较劲之处，在于习李两人各自于七月八日及十一日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除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张高丽两场均出席外，与会官员及学者专家几无重叠之处；出席习主持会议之官员有王沪宁、栗战书、万钢及周小川等，出席李主持会议之官员则有刘延东、汪洋、马凯、杨晶、王勇等人。

然而，在今年北戴河会议前后，中共官媒报导更大肆凸显习近平在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不论是《新华网》在八月六日刊载〈习近平告诉你经济应该这么抓〉，汇整习近平今年以来针对经济工作之重要讲话；或是《新华网》在八月十八日刊载〈七月份，习近平主持了这六次重要会议〉，强调习近平针对经济工作「定调子、下任务」，意图显示习在经济领域主导地位。透过官媒强调总书记掌管经济，亦透露习李两人互动模式与中共先前领导人互动模式之不同。

常委会存废讨论凸显习有意藉机集权

值此人事更迭之际，今年以来便不断有讯息指出，习有意取消常委会。北戴河会议举行前，中共官媒《人民日报》于六月更发文介绍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机构的历史演变，并提到一九三四年一月，六届五中全会成立中央书记处，并在一九三八年九月的六届六中全会正式以中央书记处替代政治局常委会；由于七大未选举产生政治局常委会，该制度便沿用至一九五六年的八大。若从一九三四年算起，至一九五六年为止，期间共二十二年并未设置政治局常委会。此文一出，更令外界关注习近平是否将会取消常委会。

对习而言，废除常委会不仅更能凸显其领导地位，亦有助于安排习派人马接班。毕竟，习近平并不像前任的胡锦涛有担任储君长达十年的经历可以培养班底；相较下，习接班时间可说较为仓促，习派人马多为省部级官员，欠缺能真正接班的副国级官员班底。以十九大为例，若按照现行「七上八下」的规则，二十五名政治局委员中，除前述五名常委面临届退外，还有六名委员即将卸任，一旦取消常委会，将有十一个委员缺额可供习安插省部级人马进入政治局作为接班人选，亦可进一步巩固其领导地位。

十九大接班人选仍在较劲

如前所述，若按照「七上八下」等相关惯例，中共十九大的人事布局将可能是习在二十大退休，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及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有望作为第六代总书记及总理接班人并晋身政治局常委，其余常委则在未满六十八岁的政治局委员选出。

然而，「七上八下」的规定，似乎早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于二○一四年下发 《二○一四━二○一八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废除。中组部负责人明确提出，「不简单以年龄划线，不搞领导班子成员任职年龄层层递减和 『一刀切』 ，不把换届提名年龄作为平时调整的年龄界限」。从其规划年度既已横跨二○一七年的十九大，再加上二○一五年提出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在不考量「七上八下」并著重「能上能下」的情况下，更为十九大的人事布局增添变数。

首先，外界认为此系为王岐山在十九大能继续连任政治局常委铺路，使其能协助习近平继续推动反腐工作。然而，王岐山在反腐肃贪打老虎所获之政治声望，恐怕不仅会有「功高震主」的情况出现，同时亦有许多人不希望其留任，使习可能面临党内势力平衡取舍之局面，不利于王岐山十九大连任之路。

其次，外界认为习近平未谈论接班人问题，似有意连任，而前述年龄划线问题一经排除，亦为其连任铺路。毕竟，按照「七上八下」的规范，习在二十大势将退休，但李克强却可因未满六十八岁可续任一届。对李而言，将处于相当尴尬的处境，毕竟其无法担任总书记或总理，担任其他虚职又恐怕对接班的新领导人施政造成影响。不过，对中共而言，政治规则往往系经由政治斗争结果而定，「七上八下」原是当年江泽民迫使李瑞环下台之举，后来亦成为常委退休与否的规范；但中共领导人亦常常逾越规范，如更早之前的退休年龄惯例为七十岁，在十五大时，同样超过七十岁的江泽民便可例外，而乔石却必须遵守，十四大时甚至有七十六岁的刘华清入选的特例。在此情形下，习近平若有意连任，并非难事，连带亦使所谓的「第六代」领导人感到坐立难安。

此外，即便「第六代」的胡春华及孙政才进入常委会，按照习李两人在十七大也是从中央委员破格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习是否在十九大时会越级提拔接班人选，值得关注。

习的核心地位确立与否殊值关注

综上所述，从习近平上台后，北戴河会议的影响力在中共决策过程中似有渐趋式微之势，甚至传出「北戴河无会」的说法。然而，凡此种种均凸显习有意淡化元老干政局面，使北戴河会议成为习近平向元老们宣达政策之管道，亦对今年六中全会的影响有限。

今年六中全会将是十九大前最重要的会议，不仅将开始讨论十九大相关事宜外，亦开始酝酿十九大人事布局。废除常委会目前看来或许是习有意借此集权之谈判筹码，然亦可看出习试图借此争取常委会组成人选朝向对其有利局面，连带影响到十九大相关接班人事安排。在讲求政治实力的中共官场，不论「七上八下」的规范是否落实，更重要的是，习是否能在十九大进一步确立其在党的核心地位。

在邓小平、江泽民时期，中共领导层都是所谓的「核心」论，及至胡锦涛时期则被改为所谓的「集体领导」。十七大前，曾有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提法，改为「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俾于在十七大能确立「胡核心」的地位。然「胡核心」的提法未能在十七大确立，对习近平而言，确立「核心」地位亦代表彻底全面掌权和控制全局的重要标志，尤其在习的第二任内将适逢中共建党百年纪念，「核心」地位之重要性与代表性不言可喻，亦将有助于奠定习之历史定位。

因此，从今年北戴河会议到明年中共十九大间，将是中共未来政局发展之关键期，相关政情演变发展值得吾人加以密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