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与南亚近年来成为国际政治关注的重点区域之一，它们的人口红利在过去20年来逐渐转换成支撑全球供应链的生产基地，各国经济能量的快速成长更打造出跨国与跨区域的新兴市场。东南亚与南亚的区域及社会发展路径，对应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蓝图，是驱动亚洲整体进步的关键。更重要的是，区域内的主要枢轴国家（pivot states）如印度、印尼等逐渐在全球大国政治舞台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国际政经体系与发展议程中持续蓄积的能量，使得东南亚与南亚的战略地位与重要性与日俱增。特别对台湾来说，周边国家长期发展的多样整合计划与新型态伙伴关系，对于我国整体对外关系的布局焦点、推行倡议与发展愿景而言，都深具意义。

│新焦点：亚洲南沿的区域合作趋势

亚洲大陆南沿的陆地国家与海洋国家，近年来成为全球主要大国积极争取的地缘政经板块。在东南亚，1967年成立的东南亚国家协会（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以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与新加坡为创始国，陆续在30年内扩及到整个东南亚，包含汶莱、柬埔寨、寮国、缅甸与越南等10个国家。

这些国家的人口总数超过6.3亿，包括拥有超过2.5亿人口的印尼与1亿人口的菲律宾。当然，也包含仅有40万人的汶莱。东南亚国家的政治体系迥异，经济结构也不尽相同。区域里有印尼、新加坡、菲律宾以及快速朝民主转型的缅甸；有君主专制的汶莱以及君主立宪的泰国、马来西亚与柬埔寨；也有诸如越南、寮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表现上，新加坡的人均GDP在东南亚位居第一，超过53,000美元；而CLMV国家（柬埔寨、寮国、缅甸与越南）尽管经济成长快速，但人均GDP仍未超过3,000美元，其中，缅甸与柬埔寨仅有1,300美元。

尽管如此，东南亚国家在历经50年来异中存／求同（unity within diversity）的合作过程，逐渐厚植区域整合的能量。2015年底，东协国家领导人宣示正式建成的东协共同体（ASEAN Community），涵盖了经济体（ASEAN Economic Community）、政治安全体（ASEAN Political Security Community）、以及社会文化体（ASEAN Socio-Cultural Community）等架构，标志出东南亚集体行动的新蓝图与新未来。

在南亚，1985年成立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SAARC），现有阿富汗、孟加拉、不丹、印度、马尔地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8国，超过17亿的人口，甚为可观。南亚各国的政经与社会情势更为多元分歧。区域内有几个国家拥有超过1亿以上的人口，包括了印度（13亿）、巴基斯坦（1.9亿）以及孟加拉（1.6亿），最小的国家则是马尔地夫，同样仅有40万人左右。在政体方面，从老牌民主大国印度到君主立宪的不丹，展现出极为不同的政治运作型态。在经济上，马尔地夫的人均GDP约在8,700美元，其次为斯里兰卡（3,700美元）、不丹（2,900美元）、印度（1,700美元）、孟加拉（1,500美元）、尼泊尔（750美元），而阿富汗的人均GDP仅有500美元。

尽管南亚国家之间仍存有双边紧张情势，但区域国家还是期待在观光、农业、环境与灾害、经贸与金融、资讯与扶贫、能源、交通、教育、科技、安全、社会与文化等领域推动交流，借由对话累积互信，加强成员国之间在双边与多边的合作成果。

特别是南亚自由贸易区的建构，不仅是各国的共识，也是强化区域竞争力的重点计划。

东南亚的共同体推动计划从1990年代酝酿迄今，特别是在共同体的运作愿景与制度合作的架构方面，已经累积相当规模。东南亚领导人与政策社群、智库网络及民间社会的跨国交流，亦早已超溢经贸政治的范畴，其中，「以人为本」（people-centered）、「以民为导向」（people-oriented）的议程，成为区域内与国际间关注的焦点。相较之下，南亚的区域合作尽管在制度内涵与大国重视方面不若东协，但却也累积了不少针对社会发展、人民福祉与区域治理的合作计划，试图累积区域认同的基础。不可否认地，这两股在亚洲南沿酝酿多年的合作趋势，由内而外地改变东南亚、南亚与亚洲在全球政经版图中的权重。

│新倡议：南向政策的区域扩散

事实上，不仅台湾积极推动新南向政策，试图深化与东南亚及南亚的伙伴关系，亚洲的主要国家近年来也纷纷发展具有特色的东南亚或南亚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区域扩散的效应。这些战略中有的以东南亚或南亚为主体，有的则是以关注亚太整体情势发展所设计的区域战略。

