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月15日，台湾结束长达38年的戒严，转眼已经30年。30年后，台湾政治改革的成果，受到世界瞩目，历经三次政党轮替，民主巩固已有相当的成效，言论及新闻自由在亚洲已经名列前茅。不过，这样的发展并不是解严所能达成的，而是后续台湾人民继续追求自由、民主，并要求执政者改革，好不容易才获致的成果。既然如此，解严的历史意义是什么？又达成何种效果呢？

台湾政治发展脉络的戒严与解严

一般认为解严是台湾自由化、民主化的重要里程碑，但是，解严固然是台湾政治史上重要的转捩点，至于它在台湾自由化、民主化改革所具有的意义及角色，必须从整个台湾非常体制形成的历史脉络中来理解，才可以得到清楚的定位。换言之，厘清戒严在非常体制形成的位置，是第一步的工作。

二次大战终战后（国际法上，战争是在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才告一段落），国民政府根据「联合国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划分的接收区域，于1945年10月25日由陈仪接收台湾。此后，国民政府便根据国民党「一党训政」体制的法令来实施统治，如此与民主宪政或是人权保障的原则，大相迳庭。

其后，1946年中华民国政府制宪，并在1947年的年底开始行宪，不过，不仅原本训政体制和战时的法令尚未有效调整，整个非常体制的形成，实际上也就在制宪与行宪之间开始展开。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后，国民政府准备推动制宪的工作，从根柢修正不符合近代立宪主义基本原则的「五五宪草」，通过具浓厚近代民主宪法色彩的「五五宪草十二项修改原则」。为了实施宪政体制的准备工作，根据国民政府主席兼国民党总裁蒋中正的指示，孙科召开了最高国防会议，检讨可能违宪的相关法律及制度，但是当时决议必须进行的改革与修正方案，并没有完全的落实。1946年12月25日，制宪国民大会通过以「政协宪草」为蓝本的现行中华民国宪法。针对违宪法令的修正等问题，制宪国民大会也制定「宪法实施之准备程序」，明订「行宪」的步骤与时程。

但是，在准备行宪必须进行的违宪法令废止或是修改工作，进展相当有限之际，1947年7月，国民政府就下令动员戡乱，原本决议必须废除的「总动员法」复活，成为政府实施动员戡乱相关管制措施的重要依据。而在1947年12月开始行宪之后，动员戡乱体制与行宪体制就充满了矛盾，因此，虽然执政者宣称一边行宪一边戡乱，形式上也必须有一个「实定法」的依据。1948年第一届国民大会召开后，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个在1970年代以后开始被批评为宪法的「违章建筑」，制定之初实际上是具有时间性修宪意义的条款，明白赋予了「动员戡乱时期」一个宪法形式上的依据。而后，1948年的12月，中华民国政府开始在中国大陆实施戒严（未包括台湾澎湖），1949年5月20日，台湾开始实施临时戒严（1950年1月公告将台湾划入接战地域的戒严令）。根据前述台湾非常体制形成的过程，在戒严令开始之前，台湾就已经进入了非常体制，因此解严和去除非常体制回归民主宪政，就制度上来讲还存在著相当大的差距，必须去除整个非常体制，台湾才有可能回归民主宪政的常轨。

解严的历史意义

长期戒严下，台湾人权受到了相当的限制。依据1949年的「台湾省戒严令」，在戒严期间，「严禁聚众集会、罢工、罢课及游行请愿等行动」，「严禁以文字标语，或其他方法散布谣言」。如「意图扰乱治安」，如「造谣惑众者」、「聚众暴动者」、「罢工罢市扰乱秩序者」、「鼓动学潮，公然煽惑他人犯罪者」，「依法处死刑」。而根据「戒严法」及「惩治叛乱条例」，叛乱罪及「戒严法」规定主管机关认定可送交军法的重大犯罪，平民也由军法机关侦讯、审判。就此而言，解严至少是解除了军事统治的合法性，人民犯罪基本上不再受军法的审判，而军事情治机关在形式上，也不再指挥或是执行一般人民犯罪工作的侦讯、调查或是审判，这在人权发展史上当然有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由于戒严令只是台湾非常体制的一环，解严的效力，最多仅止于化解戒严令体制下对人权的箝制，台湾要回归自由民主体制的常态，则必须要进一步结束动员戡乱时期，处理原本包括训政体制在内，所有非常体制以及违宪的法律命令才有可能。

