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者人之积，人口是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也是政府施政的主要对象，若无法确切掌握人口相关数据，政策制定必然易与现实脱节。然而，人口因生老病死，随时都在变动，为掌握境内人口总数、分布、年龄结构、民族组成、性别、城乡构成等趋势，以便制定国家未来发展政策。现今各国政府通常会固定一段时间就进行一次人口的普查，包括台湾、美、英等国在内，全世界多数国家都是每10年1次，日本则是每5年1次。

中国大陆人口危机迫在眉睫

中国大陆于1953年进行第1次人口普查，之后于1964年、1982年，进行第2、3次，尚未形成规律；直到1990年第4次之后，便固定每10年进行1次人口普查。2020年11月1日中共启动第7次人口普查，直到2021年5月11日最新人口数据才千呼万唤始出来。包括总人口规模、生育率、老龄化、性别比等资料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据普查公报，中国大陆总人口数超过14亿1千万，与2010年第6次人口普查约13.3亿人相比，增加约7千206万人，成长5.38%，人口增速降至数十年来最低水准。随著生育率长期走低和人口老龄化，未来人口增速可能从正转零，再转为负，迈入负增长时代，人口危机俨然迫在眉睫。

从数据来看，中国0-14岁、15-59岁、60岁及以上年龄段人口各自占比分别为17.95%、63.35%、18.70%，且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已达13.5%，比2010年上升4.63%，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另，出生人口数近5年每年都呈现下降趋势，2020年新生儿仅约1千2百万，比2019年下降18%，是1961年以来的最低数字，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研究教授梁建章就形容，「中国面临著世界上最紧急，最严峻的独特的人口挑战，这是一个长期定时炸弹」。

男女比失衡　近1800万适婚男性找不到老婆 

从这次人口普查性别构成来看，中国大陆男性和女性人口所占比例分别为51.24%和48.76%，男性比女性多3千490万人，其中分布在20 至40岁适婚年龄的男性比女性多1千752万人，性别比为105.07（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

中共于1982年9月将计画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写入宪法，直到2015年10月开放「二孩政策」，长达33年的时间民众基本上只能生育1个小孩。扭曲的生育政策造成扭曲的社会现象与层出不穷的问题，例如违反一胎化政策的家庭，或失去工作，或丢掉公职，或被迫堕胎，或杀婴弃婴，或赔偿高额罚款，著名导演张艺谋就因超生两个小孩被罚所谓「计划生育费」和「社会抚养费」，共约748万人民币。普立兹新闻奖得主方凤美（Mei Fong）在2008年汶川地震过后，曾深入调查中国大陆一胎化政策下强制堕胎、超生子女人权议题。发现许多地方政府为了达成一胎化政策数据目标，不惜设置调查人员、奖励告密，凡是发现孕妇超生，一律强制堕胎。另据统计，超过3亿2千万妇女在生完第一胎后，被要求于体内装置节育器。

在传统重男轻女观念的制约下，一胎化也逐步形成男多于女的失衡现象。「男多女少」衍生许多问题，男性找不到适婚女性，直接影响结婚率，而育龄妇女人数减少，则直接影响出生率，进而造成人口增速放缓、老龄化提前到来、劳动力短缺、经济前景受冲击等诸多问题。

在社会问题方面，据经济学家莉娜·埃德伦德(Lena Edlund)估算，性别比例每增加1%，暴力和财产犯罪就增长6个百分点。中国大陆男女比例失调严重的农村地区男性赌博、酗酒、吸毒、绑架和贩卖妇女等行为屡见不鲜，反映出光棍过多带来的后果。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教授王丰曾将中国的生育政策比喻作政府为未来发展借到的抵押贷款，「人口普查结果证实，还债的时间到了」。

