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面对气候变迁的发展，由微至巨，可分别探讨农作物本身、农业土壤环境与农业体系三个方面，其中农作物受气候变迁的影响在于其调适能力的提升；农业土壤环境的面向，一方面涉及农业生产方式如何影响温室气体的排放，另一方面则强调农业整合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两者，气候变迁对农业的影响往往超越农业生产本身。

极端气候农损灾害严重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活动已改变地球大气环境，不但使地表气温年年上升，更造成气候环境变迁，使暴雨、干旱、热浪、台风等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增加，而农业正首当其冲。2016年是台湾农业的极端气候年，在 2016年之前的 10年间，政府每年的平均农业灾损现金救助支出总额为 25亿元，但是 2016年先后受到寒害、台风与连续豪雨的灾害影响，根据农委会的资料，光是政府在 1月寒害所支出的农业灾损现金救助金额就高达 24亿元，几乎等同历年全年农损救助支出平均金额。至 2016年 10月 10日，农业灾损现金救助支出总额已达 66.8亿元，是过去全年农损救助支出平均金额 2.78倍。由于台湾的农业生产在 2016年极端气候事件中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可见气候变迁对农业的经营、粮食的市场稳定、整体农业处境的影响，已是迫在眉睫、必须面对的严峻处境。问题在于国家社会与政府体制是否已做足准备，依据农业面临气候变迁的景况，在正确的方向上，提出适切的因应对策。

政府目前虽就农业的各种面向，提出因应气候变迁的调适政策，然而这些政策的主轴多为消极策略。针对生产端的农民，政府的农业调适政策仍然以灾害现金救助为重心，此项政策尽管能使农民在灾后急难时刻得到支持，但如果要复原农业生产力与生产环境，协助提升对抗气候变迁的调适能力或经营模式的转型，只能倚赖农民各自努力。而针对市场端的消费者，政府也未能提出平抑市场物价的机制，导致农产品市场民生必须农产品之物价不合理飙涨。

评估农业因应气候变迁的调适政策

事实上，自1990 年开办至今的农业灾损现金救助措施，并不是针对全球暖化与气候变迁的目的来设计，它并没有预见未来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不断窜升，因此，我们应该正视气候变迁之于农业的冲击，并评估农业因应气候变迁调适政策的转型。甚至，适当的农业生产模式，也是解决气候变迁的方案之一。上世纪绿色革命带来的农业发展模式，如投入大量化学肥料，使用农药来控制疫病、害虫与杂草等自然环境对农业经济造成的影响，以机械化、自动化并耗尽地力的方式，大规模单一种植的工业化农业生产。这种生产方式需要各种石化燃料或与石化原料制成的农业化学产品，因此，这种农业模式扩大温室气体的排放，加剧全球的温室效应。

另外，在2015 年巴黎气候峰会中所提出的「千分之四倡议（4 Per 1000 Initiative: Soils for Food Security and Climate）」指出，工业化农业生产破坏土壤中具备丰富多样性的有机生物环境，使土壤的固碳能力降低。但是，若每年能提升千分之四的农业土壤碳含量，将能提升土壤的生物环境，因而改善土壤肥力和农业生产效率，进而有助于实现将温室效应之升温控制在＋ 1.5 至2℃以内的长期目标。

农作物的调适能力由其生理特质所决定，不同的农作物，调适能力当然不同。但同种的农作物中，生理状况良好的农作物，调适能力也较强，品种的差异更会表现在面对外在环境刺激调适能力上。可见栽培管理的进步，或藉育种技术从事品种改良，都有助农作物提升调适能力。台湾的农作物育种措施已有长久的历史，每个时期育种政策推行目的受当时国家背景影响，从日据时期作为发展殖民经济作物为目标，国民政府接手后，育种是为提高作物产量，稳定国家计划经济。现在育种政策的目标，则是源于80 年代的农作物商品化与台湾进入国际农粮贸易体系的背景下，以产量高、卖相佳、甜度高等提升商品价值为育种的目标。

但如今气候变迁已经成为冲击农民经营农业的主因，育出对抗气候变迁的强韧品种，推行提升农作物的调适能力的育种政策势在必行。现阶段政府仍保留完整的农技体系，但要如何确保体系充足的资源、人力与硬体设备来支持，是政府需要面对的课题。

而农业土壤环境在气候变迁中具有关键意义，过去台湾鲜少重视农业土壤在气候变迁扮演的角色，藉著「千分之四倡议」的引导，我们得知农业生产与土壤环境间存在高度关联性。农业土壤中的含碳有机物，能防止土壤受到侵蚀、有助于水土保持、提供农作物肥分并维持生物多样性。即使土壤中的碳含量些微增加，都将对农业的生产力和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平衡带来巨大影响。未来，以发展生态农业、混农林业、保育性农业，确保农业地景与环境，尽量实施各种能维持或增强土壤碳含量的农耕施作，是农业因应气候变迁可行的实际作为。

在气候变迁的情况下，农业实际所牵涉的层面非常复杂，除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与加强农业面对气候变迁的调适能力外，也涉及农业与自然环境间存在各种交互作用、农粮体系运作及国家永续发展等议题。整体来说，气候变迁增加了农业的不确定性，最大的症结仍是在于工业化与资本化的农业模式。实际上，农业是自然环境中的一环，不论是农作物或是农业环境，都与自然环境间存在绵密动态 循环体系；但由于工业化与资本化的农业模式切断了农业与环境间的关系，工业化与资本化农业模式的线性经济思维，将农业简化为固定资源、劳力投入，标准化与规模化的生产，以及高度市场化与商品化的消费模式，将农业从原有的循环使用自然环境中的土壤肥分、抑制病虫害的生物机制等与自然环境交互作用的关系中抽离。

结果，现今工业化与资本化农业模式在气候变迁的背景下充满各种不确定风险，无止尽的消耗自然资源，制造大量的废弃物，温室效应因而加剧。当农粮体系建立在缺乏韧性的工业化与资本化农业上，农粮市场的不稳定性也会因而提高，农民与消费者必需共同承担市场不确定带来的风险，连带影响国家经济体系。此外，当农业生产不再经由在地自然环境的供应，而是需要外部资源投入时，乡村社会的经济在地自然环境间相连的脐带也就此瓦解，削弱了乡村地区面对气候变迁影响的自立与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