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高龄人口比重逐渐增加，中国大陆已自2001年进入人口「高龄化」阶段，并预计于2025年及2035年进入「高龄」及「超高龄」社会。有鉴于劳动供给在中国大陆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人口结构转变与高龄化发展不仅加重中国大陆财政负担，更将影响其未来产业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中国大陆政府已逐渐放宽生育政策并提出因应对策，希望延缓人口高龄化速度。

中国大陆人口结构变化

根据中国大陆统计局最新资料，2018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数达13.95亿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死亡率为7.13‰。目前，中国大陆人口数量仍在成长当中，但成长速度已经趋缓；此外，中国大陆人口出生率于2018年创下历史新低，使得人口结构问题再度受到关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预估，中国大陆总人口数将在2025～2029年间达到高峰，进而进入人口负成长阶段。另外，根据联合国人口报告《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数据估算，中国大陆超过65岁的高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于2001年达到7.1％，目前已属「高龄化」社会；此一比重将于2025年及2035年分别达到14.2％及20.9％，届时将迈入「高龄」及「超高龄」社会阶段。

除了人口负成长及社会高龄化的冲击之外，劳动人口数量及比重之变化趋势也显示，中国大陆过去产业发展及经济成长所仰赖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大陆劳动人口比（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在2010年达到74.5％的高峰后开始下滑，至2018年为70.2％；此外，劳动人口总数也由2013年、近10.06亿人的高峰值，减少至2018年的9.8亿劳动人口。

财政负担及经济发展隐忧

随著人口结构高龄化发展，中国大陆政府面对的挑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财政负担逐渐增加；二是过去经济发展仰赖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与产业转型将是人口结构变化下的必然趋势。

在财政负担方面，中国大陆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大陆全国离休、退休及退职总人数由1995年的3,094万人增加至2001年的4,018万人，预计于2030年增加至7,067万人；相对应的离休、退休及退职费则由1995年的819.5亿元（人民币，下同）增加至2001年的3,059亿元，预计在2030年增加至4.7兆元。另外，中国大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金额逐年上升，以近5年金额为例，由2013年的1.8兆元增加至2017年的3.8兆元，平均每年增加近5,000万元。中国大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每年都有征缴收入，但征缴收入与基金支出之差距自2014年起逐步扩大，对于各级政府财政补贴之依赖程度亦不断增加。根据《人力资源及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大陆各级财政补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之金额，已由2013年的3,019亿元增加至2017年的8,004亿元，显见高龄化社会中，离职、退休人数的增加，对于中国大陆政府财政而言将是不小的负担。

在人口红利的影响方面，过去，中国大陆充沛而廉价的劳动供给为产业及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也是外商进入中国大陆投资及发展制造业的重要因素。然而自2003年起，中国大陆城市陆续发生的缺工现象，引起中国大陆政府及专家学者关注。部分学者认为，此种缺工现象凸显中国大陆「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劳动人力不再是无限供给。此一论点虽有其他学者提出反驳，但随著中国大陆劳动人口比重逐渐降低，人力成本提升以及产业转型发展，应是中国大陆可预见的未来趋势。

应对策略

面对人口高龄化发展，中国大陆的应对策略大致可分为三方面：

首先是透过生育政策的调整改善人口结构问题。为延缓中国大陆人口老化趋势，并改变生育率低迷的情况，中国大陆在2013年提出「单独二孩」政策，亦即夫妻两人若有一方为独生子女，则可生育两个孩子。惟此一政策成效不彰，2014年中国大陆人口出生率虽然提升至12.37‰，但是在2015年再度下降至12.07‰（大约回复至2013年左右的水准）。在此情况之下，中国大陆于2015年10月提出「二孩政策」，允许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并于2016年正式施行。在「二孩政策」执行后，中国大陆2016年、2017年的人口出生率分别为12.95‰及12.43‰，展现短暂的政策效果；然而在2018年，中国大陆人口出生率却下滑至10.94‰，创下历史新低。显示现代人对于生育观念的转变或是对于生育成本的考量，将使生育政策的预期效果与现实情况存在落差。未来中国大陆是否将全面取消生育限制，可持续观察。

其次是对「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趋势提出应对措施。由中国大陆近年的人口趋势观察，可发现「单独二孩」及「二孩政策」的成效皆不如预期。事实上，中国大陆学者的人口预估结果也指出，即使中国大陆在2019年取消生育限制，也仅能略为缓解人口下降速度，对于中国大陆人口数量在2028年左右进入负成长的时间点并不会有太大影响。亦即，若单以劳动人口数量作为衡量指标，则中国大陆「人口红利」下降的趋势已是必然。有鉴于此，中国大陆正尝试从提升人力素质、提高劳动年龄上限、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等层面著手，希望有效延长中国大陆享受「人口红利」的时间。此外，在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下降以及劳动成本上升的趋势下，中国大陆产业政策对于「智能制造」的发展更为重视，希望未来能透过工业资讯化、网路化以及自动化生产替代传统劳动力，显示产业转型将是中国大陆因应人口结构变化的必然发展。

最后，在养老政策方面，中国大陆1990年代的养老政策主要由社会保险层面著手，著重于老年人口退休后的经济供养。然而自2000年起，中国大陆养老政策的内涵逐渐超越社会保险范畴，进而扩展至老人居家生活、健康、医疗等层面。此外，中国大陆已意识到，人口高龄化议题的解决方案，有赖政府与民间共同投入资源，方能提供充足且兼顾品质、效率的高龄服务。因此，中国大陆近期对于养老政策中的企业及市场角色，以及高龄产业发展皆相当重视。《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中国大陆面对人口老化问题，将构建「人口战略、生育政策、就业制度、养老服务、社保体系、健康保障、人才培养、环境支持、社会参与」等多个面向为支撑的应对体系。此外，2017年发布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指出，中国大陆在「十三五」时期将建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其中，「医养结合」─亦即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的合作，将是十三五时期中国大陆养老政策的重点。诸如在养老机构中提供医疗服务，以及在医疗机构开设老人挂号、绿色通道等，为中国大陆近期重要的养老政策措施。

由中国大陆近期养老政策方向，可知人口高龄化议题无法单靠政府解决，必须结合民间资源共同努力。此外，失能高龄人口的照护问题，凸显医疗议题在养老政策中的重要性。台湾已于2018年迈入「高龄」社会，预估于2026年进入「超高龄」阶段，人口老化速度远较中国大陆更快，因此对于人口高龄化议题更需要深思，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