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民谣迅速地在中国大陆复苏，评论人指这样的风潮，是无可依傍的现代人，在民谣中找到归依，而中国大陆民谣的发展，与台湾的民歌运动不脱关系。当年台湾在国际局势孤立的年代，知识份子寻找自我认同的渴望，如今在中国大陆则是以文化自信、自觉的角度传承并再次让民歌复兴。

民歌正名争议

中国大陆所谓的「民谣」，与台湾的「民歌」，都是英文中的「folk music」，但中国大陆的语境下，「民谣」更趋近于小清新的，即台湾所谓的「民歌」；而中国大陆的「民歌」则更常指「原生态」的、地域性强的民俗音乐。但乐评人指出，其实若回归传统，则民歌与民谣其实是同源之水，至今也殊途同归。

台湾关于「民歌」一词亦曾有过论战，1975年6月6日，台湾大学生物学研究生杨弦在台北中山堂举行的「现代民歌创作演唱会」，堪称为台湾「民歌运动」的滥觞，然而所谓民歌，如《台湾音乐史》中的定义，乃是来自于民间，由集体或个人创作，经口口相传后流传开来的歌曲形式，学院派据此抨击自称为「民歌」的现代民歌。

1976年2月13日，余光中以一篇〈民歌的常与变〉为现代民歌做辩护，从中国古代乐府诗及西方叙事民谣发展的角度来论证「民歌」命名的合理性，回应了一些「假民歌之名以自重」的质疑声音，认为此时提到的「现代民歌」与传统民歌的定义已大有不同，「现代人要听民歌，要听新的民歌，只有自己动手来写，不可能等『民间』像酿陈年老酒岁月悠悠的酿出一首民歌来。」

民歌运动推手，电台主持人陶晓清也曾指出，现在的时代不可能产生以前那样的民歌，现在的东西若能经得起考验，也许经过十几二十年后，就能代表我们的时代。对「现代民歌」的支持者，更关注的不再是「是否来自民间」而是「是否能代表一个时代」。

两岸民歌精神

70年代民歌运动有其宏观的背景，从「保钓运动」、被迫退出联合国、中日建交、台美断交等一连串的外交挫败，强烈的失落感带来民族意识的觉醒。一部分有识之士认知到不能再盲目追随西方现代主义，开始回头关注台湾本土文化，于是在音乐上，表现为「唱自己的歌」，在1975年杨弦的现代名歌演唱会前，便已有李双泽演唱了陈达的恒春民谣《思想起》，写了《少年中国》、《老鼓手》，胡德夫唱了卑南民谣《美丽的稻穗》。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那酒一样的长江水，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杨弦和胡德夫演唱以余光中的现代诗谱写的《乡愁四韵》，李双泽唱起由蒋勋的诗改写的《少年中国》，一如歌词「我们隔著迢遥的山河，去看望祖国的土地，你用你的足迹，我用我游子的乡愁」，当时的民歌手在处理身分认同问题时，一部分的立场是混杂了民族主义、反西化等多种渴望，并没有彻底推翻原有的文化传统，而是在「黄河」、「长江」、「土地」等意象上寻民族之根，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寻找新乐园，在本土与故土的文化遗产中反思与创造。

民歌运动中有些既非传统民歌，亦非流行艺术歌曲，以古代诗作谱曲的作品，则颇有些藉古讽今的意味，如取材自《红楼梦》的《好了歌》，谱曲和主唱者吴楚楚便指出那些沽名钓誉、贪图财富的现象背后，均是浮云。又如取自明朝诗人杨慎词作《临江仙》的《咏三国》，一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是非成败转头空」，道尽中国历史的变迁，一方面，这样的写法也是一种因应当时「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政策的方式，创作者将想表达的讯息隐藏在「中国风」的保护色下，躲开封杀。

陶晓清在电影《40年》中指出，到了80年代，年轻人透过民歌抒发对社会的观察，而「唱自己的歌」中的「自己」也已摘去家国情怀，转向凸显个人，这一时期的民歌取材广泛，从社会风俗到友情、送别，情爱都脍炙人口，此时中国大陆的流行音乐也刚走出红歌时代，迎接港台新风涌入，《校园民谣》、《青春无悔》等专辑亦将中国大陆的校园民谣推向巅峰。

