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四中全会」）于10月28日至31日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除中共中央政治局例行性地向中央委员会进行工作汇报外，通过「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由此可知，此会议主要议题为实践习近平的执政理念，即深化改革为核心之「第五个现代化」的战略，加强党的领导，为「两个一百年」有效铺路，以此成为习近平重要的政治功绩。此外，四中全会也将是习近平为中共经济衰退、中美贸易战、香港问题等一系列执政危机的再次定锚，以求维稳。以下兹分析会议召开的时机与议程，以及会议后的政治效应。

会议召开的时间安排

首先针对外界对会议延后举行的质疑声浪，有其探讨的必要。按照中共传统，四中全会应在党代会第3年末召开，因此今年10月举行并不算延期，也维持一年一全会的惯例，反而是去年春季接连举办两次全会，应是三中全会提前举办，致使三中与四中全会相隔过久。

中共的会议基本上会待领导人权力巩固后再召开，去年底未如外界预料举行四中全会，推测主因是决策高层对中美贸易战的意见分歧，党内无法就重大议题达成共识，此外，中共经济景气不佳，习近平的经济政策恐受批判，因此不召开四中全会的「利大于弊」。另一方面，今年9月的中共政治局会议，罕见地未依惯例确立四中全会召开的具体日期，而是迟至10月24日宣布，可能存在政治力量整合的运作，象征党内已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

会议主要议程

第一部分，根据本次会议主题，聚焦讨论国家治理的体系与能力，会议公报主要著眼于意识形态的创新。四中全会提出「第五个现代化」的具体时程规划，同时解决国家政治制度不完善、官员能力不足的问题，致力完善中共党内法规，坚持从严治党，向官僚弊病进行斗争。另一方面，治理体系现代化也意味党内组织或人事异动，然而在分析家意料之外，四中全会并未增补中共政治局常委或出现接班人，仅是进行两名中央委员的递补，及通过违纪违法人员的审查报告。这说明习近平取消任期制的目的，仍在于寻求二十大的连任之路，而有关接班人的消息很可能是反习派的泄漏，意在动摇习近平权力。

第二部分，针对香港反送中运动，公报提到要「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此论述被视为在涉及国家安全方面，加强香港管治的先声，更意味藉香港基本法第18条与第23条立法，北京可能直接介入。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港澳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公开表示，将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支持特区强化执法力量，并加强对港澳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的宪法与基本法、国情教育、中国历史与中华文化教育，增强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

第三部分，公报虽反映习近平大权在握，但在「中美关系」与「经济表现」方面应感受重重压力，也成为难以避开的议程：中共面临中美经贸战场，美方更威逼「一带一路」与「中国制造2025」，冲击北京的外交与经贸布局，会议可能会讨论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且党内民族主义者会施加压力，要求习近平避免与美方签署「不平等条约」。另外，中美贸易战也严重拖累经济增长速度，今年中国大陆第3季国内生产毛额（GDP）为6%，创下27年来的最低纪录，出现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高涨的问题，而经济增长作为中共政权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命脉，更不容衰退。

最后，在对台政策方面，两岸关系固然低荡，但蔡英文总统民调频频抬升，对中共而言可谓是压力丛生。因此，习近平在本月会见尼泊尔总理奥利时强调，「任何人企图在中国任何地区搞分裂，结果只能是粉身碎骨；任何支持分裂中国的外部势力，只能被中国人民视为痴心妄想！」显然是针对香港及台湾的分裂势力，更严防美方干预内政。然而，在内外压力强化之余，研判涉台议题应非四中全会主轴，也未出现新的对台论述。

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作法与前景

中共领导的国家治理体系，反映在管理国家的政经体制机制和法规安排。根据中共党媒《光明日报》指出，四中全会将聚焦在「第五个现代化」。根据公报，中共提出第五个现代化的具体时间表为：2021年，发展出成熟与定型的制度；2035年，完善法制制度，基本实现中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49年，全面实现中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巩固与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综合而言，「第五个现代化」著重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重要补充，有助于实践中共建党与建政「两个一百年」的发展目标。

宏观而论，治理体系的核心在于「党的领导」，回应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意识形态主导下，任何不得触犯党及习的权力。在四中全会召开前一天，中共中央发行「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一书，内容重申「中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将加强对经济工作、统战与军队、学校工作、依法治国等领导工作。习近平过去指出，中共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从「中国的现实条件出发来创造性前进」，因此《光明日报》解读「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而是中共深化党和国家机构的政治改革，坚决由中共统揽国家大政方针，独享「一锤定音」的权威，而中共也将在四中全会推出对社会各层面控制的政策。由此推断，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俨然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核心。

微观而论，治理体系具体展现在治理能力上，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即用经济、政治、监控等手段保证中共执政。具体而言，党政机构合并后多处有待磨合，推测包含：其一，充实中共政策委员会的权力；其二，对政府改组工作进行微调，解决分工缺口或协调的问题；其三，为执行政策和监控潜在的负面情绪，扩大党委在企业、组织与社区的建置；其四，使用高技术监控手段，以便先发制人，发现并消除公众愤怒的来源，并采集群众个人资料、运用监听监视技术等。

会议的政治效应

首先，在中共内部，四中全会将作为内部权力整合的议场，贯彻「习核心」为终极目的。习近平在9月的讲话时提到在各领域保持斗争思想，更提及58次「斗争」，显见其权力受到质疑的压力，并在十一阅兵后发表谈话，严防祸起萧墙，意在「刀刃向内」、「刮骨疗伤」。足见习近平担忧党内反对势力借机挑拨、检讨执政失误。因此习近平此时会扩大镇压，掀起权斗，以巩固「习核心」，四中全会让权力安排更为顺畅。

其次，在中共外部，从官方公报观察，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进行系统性地总结，更借由国家治理理念的建构，完善中共领导的体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其根本目的为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世界各国提出国家治理的「中国方案」。对此，《人民日报》将此制度性的顶层设计称「中国之治」，作为中共新型国家治理体系的外部宣传样板。

整体来说，在去年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同时推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大框架下，四中全会具「承先启后」的作用。四中全会无疑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新一次「再定锚」，借由聚焦意识形态和国家治理能力的主题，回应国政内外的交迫形势。四中全会在某种角度上，可谓是习近平权力巩固的一次「胜利」。习成功的将会议主轴限定在发展与治理，粉碎了外界对于习近平迫于党内压力而必须指定接班人的传言。但从长远角度来说，迄今未有接班人的机制与安排，不啻是对中国大陆高层政治的稳定，投下非常不确定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