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19日，俄罗斯总统普丁（Vladimir Putin）赢得第四个总统任期，在克里姆林宫墙外向民众谢票，他带领群众高喊著「俄罗斯、俄罗斯」响遍宫外的驯马场广场。普丁将再掌权6年直到2024年，成为继史达林后在位最久的俄国领袖。

依照俄罗斯宪法，现年65岁的普丁，2024年逾七旬不得连任。记者问他会不会隔一届、2030年回锅选总统？普丁说：「我觉得你的问题有点好笑。我是否想当总统到一百岁？不想。」但不少分析师相信，普丁6年后仍然不太可能放下权力。

普丁利用「双套车」连任总统

一个领袖的长期存在，有其个人特质也有社会条件。苏联1991年解体，一夕间土崩瓦解，强国荣光跌落尘埃。对俄国人来说，那是刻骨铭心的历史羞辱。俄罗斯走向资本主义，引入西方经济专家提供的「震撼疗法」改革，造成严重的社会混乱，失业率和自杀率都飙高。

对俄国民众来说，1990年代是个充满痛苦与屈辱的年代，很多人相信 「震撼疗法」是西方人毒害俄国的阴谋，使苏联解体的戈巴契夫是卖国贼，继任的叶尔钦则是个无能的酒鬼。因此，当干练冷静的普丁在2000年接掌时，正符合俄国人对强势领袖的一切期望：强悍、勤奋、敢与美国对抗，还是身手矫健的武术高手，而这正是俄国人期待国家变强的心理投射。

普丁在前苏联国安会（KGB）情报员打滚了16年。KGB是不择手段以维护政权的组织，而普丁为了巩固权位，利用「双套车」绕开宪法规定。借由修宪把总统任期从4年延长为6年，还曾让亲信梅德维杰夫替他做了一任总统，借此规避连任限制。

俄罗斯国会基本上是橡皮图章，反对派及异议媒体被他牢牢压制，虽然普丁的寡头亲信捞钱、政商勾结传闻不断，但他透过媒体强力塑造正面形象，光著上身大秀肌肉、驾战机、开坦克、上山打老虎、下海寻沉宝，而且搭上金砖国家成长的浪潮，让俄罗斯转趋繁荣。

普丁也努力让选民没有其他选择，提前解决可能冒出头的人。普丁最强的对手、反对派领袖纳瓦尼（Alexei Navalny）因涉贪被剥夺参选资格，跟普丁对决的几人都是小咖。很多俄国人相信，只有普丁才能让俄罗斯维持富强，没有他国家就会垮。

普丁这次当选连任，首先祝贺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而习近平也被认为，其学习标竿就是普丁。

习透过反腐快速集权

从中共十九大到人大政协两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犹如巨大的存在。今年3月中国大陆全国政协会议宣读政治决议时，台下的政协委员整齐划一地发出翻页报告声，只见习近平巍然如山不翻阅报告，状若沉思且凝视远方，形成强人政治下独特的两会现象。

5年前的中共十八大，中共党内权斗使习近平意外出线。一度被外媒预测「最弱势的领袖」，政治上透过反腐运动快速集权，打破「刑不上常委」拿下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经济政策「三去一降一补」，增长趋缓被称为「新常态」；社会上言论紧缩，要求党媒姓党，针对微博大Ｖ开刀、对网路巨头进行整改。 中共十九大，习近平开启新权力布局，打破邓小平时代「集体领导」、「隔代指定接班」的潜规则，不但习近平思想入党章，还建立习语录：包括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将未来指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人大政协两会，中共修宪以「三位一体」（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为由取消国家主席连任限制，习对内一步步收紧对中国大陆的掌控，对外竭力展现和平理性的形象，高举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大旗，截然不同于美国总统川普的「孤立主义」。

上行下效，中国大陆省市书记不只拥习，而且也跟进学习。连鲜少官话的外交部长王毅在中外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连7次提到「习近平」三字。尤其王毅在记者会后痛斥「精日分子」是「中国人的败类」，如此神来一笔，罕见展现强势的一面，也反映出习近平「强人时代」来临。

强人政治 左派右派都有

美国《纽约时报》也分析，近年极权政治有复苏迹象，没有任期限制的习近平，将如同俄罗斯总统普丁、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和埃及总统塞西，形成高度集权的「强人政治」。强人政治近来似乎在全球日益兴盛，连波兰和匈牙利也有极权统治的趋势。

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二十一世纪中国计划」主席谢淑丽（Susan Shirk）指出，「极权反转」（authoritarian reversion）已蔓延全球，挑战长期以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价值。全球化让世界无国界，同时也造成不平等的裂痕加深；科技飞速进步，但也危及隐私和安全；激进思想、分离主义和恐怖攻击流窜，在叙利亚等地引起动荡不安的内战。

强人正在涌现，自由民主在全球普遍性倒退。法国《世界报》分析，欧洲左派长期喜欢强人，毛泽东一直享有声望，史达林也曾经被像毛泽东一样尊崇，托洛斯基吸引了好几代社运分子，古巴的卡斯楚、委内瑞拉的查维兹也备受推崇。欧洲右派一点也不落人后，比如西班牙的佛郎哥、葡萄牙的萨拉查。

英国《经济学人》今年初封面放著两位强人头像，习近平与普丁轮替，标题则为「世界最强大的强人」。欧洲也不例外，匈牙利总理奥班，最近第三次当选，波兰人卡钦斯基，是波兰执政党的党魁，这两人创造了「不自由的民主」新政体。

诚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曼（Pual Krugman）写道：「仅仅是『主席』或『总理』现在真过时了，那是1990年代的东西。习近平想当皇帝，而不是国家主席；俄罗斯的普丁想当沙皇，而不是总统；土耳其的艾尔多安想当哈里发，而不是总统，埃及的塞西想当法老，而不是总统；匈牙利的奥班想当国王，而不是总理；伊朗的柯梅尼已有了当下最令人垂涎的头衔─最高领袖，而且他执意要保留这个头衔。」

昏君、暴君是最大隐忧

随著美国政治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政治模式的深入研究，他逐渐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思考国家能力对政治体制的影响，他在2004年出版的《强国论》一书中，强调国家能力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探究国家能力、法治和责任制政府的发展源头，以及这三种制度对政治秩序的影响。

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指出，美国政体的诸多弊端，警示了「政治衰败」的风险，相较于1989年他指出民主自由体制是历史的终结，福山在新著中指出，国力和繁荣是政治体制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此时国际上正有个非民主、凭藉经济、军事实力快速崛起的中国大陆。

对此，福山解释，他的学说并不是要推崇中国大陆，而是强调国家能力与民主、法治必须达成平衡。他说，国家是一个权力的垄断，就是国家合法地产生，利用权力来执行法律，保护国民免遭来自国内外的暴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教育、健康、基础设施。

法治，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套透明的制度，适用于整个政治系统中最有权力的人。如果总统或总理可以随意改变这个制度，那就不能被称为法治，因为法治就是对权力的限制。

最后则是民主问责，世界各国通常是透过自由和公正的多党选举程序来定义民主，这些程序的重点，就是保证政府真正反映所有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只反映统治菁英的利益，三者不能只具有其中之一。而具备强大的国家能力，但仅有有限的法治、缺乏民主，这也是目前中国大陆面临最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