中国大陆的人口问题，除了因男女失衡，造成育龄妇女规模减少，主因还与超低生育文化普遍流行有关。作为现今生育主体的「90后」和「00后」，婚育观念与上一代有明显差别。受环境污染、生育年龄推迟、生活压力等因素影响，不孕不育率不断提高。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中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从20年前的2.5%—3%攀升到近年12%—15%，不孕不育者约5千万之多。

为此，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不到1个月时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公布「三孩政策」，期望刺激新生人口成长率。从「二孩政策」出台，放宽生育限制以来，并未出现预期的生育潮，「三孩政策」一推出，大陆年轻人反映普遍不佳，冷嘲热讽不断。综观不同国家鼓励生育的措施，主要包括生育津贴、育儿及儿童补贴、家庭补贴和带薪产假等，包括台湾、新加坡、日本、法国、德国、义大利、加拿大等均有相关措施，移民政策及税收减免在美国比较常见。大幅减轻生育养育成本，才能缩小生育赤字，否则恐怕还是无法引起年轻人的意愿。

剩男危机！官方出手整顿高价彩礼

性别失衡，让中国大陆早就流行「三千万光棍」的说法，但男性要想「脱单」，经济条件是关键性要素，只要论及婚嫁，城市中的女子大多以「有房、有车、有存款」作为衡量的标准；而男性远多于女性的农村地区则往往要求男方付出高价彩礼。以河南省柘城县为例，据中共《人民日报》报导称，该县下属乡镇「天价彩礼」十分普遍，娶亲礼从6万6、8万8，一路飙涨，后来干脆按斤称人民币，例如「三斤二两」，是指百元大钞的重量，依照1张1百块钱1.16克计算，就是15万人民币，一对新人从相亲到过门，开销要50多万人民币。而结婚率全国倒数第4的江西农村，平均要20万人民币以上的彩礼，居全国首位。适婚男女数量的失衡，最终影响到的，不是那些收入水准高的上层的群体，而是社会地位偏低的弱势群体。

出现高价彩礼的地区，部分家庭因生女而失望，便想在女儿长大成人后，以征收高价彩礼实现心理补偿，甚把嫁女当作改变贫困生活的手段。高价彩礼将女性物化，女方家庭把女儿嫁出去以后，往往断了与女儿的联系，而部分农村家庭为了给儿子娶妻，掏空家底，甚至背负沉重债务，反而为日后夫妻相处埋下隐患。

有鉴于此，中共民政部于今年4月9日发布《民政部关于同意将河北省河间市等单位确认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的批复》，将河南省开封市禹王台区、宁陵县、广东省广州市、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重庆市大足区、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等地列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实验时间为期3年，其后包括河北雄安新区等地也被纳入。婚俗改革的重点就在于遏制婚俗的不良风气，包括讲究排场的喜宴、高价彩礼等豪奢作风，以及低俗的婚礼闹剧。

未富先老　提升生育率是当务之急

因一胎化造成性别失衡，连带引发的结婚率及生育率问题，可以说是中国大陆独有的「社会主义特色」，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家庭规模也逐步缩小。1964年平均每户4.43人，1990年3.96人，2010年降至3.1人，2020年大幅缩减至2.62人。从家户人口规模的减少，可以看出单人户和夫妻户的比例大幅增加，无论对养老还是育儿来说，代际家庭支持功能均呈现弱化的趋势。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力，但随著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总体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纽约时报》更报导指称，中国面临著与发达国家类似的老龄化相关挑战，但同时家庭收入要少得多，也就是说，中国还没有富起来就变老了。

要解决上述问题，唯有采取釜底抽薪的根本办法，就是提升生育率，同时改善性别比率，拉近适婚男女的人数差距。这次人口普查有一项数据，或许可视为较正面的消息，就是新生儿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下降6.8，性别结构似乎随著全面生育政策的放宽、生育观念的转变、男孩偏好的减弱，有所改善。但不可否认的是，出生性别比仍然处于偏高的状态，中国大陆性别失衡问题的治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