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路民意对全球近期大选有何影响？最近几次大选中，包括台、美、法、韩、英等，网路民意的虚与实都或多或少对全球大选造成了影响，甚至有Google 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的说法。「网路讯息的虚与实」与「网路民意的虚与实」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涉及事实，后者涉及态度，态度就涉及了人们为何表达错误的意见，扣除本身错误的认知，其他意见很可能是说谎、「制造」假民意，美国总统尼克森的水门案即是众所周知的「骗术」或「说谎」。

网路时代　判别讯息真假为一大挑战

我们为什么会说谎？说谎的动机常常是为了自我膨胀，例如川普声称前往自己就职典礼的观众比欧巴马多。张赞国（2017）指出，「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是清朝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述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在大石牌坊上所看到的对联。意思是，假的被当作真的，真的也就跟假的没两样；虚无被当为实有，实有也就虚无了。

说谎是为了维持自我地位的人之常情，因为自我吹嘘常能赢来更多掌声，因此说谎也就无所不在。又或者说谎可以推卸过失，因此人们也选择说谎。在社群媒体兴盛的年代，个人可以制造资讯，因此辨别资讯或言论的真假，更是一大挑战。但人们为何会停止说谎，因为人们压根还是希望自己被认为是诚实的。而人们为何又会相信谎言，因为我们天生信任他人，不会轻易怀疑他人对我们所说的话。而且人们有既存的框架，对于你已经信任的事情会更加信任，这样做的原因是要让自身的认知协调，而非认知失调。尹子轩、曾朗天与孙超群（2016）便指出，当大众依赖数位媒体接收新闻资讯时，潜移默化地形成了对某事物在认知上的偏见。按自己喜好而选择性接收资讯的心理机制，被称为「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

在真真假假之中，我们需探求媒体的功能，并进一步说明网路媒体与社群媒体的良窳。媒体既然能够推进民主的发展，它对于民主中民众的政治参与或选举有影响吗？长期而言，这是媒体政治社会化功能的讨论。Easton与Dennis（1969）将政治社会化定义为个人获取政治定向（political orientations）与行为模式（patterns of behavior）的过程。Dawson与Prewitt（1969）二位学者的研究指出，大众传播媒介对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力不容忽视，报纸、广播、电视、杂志或是其他形式的传播媒介都会影响政治行为模式。Chaffee、Ward及Tipton（1970）和Chaffee与Schleuder（1986）证实了大众传播媒对政治社会化的功能，他们询问青少年关于父母、老师、同侪和大众传播媒介四个社会化机制的重要性，其中大众传播媒介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资讯来源。本研究认为，Dawson与Prewitt（1969）提到「其他形式的传播媒介」都可能影响政治上的行为模式，其中当代的新媒体或社群媒体正是「其他形式的传播媒介」，值得我们探讨。

网路扩大政治参与

网际网路是大众了解自身兴趣与需求最普遍与强而有力的工具，同时是青少年获取政治讯息的主要工具，已经成为最直接的政治社会化管道。相较其他世代，网路更深入发展于青少年。正因为青少年缺少投票权和对政治人物与政治系统强烈的不信任感，网际网路正好扩大政治参与的实践机会，因为它提供多样化的沟通管道，并提供即时的最新讯息，使政治参与成本显著降低（Yun and Chang， 2011）。Hooghe（2004）、Youniss（2005）在讨论影响政治社会化的因素时，也将媒体纳入重要的影响机制，发现媒体的接触与使用关系著青少年的政治态度与行为。网际网路是透过电子的方式，快速及有效地推广抗争的想法与技术，不太受时间和地理空间的限制，它的可接近性与直接的影响性使决策制定者措手不及（Ayres 1999）。

然而，社群媒体仍有其问题。弗里德曼（2016）认为，「改变自身的观念变得极为困难。因为社群媒体传递信息迅速而短暂，我们被迫仓促下结论，用140个字就复杂的世界事务发表犀利的观点。一旦这么做，这些观点就永远不会从网络空间消失。」再者，他说，「今天，我们的社群媒体体验被设计为利于传播而不是参与，利于张贴而不是讨论，利于浅薄的观点而不是深度的讨论。就好像我们认为自己是来这里对著他人说教而不是与他人对话。」（纽约时报中文网，2016）。

Google公司中东及北非区行销经理戈宁（Wael Ghonim），堪称2011年中东「茉莉花革命」的重要推手。但5年后，戈宁却坦承自己当年错判情势，因为「网路让我们团结在一起，但最终它也撕裂了我们」（蔡鹃如，2016）。那么网路民意的操作对近期各国选举而言，又有何影响呢？

网路民意在近期选举中的角色

在台湾，蔡英文的幕僚指出「整个宣传策略就是『分众、分众、再分众』」，媒体创意中心副主任詹贺舜说。过往的分众方式多半以性别、年龄、政党倾向划分，这次民进党采用了民调数据和大数据舆情资料分析，以找到精确广告投递对象。以住宅政策来说，虽然每个人都关心自己是否能买房，可是经过研析后发现，刚出社会的年轻人和上班族对于这个议题的在意程度比一般人还要高。因此，民进党会针对年轻族群爱看的Mobile 01、苹果新闻网和住宅情报相关网站投递广告。广域部分才透过传统记者会和电视广告传播（颜理谦，2016）。