更重要的是，根据「戒严法」第10条规定：戒严令下平民因为「戒严法」第8条和第9条规定，遭到军法审判，「均得于解除戒严翌日起，依法上诉」。但是，蒋经国总统领导的国民党当局，坚持制定来取代戒严令的「国安法」把这个可能冻结了。「国安法」第9条规定：平民遭到军法审判，「刑事裁判已确定者，不得向该管法院上诉或抗告」，这比「戒严法」更严厉地限制了人民的司法救济权。

因此，1987年的解严，对于戒严时期自由、人权的保障，还达不到「戒严法」所保障的规定。解严了，却无法根据法律进行对戒严时期人权受到侵害的案件重新检视，体制内原本有限的「转型正义」，在蒋经国总统的决策下，根本无法展开。

根据前述的讨论，解严仅是台湾自由化改革的开端，并无法达到落实宪法对基本人权的保障。而蒋经国总统直到执政的最后，没有准备推动国会全面改选，因此人民无法透过定期的选举来决定谁来执政，自然也不可能透过定期的选举来达到政党轮替的可能，民主化的改革进展更为有限。

成为「自由国家」与民主化后的转型正义

台湾自由化、民主化改革的落实，是在李登辉主政的1990年代展开。1991年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是台湾终结非常体制，推动进一步政治改革的关键。不过，在终止动员戡乱体制后，随即引爆的「独台会事件」，再次凸显「言论叛乱罪」的问题。在改革的要求下，「惩治叛乱条例」旋即废止，次年，「刑法」100条修正，解决了「言论叛乱罪」的问题，也终结了「白色恐怖」，基本上完成自由化改革。

至于民主化的改革，第二届国民大会代表及立法委员的选举在1991年、1992年先后举行，完成国会全面改选，这是民主化的第一阶段。而后再透过修改「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赋予地方自治的宪法基础，使得地方自治的法制化得以在1994年开始展开。而1996年的总统直选，更是人民可以透过选举，直接决定国家执政者的最后一哩路。1997年「自由之家」进行的1996年评比中，台湾也开始名列自由国家之林。

前述自由化、民主化改革成效可观，但是对于过去侵害人权事件的反省、平反，甚至追究责任，进行转型正义的推动，则是另一个问题。

李登辉总统任内，从228事件著手，回应民间的要求，进行228事件的调查。在调查报告出炉之后，李总统代表政府表达道歉之意，同时成立228事件纪念基金会，在制度上提供补偿的管道。继228事件之后，白色恐怖的平反运动也在民间的压力之下展开，国民党当局再次透过立法的手段，进行白色恐怖的补偿。

前述这些补偿作业，基本上都伴随一定程度的真相调查，但是档案无法全面公开，使得真相的探究面临相当大的困难，而进一步的责任追究，则更为艰难。整体而言，在李登辉总统时期，对受难者以及家属有一定程度金钱上的抚慰，后来在陈水扁总统时代，再有形式上回复名誉的措施。

但是，探究这些人之所以受害，而试图进一步追究加害者，甚至探究主要政治负责人的政治责任，则遭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228事件的部分，虽然228事件纪念基金会在2006年完成了责任归属报告，也曾报请行政院备查，但是不仅在制度上并没有取得与之前行政院228事件调查报告的地位，成为官方正式的报告，而且在民间也有非常多不同的声音。因此，对台湾而言，民主化改革之后所剩余的历史待解问题中，最重要之一，无疑就是对过去被强人威权统治时期侵害人权的平反，与历史责任的探究。如此，才能避免历史的重演，使台湾的自由民主更加深化。这也是蔡英文总统宣示要推动转型正义，重要的历史意义。

注：本篇是根据笔者过去研究「中华民国宪法」及战后台湾政治发展的相关论文，整理、增删而成。如读者有兴趣进一步了解，可参考：〈蒋经国与台湾政治发展的历史再评价：以解严为中心的探讨〉，《台湾风物》60：4，2012年12月；〈战后台湾非常体制的形成问题〉，《许志雄教授六秩华诞祝寿论文集－立宪国家之课题与挑战》，台北：元照，2013；薛化元、杨秀菁、苏瑞锵，《战后台湾人权发展史》，板桥：稻乡，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