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6月，社会一直处于躁动与冲突对抗的情境中，不仅6月9日及16日相继有百万人在港岛进行回归后最大规模的游行抗议，更有各式包围政府单位的抗争活动相继发动。事件的起因为2018年3月，在台发生港人陈佳同杀害女友潘晓颖后逃返香港，但鉴于香港的《逃犯条例》不适用于中国大陆其他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和澳门），因此香港政府没有法律依据引渡陈到台受审。港府进而在今年初提出《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成为这次风波的导火线。

修法工作引发港人反弹

目前香港《逃犯条例》规定，主要遵循港英管治时的《引渡法》，并纳入联合国《引渡示范条约》及《英联邦引渡伦敦计划》的原则。例如，针对政治犯罪，因其政治见解、宗教、种族或国籍而被起诉的人，或因其中任何一个原因而对其公平审判有偏见的人，以及有遭受酷刑风险的人，均不会被引渡。香港回归后，基于「基本法」赋予香港特区的权力，香港政府陆续和20个国家签署长期的逃犯移交协议。但考虑香港基于普通法的法律制度与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存在巨大差异，仍未与陆方签订引渡协议。此次以陈案为由，港府主张一次解决未来逃犯移交问题，并展开修法工作；但反对者认为这不仅令港人蒙受被引渡到中国大陆进行不公平审判的风险，未来香港特区政府亦难以拒绝符合逃犯条例而从北京发出的引渡请求。

最终造成香港社会与政府紧张对立，主要是港府急欲推动《逃犯条例》的修法通过，既未取得社会多数共识，亦低估民众对中国大陆司法不信任进而反对的程度。此外，将6月12日在立法会的抗议活动以「暴动」定性，发生警察攻击民众情况，触动港人长期在自由与法治的底线。长期来看，多年来北京不断试图改变「一国两制」的现况，却无视原「基本法」中要完成行政长官与立法会双普选之承诺，伴随港府管治能力的不断下降，香港社会面对制度的缺陷却无力改变，在北京与港府的进逼下，自是怒火油然、顺势而发。

回顾过去几年，香港社会与北京官方在「一国两制」上的歧见越来越深，北京强调「一国」优先、但香港社会强调「两制」现况，前者是国家主权原则，后者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原则，「一国两制」要能成功的实行有赖于「一国」与「两制」间求取平衡。北京重于强调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多次公开强调「一国」是最重要的基础。多次透过备受非议的「人大释法」，以及强力主导香港的「普选」安排，彰显北京对最高权力掌控的执著。对港人来说，「一国」的前提及主权问题并无疑议，香港社会坚持的是维护「两制」赋予市民的权利。当北京以「一国」的名义将手伸进香港，企图影响「两制」迈向「一制」时，自然容易激发港人的反弹。

2014年6月，北京发表二万三千字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内容大篇幅介绍「一国两制」制度背景，强调要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白皮书强调中央政府拥有香港「全面自治权」，和对香港高度自治权的监督权力；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并非固有，其唯一来源是中央授权；高度自治权非完全自治亦非分权，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务管理权；高度自治权的限度在于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权力，不存在「剩余权力」；对于未来的特首普选，也明确表明须由「爱国爱港」人士治港。事实上，北京发表的白皮书坚持「一国」原则，从根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对北京而言，所有香港主要官员都要捍卫国家安全利益，治港者必须「爱国」；而港人不应做出任何影响或不尊重中国大陆政治制度的行为，更不可损害国家安全。

北京缩紧对香港的管治权

促使北京紧缩对香港的管治，主要是经过十多年「两制」的磨合，北京发觉对香港管治困难，也对「两制」时常抗衡「一国」感到不耐烦，故而对「一国两制」渐失耐性。因此，《白皮书》与九七回归前探讨的「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内容，已有多处「质」的改变。首先，邓小平最早说过「不派一兵一卒」，后来改为「中央只管国防和外交」；可如今却是巨细无遗全部要管，还表明「香港没有剩余权力」，「中央给多少权力，香港才有多少」。其次，北京直接或间接介入属于香港内部的事务，诸如选举及人事安排等，甚至影响香港司法独立的精神，已令「两制」徒留虚名。再者，北京曾说「一国两制」50年不变，但这句话几乎不再说，甚至2014年北京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连「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都省略。最后，《基本法》列明许多事项，港府只需向中央「报备」或「备案」，如今却变成诸事都要得到中央批准。如今的港府没有剩余权力也无力维护高度自治，难以得到市民对港府的认同，夹在北京与香港民意之间的特首更形进退失据。

长期以来北京对香港一直保持「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思维，邓小平会提倡在港实行「一国两制」也是此思维的延伸。当年以「一国两制」作为处理香港非常简约的顶层设计，因当时中国大陆没有处理过既非纯内政，又非纯外事的香港问题，即使香港制度和生活与中国大陆大不相同，只要中国大陆和香港双方都能「摸著石头过河」，逐步摸索相互适应的共处之道，必然可解决歧异。经过22年的相处历程，互动显然不佳，认知差距扩大。关键在于双方出发点不同，想要达到的目标更不同。中国大陆百姓的认知是，「一国两制」代表香港从英国殖民地回归中国大家庭，香港最终要与其他省分一样，逐步生活在同样社会生态系统之下，意识形态也会趋同。这是一个整合过程，中国大陆官方保留香港经济自由，因为总有一天也会追上香港的经济发展，但政治上要逐步追求同化香港，过程可以缓进但不能够停滞。当时香港民意对邓小平弹性框架下的「一国两制」缺乏参与感，虽不满意，但可以接受。

港人的民主意识提高　中港分歧愈加明显

香港回归22年，广大的香港中产阶级与年轻世代受教育程度提高，政治参与意愿增强，对香港的未来，不以大湾区领头城市为目标，更希望未来应像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大都会一样，市民不但享有自由、财富、法治，更应享有民主参与的权利。此外，随著台港密切的往来互动，台湾的生活模式与经验更成为香港民主人士梦寐以求的愿景。香港中产阶级感受到，长期向往的普世价值，在近年与中国大陆融合的过程中遭受不断的干预，距离愿景愈来愈远，双方更显分歧。不仅让香港越来越泛政治化，也让中港冲突越来越大。

若要解决当前香港的政治困局，认识双方适应不良的核心原因，理解彼此目标和想像的不同，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尊重现况，发挥务实精神，思考两方如何在基本法的架构下完善「一国两制」，重启政改、落实普选，不失为香港重回善治的途径。若是中国大陆和香港不能改善互憎情绪继续恶化，最终只会酿成两败俱伤的恶果，这是双方都应有的省思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