举例来说，美国欧巴马总统（Barack Obama）的亚太再平衡战略（Rebalancing Strategy），关注东南亚及东亚，强化美军、美国自由贸易、美国海洋法治与航行自由、美国民主等价值的区域布局，成为经略东协的主调。而到了川普总统（Donald Trump）执政期间，东南亚与南亚仍然关键，同时也是川普政府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日本政府与各种独立行政法人、商业团体长期以来深耕东南亚，推进各类开发计划，成为推动在地社会与区域经贸整合的助力。日本的资金、援助、技术，甚至是经过再生整理的车辆与设备，都成为东南亚快速发展的重要资源。近期的「新东京战略」（New Tokyo Strategy）更是安倍晋三总理启动地球仪外交后的重点倡议。日本不仅与越南、柬埔寨、寮国、缅甸与泰国在双边基础建设合作与人才培育方面推动合作计划，整个中南半岛与湄公河流域更是日本强化与东南亚及东协共同体关系的支撑点。

中国大陆对于东协及其成员的布局战略自1990年代开始急起直追，在2010年中国大陆东协自由贸易区（CAFTA）建成后，北京便以「黄金十年」与「钻石十年」来凸显中国大陆与东南亚各国及东协组织的友好默契。这种比起以往更为友善的关系，立基于北京所释出的经贸利益与诱因上。当然，习近平在上任后所启动的「一带一路」战略倡议，便是要藉著「西向」来巩固中国大陆崛起的腹地。其中，东南亚便是周边要地，是海上丝路的起点。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群对于中国大陆的高度期待及需求，更被操作成双方形构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利基。

相较于中国大陆，印度在穆迪（Narendra Modi）总理上任后，再次启动了关注东亚与东南亚的「东行政策」（Act East Policy）。其中，诸如缅甸、泰国、印尼与越南分别在交通走廊连结、跨国移民、政经网络，以及南海问题上扮演举足轻重的支柱角色。值得注意的是，缅甸与印度长期维系紧密友好关系，尤其展现在翁山苏姬（Aung San Suu Kyi）所领衔的新缅甸。越南与印度的合作聚焦在海军与国防领域，透过建设海军舰艇、训练军事人才，甚至在海事领域的合作如能源开发、在南海争端方面寻求共识等，都是印度从战略上东行布局的焦点。

最后，台湾与韩国近两年由政府揭示了深耕东南亚的战略意图。在台湾，蔡英文总统上任后力推「新南向政策」（New Southbound Policy），希望能实质强化与东南亚、南亚及纽澳的关系，建立「以民为本」的全面连结。2018年的今天已经迈入「新南向二年」，政府借由产业人才发展、医卫合作与产业链发展、创新产业合作、区域农业发展、新南向论坛与青年交流平台等五大旗舰计画，结合公共工程、观光与跨境电商等三大潜力领域的推动，与邻近国家共同探索并建构新型态伙伴关系。

最后，韩国文在寅总统于2017年提出的新南方政策，特别强调人民、和平与繁荣的议程，对应东协的社会文化体、政治安全体与经济体的发展议程，进而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当然，韩国过去在东协国家所推动的各项深耕计划、软实力社会影响，以及跨境连结，同时也将成为韩国再次强化与东南亚国家及社会关系的重要利器。

仔细检视这些亚太主要国家的东南亚、南亚及亚太经略计划，可以发现相关倡议多半由国家或政府主导，并且协同民间社会的力量促成该国政府在区域、次区域，以及双边关系上的紧密连结。当然，相关政策与战略的目的除了要加强主要国家与东南亚及南亚区域的政府关系，更重要的是透过新型态多元伙伴关系的建立，深化大国在区域内的全方位影响力。而前述区域政策与战略布局的快速扩散，也证实台湾自2016年所启动的新南向政策，的确有助于将自身的国家利益镶嵌在区域发展过程与核心议程中。

│新愿景：从新南向放眼印太新型态伙伴关系

新南向政策执行迄今已进入第二年，国内社会对于东南亚、南亚以及亚太整体区域的情势与发展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在国际媒体（特别是东南亚与南亚各国的主要媒体）对于台湾参与区域及国家发展的意愿与贡献，也有较以往更为充分的掌握与报导。当然，南向新政的具体成果，不仅局限于经贸共荣、资源共享、制度发展与社会连结领域；诚如蔡英文总统在2017年参加玉山论坛的开幕致词中所言，它将成为「台湾的亚洲战略」（regional strategy for Asia）。

新南向政策是台湾盘整国内能量与扩展对外关系的新起步，它更是拉近与亚洲主要国家的新平台与新架构。新南向的战略愿景不限于地理上的东南亚及南亚，而是更具包容性与开放性的亚洲与印太体系。当然，政府与民间社会的持续协力前行，才是台湾诠释、打造与凸显亚洲战略的成功要素。

从新南向深耕，放眼未来的印太布局，台湾应强调与彰显各种新型态的伙伴关系与价值，至少包含以下三点：其一，促进稳定、自由与和平的新区域；其二，共构良性竞争与共同成长的区域市场；其三，推广相互尊重与共同发展的跨国社会。这些价值与关系的建立，需要共同体伙伴成员国家、政府、企业、社会与人民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