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18）年两会是继中共「十九大」后，最引外界关注的一次会议。除了依往例通过新一届国家机构与全国政协领导人员建议名单外，特别是「修宪案」、「国家副主席人选」、「监察委员会」设置，与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推动第三波大部门体制改革。其影响层面在于习核心权力布局、国家监察体系启动以及习规划的人事基本到位，特别是习核心权力进一步巩固后，如何有效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将是未来五年关注的重点。

第五次修宪

中国大陆「八二宪法」至今已经是第5次修宪，前4次修宪主要是将邓小平以来核心领导人的理论，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以及中共的重要路线，如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私有财产权等写入宪法。本次修宪除了将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下简称「习思想」）写入宪法外，也将十八届六中全会以来「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与领导核心的连结，上升为国家意志，包括「习思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让习近平的改革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同时把原宪法第1条「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加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让习近平的权力延续与中共执政菁英的执政利益绑在一起。

3月11日中国大陆全国人大高票通过修宪案，外界高度关注第79条「国家主席」与「国家副主席」的两届任期限制也被取消，使得自邓小平以来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与建立任期制的规划，让位于习近平「三位一体」的需求，主要影响当然是4年多以后「二十大」的权力接班问题。由于中共「十九大」并无安排六○后的接班梯队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如今配合习思想入宪，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使64岁的习近平，在2022年「二十大」继续「三位一体」已经没有制度上的限制，这对未来接班制度与菁英权力平衡之影响，值得继续观察。

此外，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全面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逐步勾勒出习近平那套制约权力的「笼子」。当中提出扩大立法权限从49个「较大的市」，下放到282个「设区的市」。因此，本次修宪将第100条第2款修改为「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报本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以解决「红头文件」的乱象，建立法的秩序。

完成「监察委员会」法源

本次全国人大修宪在第三章「国家机构」，增列第七节「监察委员会」，同时也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从国家监察委的设置，可以看出习核心的意志与效率。从习近平于2016年1月中纪委会议中，提出「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后，年底十八届六中全会后便推动京晋浙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并设立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去（2017）年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宣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许可权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十九大」后，中央开始推动全国试点，在2017年底与2018年初召开的省、市、县人民代表大会上产生三级监察委员会，使改革与地方人大换届工作紧密衔接，全国人大常委会也通过授权全国试点，并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本次修宪与「机构改革案」赋予国家监察体制法源与组织编制。包括增列各级人大选举罢免监察委员会成员之职权（62-67条；101-104条）；将监察权从国务院与各级政府移出（89条、107条）；以及第三章国家机构增列「监察委员会」（123-127条），定位各级监察委员会为国家监察机关、监察委员会组成、任期与职权、监察委员会的条条关系、向人大与上级监委负责、独立行使职权以及和审判、检察机关和执法部门的关系。在解决监察委员会的法源问题后，紧接著就是组织整并的进度与监察权行使的立法问题。

本届全国人大选举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为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而非中纪委书记赵乐际，主要意义仍是强调以党领政。紧接著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将授权监察机关可以采取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措施开展调查。未来在国家监察委正式成立后，包括党政关系、权力监督、机构整合等问题一一浮上台面。特别是对于「留置」取代双规后，与人身自由权的冲突，将是未来监察权行使的关注重点。

重要人事与机构改革

本届人大以2,970全票通过，选出习近平为国家主席；2,969票选出王岐山担任国家副主席。除了对外宣示全体一致的态度，王岐山在退下常委后，又接任了国家副主席，显示其对习近平的重要性。以王岐山过往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与中美经济对话的经验，还有过去5年中纪委反腐的功绩，都能作为习近平倚重的咨询对象。此外，汪洋也当选新任全国政协主席，而续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也提名通过韩正、孙春兰、胡春华、刘鹤为副总理，魏凤和、王毅、肖捷、赵克志为国务委员。但原国务委员杨洁篪未续任，仍需观察他未来在外事领导小组的工作安排。

前述《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国务院延续2008与2013年两波「大部门体制」改革，本次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改组幅度更大。整并后的国务院组织，正部级机构减少8个，副部级机构减少7个。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26个。包括组建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文化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设「退役军人事务部」、「应急管理部」，以及银监会、保监会合并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中有「小国务院」之称的发改委，本次机构调整也分出部分权责到资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文化旅游部与审计署等部门。只是「政府机构改革」不仅仅是部门的减少与合并，当中对于合并的对象与顺序、内部整合、人员精简，都挑战既有的部门利益。因此从前述两波部门改革的「三定」，到本次提出「机构编制法定化」，无非要对机构编制建立「硬指标」，但能否整治李克强口中的「挂空档」、「中梗阻」，则是新一波改革成效的观察点。

未来观察

综观十九大至今，在政治局与常委会等最高决策体系中，习的人马已占有绝对多数，两会结束后政府人事也陆续到位，进入「习核心」元年。引用学者钱钢的形容「新时代中国特色」：集一党之权、举国之力，统一意志和步伐，压制异见，清除路障，高效建设美丽新世界，蛮符合当前中国大陆的政治氛围。

本届两会与修宪重点在强化党的领导与巩固核心，这也说明「法治」在中国大陆，虽然有助于建立依法行使权力的意识形态，但它同时也可作为巩固现存政治秩序的工具。在社会层面，受规范的一方若没有足够的参与权与对话空间，所衍生的就是国家社会关系的不对等；在国家层面，权威者在不同时间利用不同规则或修改规则，也影响法治精神的建立。

「任期制」对「三位一体」的重要性，主要原因在于威权政体中，可能缺乏一个独立的权威机构或制度，得以保证执政者的承诺，并维护菁英间的权力分享。当宪法任期取消后，国家主席任期只能取决于核心领导人的自觉或者与执政菁英间的力量消长，依附于党的权力动态。另一方面，中共政治改革必须建立在强人领导的环境下，但是在此环境下却难产生强势的接班人，导致下任相对弱势的领导上台后，改革可能难以为继，因而成就强人继续领导的正当性。

对台湾而言，习核心权力高度集中，在决策速度与政策内容都显现更大的自主性。新领导班子在外事与对台工作上，以知美派为主要成员，因此未来两岸关系外部有美中关系架构，内部有习的「笼络」政策，基于两岸体制差异，我方如何调整决策步调，因应中国大陆的「单线」操作，实应有更积极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