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18）年9月22日，教廷的官方媒体《梵蒂冈新闻》宣布，教廷当天已与中国大陆针对主教任命问题，签署了一份临时性协议。中国大陆外交部也同步发出声明，强调中梵双方将继续保持沟通，推动双方关系改善进程继续向前发展。

这份协议是听了很久的楼梯响后，终于看见的人影，可是仍旧只有人影，人还没有真的看到，因为协议的内容并未公开。

梵蒂冈在其声明中说，在长久互相接触后，教廷国务院与外交部次长卡米莱利（Mons. Antoine Camilleri），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9月22日在北京针对主教任命问题签署了一份临时性协议，祈愿它能对在中国的教会生活、中国人民的福祉与世界和平作出积极的贡献。

声明说，这项临时性协议是一个循序渐进和相互靠近的成果，是经过漫长过程的慎重商讨后签署的，协议也将就其本身的落实情况，进行定期性的评估。

由于看不到协议内容，无从估量双方在主教任命这个重大歧异上的进展，迄今为止，仍只能做一些揣测。

教廷决定承认7名官方主教

按照《梵蒂冈新闻》的报导，教宗方济各决定将郭金才、黄炳章、雷世银、刘新红、马英林、岳福生和詹思禄等7名中国大陆官方任命主教纳入教会，另一名去（2017）年1月去世的涂世华主教也在名单之列。其中，马英林是现任的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

其实今年2月初，就已传出罗马教廷跟中国大陆的谈判已接近尾声，教廷将做出重大的历史性让步，承认7名被北京任命的主教。而在1月26日，以报导梵蒂冈动向为主旨的《天主教亚洲通讯社》即报导，梵蒂冈要求两位教廷已合法任命的主教退位，以让位给爱国教会的主教。

其中一位是广东省汕头教区的主教庄建坚，88岁的庄建坚被强迫去北京，会见由一名高级教士率领的梵蒂冈代表团，要求他辞职，好让位给曾遭教廷「绝罚」的黄炳章。另一位是天主教福建省闽东教区主教郭希锦，他被要求退一步，降格担任爱国教会「非法」任命的主教詹思禄的辅理主教。

为此，去年10月就已听闻此事的香港已退休的前枢机主教陈日君，不辞千里在今年1月份两度飞到罗马去见方济各劝阻此事，讯息曝光后，他更力谏方济各将内情公诸于世，透露方济各见他时还曾表示，「我叫他们（教廷人员）不要再造成另一次敏真谛事件（Mindszenty case）！」借以对教宗形成压力。

显然陈日君的斥责与愤怒并未奏效，半年多后，梵中真的签了协议，虽然是「临时」（provisional）性的，以两年为效期，但以教廷的意向，「临时」不是为了「撤回」，而是为了推向一份正式协议，以取得更多的成果与权利。

梵台关系尚不致马上生变

梵中关系逐渐解冻在80年代末期就开始，1999年，当时的教廷国务卿索达诺枢机主教发表了一句有名的名言：「教廷在台北的大使馆就是驻中国大使馆，如果北京同意，梵蒂冈可以在当天将使馆转移到北京。」此后据了解，双方即已展开接触谈判，到了教宗本笃十六世2005年上任后，即积极推动梵中对话，他于2007年曾发表公开信，强调愿意与中国政府对话，克服以往的误解。

2013年方济各接任教宗，更全力展示友好姿态，多次表达访中意愿，屡次赞美中国有「无穷尽的智慧」。

我前任驻教廷大使王豫元认为，中共其实并不需要急著与教廷签这份协议，因为这对它的统治并不有利；但如今签署协议之后，教廷其实随时可以将大使馆从台北迁到北京。但他认为，中共未必急于让梵蒂冈大使馆迁到北京，如此可以保持对台北的外交压力。

