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于中共「十九大」写入党章，也于今年全国人大修宪后「入宪」，中国大陆各项发展也被官方正宣布进入「新时代」。然而，就在「社会治理」也被标志进入「新时代」的同时，2017年11月18日，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发生火灾导致多人死伤，其多为居住在廉价公寓的外来务工人员，致使北京当局在火灾第二天后雷厉风行、部署为期40天的全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

此次事件的争议之一即是「低端人口」4个字，其指的是低学历、低收入、从事低端产业的人口，此一语汇竟出现在官方文件与宣传标语中，且政府采取包括断水断电、断供暖、限期搬迁、强行清理、行政拘留等方式「切除」此一人群在北京的生存机会，也因此被大陆网民戏称为北京「排华」行动。

僵化的户籍制度与复杂的土地利益

与此一事件最直接相关的是中国大陆长期以来区隔人群的「户籍」以及其所延伸的「土地制度」。为避免涌入过多的外来人口，近年来各大城市纷纷开始管制「落户」。以北京为例，一方面提高「落户」门槛，如2016年北京新增户口仅2.4万，增速大大降低，这也是为何近年频频传出北京户口的「黑市价格」暴涨的原因；另一方面，北京市总人口数已接近2017年9月公布的「北京城市总规划」所明定2020年总人口为2,300万人，这也是为何居住在北京的外来人口成为被「切除」对象的主因。

在土地问题方面，中国大陆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城市土地为国有，然而，在集体土地市场化的推动下，也让原本复杂的土地问题成为地产商、地方政府、农民等「兵家必争之地」。2015年2月，中国大陆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全中国大陆选了33个地方试点，推动集体土地进入市场，此事件发生地大兴区则是北京市唯一入选的区域。大兴区由于位居城乡结合部，土地被工业区、小作坊和外来人口租住的公寓分割而呈现「碎片化」，完全阻碍北京当局「整体规划」的意图，故「大清理」就成为解决零碎产权问题的最佳选项。再加上驱赶外来人口之后，北京正在试著将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的村民集体所有土地也纳入开发规划，安排了「农村集体土地入市」的改革试点，其中庞大的利益不言可喻，也因此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

「清除」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一部分

此次「大清理」是因大兴区大火的偶然还是北京整体城市规划的必然？本文认为大火只是导火线，事实上，这一切都在官方的既定议程中。自从2014年2月习近平首次提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后，国务院2015年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而北京市先后于2015年通过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和2017年《北京市总体规划》，由上而下确定了北京市2,300万的人口上限。因此，如何「纾解」北京的「多余人口」与非首都功能，就成为北京市当局的首要任务。而既然是「既定议程」，就有必要将此事件的全貌看清楚，这就得将「雄安新区」与「通州副都心」一起列入考量。

在「雄安新区」方面，2015年2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上提出：「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大国的首都，不应承担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承担过多的功能。」故「雄安」具有最大规模首都疏解区的功能，用北京的「切除」加速雄安的建设，用雄安吸收、缓解北京「切除」后的震荡。在「通州副都心」方面，近期北京市已启动搬迁至通州副都心，包括北京市委、市人大、市政协等「三大班子」率先完成搬迁工作，预计两年内带动40万人「东迁」，协助纾解北京城区人口。就此而言，此次的「硬切除」是属于北京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2014年北京即已出现「软清除」的手段，包括上调水、天然气、交通价格，拆除传统市场与幼儿园，并不断提高外来者入城的门槛，如外来人口的小孩要入读公办学校，其父母需提供多达28份证明材料，想要让这些外来人口生活成本增加，没想到他们并没有「知难而退」，故在「政治压力」下，「硬切除」成为必然。

社会力量孱弱的回应

北京市政府此一「切除」的行动，引发社会舆论极大的反弹。然而，大量的网路评论在「网管」部门持续高效删帖下被屏蔽，超过百名知识分子发布了致中共中央的联署信也几乎也未获得官方的回应。部分艺术家将政府驱赶民众的影片上传到网路以为声援，随即遭当局搜捕，而被清理的人群也多次在夜间举标语抗议，由于未具组织与动员能力，也都无法改变任何结果。在社会组织方面，部分基督教组织和「同舟家园」等NGO伸出援手，为被驱赶的民众提供紧急住宿安排和餐饮业的工作岗位，但多被公安勒令关停，甚至「同舟家园」的负责人也遭到驱逐；与此同时，作为准官僚组织且与此事件相关的妇联、工会与中国红十字会等却完全缄默。就此而言，不论是网路的声援，抑或实际行动的抗议与救援，面对北京当局强大的「切除」能力都显得微不足道，而当局在舆论的压力下虽放缓「清理」的步伐，但依旧没有改变其意志。

习近平「新时代」社会治理？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用的社会治理格局」，其目标是要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相较于过往更加强调「法治保障」。然而明显的是，这次北京当局的「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行动，不仅于法不合，也完全违反「新时代」治理的「现代化」与「创新」。北京作为首善之都，其「清理」行动也引发其他城市效尤，近期包括上海、深圳，以及福建、浙江的部分城市纷纷传出清除「低端人口」事件，当地政府在各处张贴告示，要当地住户限期搬离并执行拆迁。

从此事件我们也发现一个值得观察的面向，过去5年来习近平为组建自己的人马，诸多目前省市区一、二把手的升迁为「轨迹不变（副省长、省长、书记）但速度改变」，所谓的「之江新军」以火箭般的速度「迅速就位」，然而在这种状况下，有两项隐忧，一是执政经验不足，另一则是为表对习的忠诚而采过激的手段。近一年来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杭州为迎接G20峰会大规模城市改造、限制物流和车流，厦门为举办金砖峰会同样采坚壁清野式的维稳、深圳严禁电动车等，都是此种逻辑下的产物，此次北京的「切除」亦是如此，而近来媒体一再传出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调职」一事是否与此相关，更发引人遐想。

整体而言，过去5年多中国大陆的社会状况是「平稳但不平静」，虽然社会抗争不断、突发事件也不少，但在官方强力管控下，社会仍属稳定，尤其是在2015年对维权律师的「710大抓捕」以及一连串针对网路言论的管制，使得社会「异议」受到严重的压制，相信此一状况在未来5年仍将持续。然而，此次「清理」事件再加上近期的「煤改气」事件导致华北多地民众在寒冬中受冻，以及「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等，皆引发网民以及国际媒体的热议，这对比甫闭幕的「十九大」中所强调的「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以及「依法治国」精神，显得格外讽刺，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若是建立在此类「切除」事件之上，也将严重折损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