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2018）年3月16日，中国大陆国家发改委宣称，从5月1日起，在铁路或航空系统内有危害安全或造假举动，如伪造票证或冒用证件、强占登机通道、妨碍公务等，在社会保险、证券期货、重大税收、财政性资金管理使用等领域有违法行为者，将因违法和失信程度不同，受到180天内禁搭火车及一年内禁乘民用航空飞机等不同惩罚。从社会控制的整体布局来看，这只是中国大陆近年建构「社会信用体系」做法中的一环。

中国大陆正在加快「社会信用体系」法制化的进程

早在2003年中共16届三中全会，就已经确认「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方向。2007年，中国大陆设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起初统筹机构为国务院办公厅，2008年改为人民银行，2012年调整由发展改革委员会与人民银行共同协调办理，并延续到现在。

习近平上台后，「社会信用体系」的建构与推进，开始朝法制化发展。2014年6月，正式发布《国务院关于发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的通知》，规划重点在于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及司法公信建设，并向各部门、各地区提出84项工作要求及任务。「纲要」也指出影响社会信用的行为主要有三类，包括商业行为、社会行为与网路言论。

2016年5月，发布《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主要在于运用信用激励及约束手段，建构政府、社会共同参与的跨地区、跨部门、跨领域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俗称的「黑名单」制度）。

2017年7月，中国大陆国家发改委表示，已经启动《信用法》、《公共信用资讯管理条例》的立法工作。习近平更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推进诚信建设，要不断采取各类措施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试点计划已在多个省市推行

中国大陆国务院自2015年以来已指定43个省市区试行评估办法，以惩处被认为违法或不道德的行为。例如，自2016年11月开始，上海市就开始试验一种名为「诚信上海」的手机应用程式，用户可以输入身份证号码，在24小时内便可根据收集到的政府数据获得三种评分「非常好、好、坏」中的一种。

2017年5月，试点城市之一山东荣成市则将个人的婚姻状况、犯罪纪录、交通违规、贷款纪录等均纳入评估，也分成ABCD四个等级：A级者在孩子入学和社保服务等方面享有优待； C级者每天都要接受检查；D级者不能担任领导职位，亦无法享受社会保障。

另外，中国大陆部分地区在数年前就开始实施社会信用分级制度，例如江苏省睢宁县施行信用分级制度，每人基本分为1,000分（商业服务信用资讯150，社会服务资讯120分，社会管理信用资讯530分，社会信用特别资讯200分），「国家级表彰」加100分、「见义勇为」加10分，「围堵冲击党政机关、企业、工地、缠访、闹访」扣50分、「利用网络、短信诬告他人」扣100分、「不奉养老人」扣50分，「受到党严重警告」扣30分等等。每年结算分数，划分ABCD四级，A级者在入学就业、社会救助等可获优惠，D级者会被否决考察与某些证照资格，丧失社会救助权利。

在民营商业机构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曾于2015年要求8家巨型民营企业开发其社会信评系统准备征信，并在全中国大陆试点推广，包括阿里巴巴的芝麻信用及腾讯征信等。例如阿里巴巴旗下的芝麻信用，率先推出五项标准的信评，包括身分特质、行为偏好、人脉关系、信用历史、履约能力，为用户提供350至950的信用评分，但是计算确切方法仍然不够透明。

根据规划，中国大陆将于2020年总结试验，全面实施「社会信用体系」相关建设；上海、江苏、山东、浙江、湖北、河北等省市地方也相继出台或制定地方信用法规。尽管中国大陆「社会信用体系」仍在建构阶段，但不合规定的个人及法人实体的黑名单，已经成了当前实施阶段的核心。

利弊皆有但失之严苛　恐殃及无辜

基本上，「社会信用体系」是受到传统金融信贷评分系统的启发，不过规划已远远扩大，只要不合规定的行为，都将受到相对应的惩罚；而基础资讯来源约可分为三类：一、传统数据：财务、犯罪和政府记录；二、数位资讯：物联网收集的数据、个人提供给网站及手机应用程式的个人信息的组合；三、影像资料：透过「天网工程」搜集之影像资料库。

从正面的角度来看，中共认为「社会信用体系」对经济和社会管理有加分效果，除了可对个人、公司及其他组织评估金融可信度，也有利于提高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准，最终可创建一个基于信任的经济和社会。例如透过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资讯公布与查询平台，可以提供全国及时的个人与企业被法院判决，让失信被执行人的名单公诸于世。此外，中共也试图透过这个体系建立透明政府，也就是所谓「政务诚信」的强化，将无腐败、透明的政府及问责制，列为主要规划重点，不过在维持一党专政、监督不足的情况下，成效恐怕极为有限。

从负面的角度观察，由于商业信用机构提供的数据不足或不一致，且政府及商业机构未分享相关数据，使财务信誉评估难以服众。而且中国大陆目前对于数位化记录的安全性与资安风险的防范能力仍然有限，屡有骇客入侵更改信用评等的情事发生，因此政府及私人信用评分提供者如何防止伪造行为，对个人而言影响甚巨。此外，一般商业民营机构除了评分演算不透明、数据缺乏透明度等问题，侵犯隐私权的疑虑也是主要问题。例如阿里巴巴、腾讯等商业机构提供的社群信用评分服务，正在扩大其影响力，进而引发社会信用体系数据使用的疑虑。

不同于多数国家仅将个人信用局限在金融信用评等，例如美国，个人信用体系由Trans Union、Equifax及Experian三大征信公司及区域性、行业性的征信机构组成；个人信用体系只限于经济范畴，与公民的宗教信仰、政治倾向、社会行为毫无关系。相对地，中共采取的信用评等则涵盖政治立场、犯罪纪录、交友圈、购物习惯等资讯，以现代科技全面监控人民的行为，以决定其是否「可信」。

进一步观察，中共当局虽一再声称「社会信用体系」，是为了提高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准，最终创建一个基于信任的经济和社会，但从施行作为来看，已涉及全方位的资讯搜集，透过监控而不是以行动表现做为评判标准，且著重在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政治关系之间的监控。当某人行为逾越评分项目的规范，将在不知不觉中被列入黑名单，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惩戒格局。 信用体系变成控制体系

欧威尔著名的小说《1984》，创造出一个政府监控无处不在的世界；英国电视剧《黑镜》则有一集以嘲讽方式描绘一个乌托邦世界，人们由统一的系统进行评分，这个评分制度将影响每个人的社交、工作、福利等领域可获得的待遇。上述两个故事，原本是想像之作，但现在中共所发展的「社会信用体系」，正逐步将想像变成事实。透过每个人在金融、法律、网路言论及行为举止等方面的表现，给予信用评分；同时运用奖惩机制，提高社会信用水准。

而影响社会信用的行为主要有三类：商业行为、社会行为及网路言论。其中所谓「社会行为」涉及广泛而且不透明，任何人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列入「黑名单」，争议很大。例如律师李晓林对自己被列入信用黑名单一事毫不知情，直到他购买机票被拒之后才知道自己已被列入黑名单。就像长年揭露弊端的记者刘虎所说的，「没有警方通缉令、没有官方通知，就这样切断我过去有权享有的一切，而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你根本束手无策，没有任何人可以申诉。」

整体以观，「社会信用体系」的评分结果对个人出行、升职、置业、子女就学等层面影响甚大；反之，政府部门却未受约束，指标与评估体系也不透明，大量私人数据更有侵害隐私权的疑虑，可能成为全面监控、侵犯公民权利的工具，而非增进民众福祉，变成「社会控制体系」，如此一来，恐怕会让官民更加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