中国大陆新民谣成慰藉

1994年1月大地唱片发行《校园民谣》，此前的 1993 年，正是中国大陆国家教委发布《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报告》后，第一届学生就业不包分配的毕业季。从这一届大学生开始，官方不再负责分配，而是实行毕业生和用人单位之间「双向选择」的就业机制。这意味著，此前被誉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一下子被推向他们并不熟悉的就业市场乃至整个巨变中的社会，待价而沽。

从小一直接受的集体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体想像彷佛一下子落空，这批大学生将要进入的，是一个财富和特权开始掌控话语权的他者空间，因此在校园民谣里，我们会不断听到关于命运的叹息、青春的告别，听到短命的纯美爱情和相忘于江湖的友情，这些情感似乎缺少明确的社会指向，也没有什么清楚的政治诉求和牢固的阵地，它们只能返身上一个时代的氛围寻找慰藉。

「2007到2009年，民谣场景突然在两岸三地大爆发，成了这2年流行音乐领域最受瞩目的事件。此时，曾经的民谣歌手纷纷推出新作，新的民谣歌手如雨后春笋，民谣从暗流汹涌到了地表」，资深乐评人李皖曾如此描述。校园民谣热消隐后，又一度成为热点，这一波民谣的复兴被称为新民谣，队伍中群贤云集，传奇老将纷纷重入江湖。

一些观察者看来，新民谣已经成为「一个让不少城市知识青年、文艺爱好者、学者们所讨论和期待的事物」，也有论者认为新民谣「隐约呈现出某种文化『运动』的气象」。中国大陆民歌乐手如周云蓬唱海子的《九月》，钟立风唱张枣的《镜中》，野孩子唱北岛的《一切》等，一时百花齐放，专栏作家一把青便指出，唱出肺腑之声的中国大陆民谣热，宛如承袭了台湾的民歌精神，持续唱出自我定位的追寻。

民歌回归乡土

近年，《成都》、《南山南》、《车站》、《天真热》等中国大陆民歌无论从歌词、编曲还是调性上都相当「接地气」，掀起不小的流行浪潮。与 20 年前偏于青春感伤的民谣风格相比，这股潮流展现出新的趋势和新的气象。歌手赵雷凭藉民谣《成都》在一档综艺节目中脱颖而出，此曲也一时刷爆「朋友圈」，引发了大众对民谣的广泛关注。近两年来，作为流行音乐分支的民谣在中国大陆再次呈现出蓬勃的复兴之势。

乐评人指出，「回归乡土传统」的思路兴起，音乐人在传统民歌中挖掘城市人能欣赏的素材，正是近年民谣兴起的基础。在中国大陆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原生态的乡土音乐正被大规模边缘化，很难进入城市文化的内核；凶猛的外来音乐又有截然不同的背景，难以表达本土性的情怀。「新民谣被广泛地赋予了嫁接乡土和城市文化的角色。比如立足于北京的 IZ 和杭盖乐队，都大幅度地将山地和游牧音乐元素融入他们的音乐里，白水乐队将四川农耕的绿色感受带给了观众，苏阳把宁夏的土花儿音乐唱给城市人听。他们都很成功」，中国大陆音乐人魏小石说。

台湾的「民歌采集运动」迄今50周年，民歌采集运动，由留欧的前辈音乐人史惟亮、许常惠共同发起，当时在现代主义的主流思潮下，西洋音乐大量充斥，史惟亮与许常惠对当时台湾的「重洋轻本」感到忧心，遂开启了采集运动，并组成了采集队，史惟亮领军的东队走访泰雅、布农、排湾，鲁凯等族为采录对象，西队由许常惠领军采录西部平原的福佬、客家等族。当年的民歌采集运动，发掘了陈达、廖琼枝等民间乐人，也以录音和文字记录下当时台湾的声音。

从台湾的民歌采集，到中国大陆「新民谣」嫁接了乡土与城市两种文化，民歌的低唱浅吟，甚至朴素到简陋的旋律，像是自然的旋律与唱和，在两岸音乐发展中，至今仍产生触及心灵深处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