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22）年3月「两会」期间，针对鼓励生育的提案超过20份，凸显当前中国大陆社会对于低生育率的担忧，尤其在去（2021）年人口数据公布后，鼓励生育、减轻育儿负担，已成为中共高度重视的课题；同年8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三孩」政策的修法。

2021年5月11日，中国大陆公布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新出生人口为1,200万，比2019年下降18%。依据这个数字推算，中国大陆目前的生育率为1.3%，相对于1970年代6%生育率，大幅衰退。根据国际「低生育陷阱理论」，当生育率降至1.5%，人口将进一步下降，用政策等手段再次提高生育率变得更加困难。

中国大陆低生育率三大主因

一般而言，生育主力为22岁到35岁女性，人口统计资料显示，未来10年22岁到35岁育龄高峰的女性，将比现在锐减30%以上，若无强力的政策干预，新出生人口可能在未来几年降到1,000万以下，生育率比日本更低。中共国家统计局今年2月28日发布《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2021年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比2020年再减138万人。自2016年开放二胎以来出生人口已连续6年下降。可见无论政策如何开放，生育率仍呈现直线下降趋势。

中国大陆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与现代化和城市化趋势密切相关，同样是现代化和城市化，为何中国大陆的低生育率比所有先进国家更严重？三个特殊原因，或可看出问题所在：

第一，大城市的房价相对最高：中国的房价收入比超过20，是先进国家平均水准的两倍左右，深圳房价收入比更超过40，亦即深圳普通家庭就算不吃不喝需要40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如此夸张的高房价，遏制了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

第二，小孩教育压力和成本最高：中国独特的高考制度，导致家长不得不为此付出高额费用和精力，使得育儿成本相对收入偏高。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的调查显示，在上海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初中要花约80万元人民币，远超过先进国家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然而中国大陆的人均收入却只有先进国家平均水准的1/3。

第三，生育环境不佳，产假制度、幼托机构及女性平权等条件不足：以幼托机构为例，依据2020年11月的资料，中国大陆3岁以下婴幼儿将近5,000万，能够提供婴幼儿照护服务的社会机构极少，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4.1%，远低于先进国家50%的比例。

中国大陆养育成本全球最高

今年2月22日，一篇由梁建章、任泽平、黄文政、何亚福等学者撰写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在网路上热传，该报告以中国统计局发布的人口普查和消费支出等相关资料为基础，估算出社会各阶层和地区的生育成本。报告指出，从出生到17岁，城镇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3万人民币，北京和上海分别为96.9万人民币和102.6万人民币。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年满18岁的成本是人均GDP的倍数：澳大利亚2.08倍，法国2.24倍，瑞典2.91倍，德国3.64倍，美国4.11倍，日本4.26倍，中国大陆6.9倍。可见中国大陆养育及教育成本，几乎全球最高。

上述原因让中国大陆年轻男女对养儿育女望之却步，如此下去，劳动力严重短缺、社会负担加重、冲击经济增长。因此，从2011年开始政策转向鼓励生育，先是开放夫妻双方皆是独生子女者，可生育第二胎「双独二孩」，2013年再开放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者，可生育第二胎「单独二孩」，但催生效果不明显；2016年1月1日起再加码实施不限条件的二胎政策，生育率依旧未见起色； 2021年8月20日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其中第18条：「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正式将三孩政策合法化，国家政策朝大力催生方向前进。

过去「一胎化」政策是抑制人口过度成长，避免落入发展滞后的马尔萨斯陷阱；现在放宽「三胎化」，则是防止人口快速老化，落入转型困难的中等收入陷阱。矛盾的是，「一胎化」时代，许多家庭宁愿交罚金也要多生一个孩子，开放二胎后，很多人却不愿再生育。今年3月5日，中国大陆「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周燕芳甚至建议，应该制定「鼓励和保障在校硕士和博士生结婚生育」的政策。

政府大力催生　祭「双减」减轻负担

面对直直落的生育率，中共一方面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许多省份也开始催生。其实，影响生育率的主因，终究与养育及教育成本息息相关，政策开放只是基本条件，配套措施才是关键。中共从2021年启动的催生政策，主要是先从养育及教育负担著手。

首先，过去城市家长基于比较心态，安排小孩参加大量课外学科补习及才艺培训，不仅学童毫无喘息时间，家长也为此付出庞大费用。为了降低养育成本，中共在2021年7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也就是透过「双减」措施，取缔学科类补习班，试图减轻家长的负担，提高生育意愿。

其次，先前中国大陆教育界实行学区房指标到校的政策，将学校资源与住房挂钩，特定社区的学生可以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家长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点，即使「砸锅卖铁」也要为学生购置学区房。2021年1月，深圳福田区一套44平方公尺的学区房成交价竟高达1,420万人民币，引起社会哗然。深圳只是众多大城市的缩影，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莫不如此，既影响教育均衡，也打击生育意愿。教育部于今年2月8日发布新通知，对中小学区采取「就近入学」政策，以家庭与学校距离进行校区划分，学区内所有学生都能上同一学校。早在2021年开始动手改革学区房制度时，7月初北京德胜学区房在两个月之内就降价150到200万人民币。

第三，由中央统一规定，给予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费用纳入个税专项扣除、三孩生育保险待遇、普惠托育服务等。部分地方政府则延长产假30至90天，甚至发放育儿补贴，2021年7月四川省攀枝花市就率先为生二孩、三孩的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人民币，直至孩子3岁。

学者：年轻人恐患「生育恐惧症」

许多企业为了配合政府三孩政策，也纷纷祭出奖励措施。例如重庆迅拓网路科技公司对女员工生下三胎后，凭医院出生证明可一次性领取3万人民币，男员工可申请一次性补助1万元。青岛必诺盈生物技术公司给予女员工生三胎者直接奖励10万元，怀上三胎可申请双休、每月补助营养费1,000元、每月增加2天产检假、男员工妻子怀孕也可享受，且男员工妻子生三胎享受100天陪产假。大北农集团则给女员工第三胎产假12个月、9万人民币。这些企业的加码动作虽引发社会关注，但成效还待观察。

据浙江卫健委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假设政府每个月给生二孩／三孩补贴1,000人民币，您是否愿意生育二孩/三孩？」，引起网民热议，不少网友在留言中均表明「不愿意」，还问：「能买几罐奶粉？」另，「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刊发的一篇论文指出，在1,907名受访女教师中，三孩生育意愿不超过4%。超过7成的女教师认为，三孩政策可能使女性在职场上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女教师尤其是青年未婚者呈现较低的生育意愿，明显有「恐育」心理。对此，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解释：「在明确生育需要承担巨大花销、巨大责任和巨大压力后，一些青年患上『生育恐惧症』。」数据显示38.18%的女教师赞同「我有能力让自己幸福，与其有家庭让自己不开心，不如一个人活得痛快。」显见中国大陆年轻一代对独立与自由的追求越发强烈，中共要想提高生育率似乎有点一筹莫展。

中国大陆实施「双减」政策后，家长与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负担是减轻了，但是家长教育责任也变重了，中共为此推出配套法规《家庭教育促进法》，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就家庭教育进行专门立法。中共官媒宣称家庭教育从「家事」上升到「国事」，父母们开启「依法带娃」的时代，若家长拒不履行教育责任，将受到批评、劝诫，有网民表示：「不婚不生比啥都安全」。如此看来，当前中共鼓励生育、减轻负担的种种政策措施能否奏效，仍难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