我外交部表示，这只是一纸宗教协议，并不涉及政治，因此双方签署协议并不影响与教廷的邦谊，而且教廷也一再向我保证协议并不影响双方邦交。而驻教廷长达7年之久的王豫元则认为，教廷与北京之间的主要的歧异就是宗教，本来就没有政治议题，所以只要宗教问题解决了，外交关系就不是问题。

我驻梵蒂冈大使馆当然十分担忧双方进展，但认为教廷与北京之间仍有太多事情需要解决，包括教廷现只承认了7位中国教区的主教，还有30余位还没谈；其次，中国自订的教区只有98个，但教廷过去在40年代却划定了134个教区，光这些枝节就可以谈很久。

更何况，中共「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教会制度，几乎是牢不可破的政治原则，梵蒂冈亦不可能在此一核心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就贸然将于位台北的大使馆，迁到北京去。

不过，反对梵中协议最力的陈日君，对此表示悲观。他认为，梵蒂冈与中国签署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后，将会放弃与台湾的正式关系。他在香港慈幼会修院召开记者会表示，梵蒂冈与中国签署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显示梵蒂冈愿意断绝与台湾的关系。

协议签署后不久，10月初，前述被教宗承认的7位主教之一的郭金才主教，与另一位主教杨晓亭共同代表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到梵蒂冈参加世界主教大会。教宗方济各主持开幕弥撒时强调︰「这是我们第一次有两位来自中国的主教。我们向他们表示热烈欢迎。他们的出席，主教们与伯多禄继承人共融更加明显」。

方济各说完此话一度哽咽落泪，教廷媒体《罗马报导》甚至以「教宗哭了」为标题进行报导。

梵中主要矛盾：权力扞格

中共与教廷的矛盾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表现在民族主义与圣统制之上的权力扞格；其二则是无神论与上帝信仰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前者大于后者。

无神论与上帝信仰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不只是存在于中国大陆，亦即，并不是只有基督教会与共产国家之间，才存在矛盾。许多民主国家，包括像美国这种曾是清教徒建立的国家，都已经由最高法院的释宪，将同性婚姻合法化，这其实与传统教会的教诲是相悖的，然则，这些国家仍透过法律的解释或立法，否定了以圣经为据的教会主张。

在当年冷战的大背景下，梵蒂冈曾对天主教徒发出反共敕令，要求天主教徒不得参加共产党，双方势如水火。但中共一直以来并不曾在形式上否定宗教信仰，虽然实质上中共确曾在包括文革在内的几次运动中，广泛迫害过天主教徒或基督徒，但文革之后，大规模的迫害已经减少，若仍出现一些迫害行动，已不是基于对宗教教义内涵的否定，而是基于宗教组织恐怕危及其政权存续的担忧。

因此，北京与教廷之间的矛盾，主要是权力矛盾。亦即，过去中共反对天主教而推动「三自运动」，自办爱国教会，便是以天主教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在中国境内进行颠覆渗透的媒介为理由，呈现出民族主义的面貌；而教廷亦以圣统制，要求全球的主教必须由教廷合法祝圣。

如今，北京纵然不再以帝国主义的阶级敌人看待教廷，却仍然担忧天主教这类具有全球号召力的宗教组织，对其政权具有潜在的颠覆能力。北京由此显现出十分矛盾的作为：一方面，即便主教任命协议已经签署，中共当局却仍拆毁了位于山西与贵州两个天主教圣地，一处是山西省洞儿沟的圣母七苦山，另一个是贵州省安龙县的圣母山；另一方面，现任中国大陆国家副主席王岐山10月22日抵达以色列后前往哭墙，双眼紧闭，双手放在哭墙的石头上，似在祈祷。

这两个矛盾的景象，与梵中签署主教任命临时协议相互辉映，因为北京既想要博取政治开放的名声，又恐惧宗教将会瓦解它的政权，这一纸协议只能用「临时」的名义暂时权充一下，其来有自。除非这种纠结的心态除去，否则梵中建交恐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