在美国，根据趋势观察网站EzyInsights指出，川普在Facebook上的曝光策略，是运用大量的影片达到成功扩散目的。而一般的宣传照片，则不采过多文字去讲述过深的内容，反用简单与明确的标语，提升粉丝的互动度与情绪，这与时下主流的粉丝页经营方式同出一辙，也的确收到良好的效果。而回头看整个关键10月的布局，川普更将焦点摆放在火热的直播视讯上，光是Facebook便直播达33次，透过即时性的分享与传播，让社群变得更加活络。尽管希拉蕊拥有众多大牌艺人站台，但在照片或议题设定上，仍然不敌川普灵活的操作，也让她在网路宣传战场位居下风（Phimedia Blog，2016）。

在法国，网路选战则是遭到外力的干预。今年5月3日，法国周刊《被拴住的鸭子》在报导中指出，马克宏竞选网站曾经遭到1922次网路攻击，其中907次来自于乌克兰。在21世纪的今天，网路攻击来无影去无踪，防不胜防。在法国总统第二轮投票前一天，马克宏竞选团队仍指责有不明骇客企图入侵窃取资料，以及俄国媒体制造假消息。从最近几次美、法等国的选举可见，高科技国家试图以各种手段干预他国内政，一个国家若无一流的网路科技和交叉查证机制，势难确保其民主制度之运作（梁崇民，2017）。

在南韩，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文在寅阵营成立一个名为「文在寅1号街」的网站，将文在寅的各项选举支票，以网路与电视购物型态呈现，用视觉图表与影音方式，介绍文在寅的政见。总部能随时透过按赞数监测，关注网友们最希望哪项施政计划能尽速推动（杨虔豪，2017）。当然，本次选举竞选期间短，文在寅一开始便具有优势，难论网路选举有多少加分。

最后，在英国，梅伊主导的国会改选中，挟带著脱欧的气势，希望能一举获得民众对国会议员选举的支持，不料选举失利，只能来个「微脱欧」。Nownews（2017）便有一则新闻打趣指出：「由于梅伊曾表示说跑麦田是她做过最淘气的事，加上多数年轻选民并非保守党支持者，因此由What's On？ Norwich举办了一个在小麦田奔跑的活动来庆祝梅伊的失败政策的终结。『跑过小麦田』的活动于6月23日在诺福克诺里奇举行，同时这天是英国脱欧公投后一周年。」

从2016到2017年，台、美、法、韩、英等皆在进行大选，网际网路和社群媒体是全球化的产物，从台湾和美国的例子中，已说明网际网路和社群媒体已是国内政治动员不可或缺的媒介，唯有谨慎设计网路讯息，分众传播，始能将网路声量转化为民意，进而成为选票。然而，在法国和英国的选举中，网路讯息牵涉著他国势力的影响，使「国内」选举成为「国际」选举。而南韩前领导人朴槿惠的去职也因网路舆论重重挞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各国新元首的上任也受到网路舆情的鞭策，考验著执政者分辨那些是说谎者？那些是假新闻？假民意？

注释

Chaffee, Steven H., and Joan Schleuder. 1986. “Measurement and Effects of Attention to Media New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3(1): 76-107.
Chaffee, Steven H., L. Scott Ward, and Leonard P. Tipton. 1970. “Mass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Journalism Quarterly 47: 647-659.
Dawson, Richard E., and Kenneth Prewitt. 1969.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n Analytic Study. Boston: Little, Brown.
Easton, David, and Jack Dennis. 1969. Children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Origin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New York: McGraw-Hill.
Hooghe, Marc. 2004.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s.” Acta Politica 39: 331-341.
Nownews，2017，〈英国年轻人　庆祝梅伊败选的方法〉，国际中心：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70610/2557288，检索日期：2017年07月05日。
Phimedia Blog，2016，〈从美国大选看社群媒体力量〉，Phimedia Blog：http://blog.phimedia.tv/2016/11/social-media-effects-us-president-election/ ，检索日期：2017年07月05日。
Yun, Seongyi and Woo Young Chang. 2011. “New Media a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Teenagers: The Case of the 2008 Candlelight Protests in Korea.” Asian Perspective 35: 135-162.
尹子轩、曾朗天与孙超群，2016，〈激化的民主：新媒体与美国总统大选〉，转角国际：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2065690，检索日期：2017年07月05日。
托马斯．弗里德曼，2016，〈社交媒体是破坏者还是创造者？〉，纽约时报中文网：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60216/c16friedman/zh-hant，检索日期：2016年2月16日。
张赞国，2017，〈推荐序 后现代新闻：假作真时真亦假〉，彭芸著，《数位时代新闻学》，台北：双叶。
梁崇民，2017，〈国际干预．网路战争．法国大选〉，自由评论网：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00866，检索日期：2017年07月05日。
杨虔豪，2017，〈大选现场直击：后朴槿惠时代，南韩人的抉择⋯⋯〉，报导者：https://www.twreporter.org/a/south-korea-election-eve，检索日期：2017年07月05日。
蔡鹃如，2016，〈「网路让我们团结 也撕裂了我们」回顾阿拉伯之春… 戈宁：我误判情势〉，中时电子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412000422-260102，检索日期：2016年4月12日。
颜理谦，2016，〈小英团队的网路作战策略：细节、分众、接地气〉，数位时代：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39637/BN-2016-05-19-175914-178 ，检索日期：2017年07月0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