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佛跟耶稣都要「讲政治」

「宗教中国化」原本指的是习近平政权上台后，针对五大合法宗教中的三个「外来宗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所推动更为强硬的宗教政策。「宗教中国化」就是中共政权要求这些「外来宗教」增加「爱国主义」的教育训练，支持中国共产党统治、习近平的「领导核心」、社会主义制度，以及拥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简单来说，无论你是活佛还是耶稣的信徒，在中国大陆就是要「讲政治」，不仅要远远避开党高层划下的各种政治红线，更要积极迈出为党国政治目标服务的步伐。

「宗教中国化」一词最早可追溯到2012年3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基督教中国化研究」专家座谈会。该场会议讨论的仅是基督教，但会中提出宗教要负责的「三大政治功能」，某种程度预告未来8年各大宗教即将面临到的「宗教中国化」政治风暴：他们指出「洋教」要洗刷在历史上「不适应」中国国情问题，必须要以行动证明：1.为构建文明对话神学发扬中国智慧；2.为应对重大现实问题做出积极贡献；3.为拓展中外文化友好交流铺路搭桥。后来的发展印证学者的建议已经成为政策，五大宗教的爱国协会各自公布「五年计划」，要以习近平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来建构「文明对话神学」；爱国协会的主席与政协委员们要求信徒在「重大现实问题」上要懂大是大非、纷纷表态要「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同时，「佛教外交」、「宗教参与一带一路」、「输出反宗教极端主义经验」等积极服务党的大统战与大外宣的惊人言行陆续出现。

习近平特色的宗教政策

天主教方面，自去年签署不公开的「主教协议」后，中共推动中国天主教进一步「中国化」的力道更为加强。2018年1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局长会议」便声称要建全天主教的「一会一团」制度、加强天主教界「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教育」。中共的策略是藉与教廷和解作为筹码，挟教廷之名迫使多年来忠于梵蒂岗的地下神父归顺中央。另一方面，则继续落实和打造「真正」的爱国天主教，例如在2019年7月的「全国性宗教团体联席会议」上公布的所谓「四进」要求：1.举行唱国歌、升国旗仪式；2.向信徒宣讲中国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3.宣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4.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有著悠长反抗传统的基督新教则面临更全面的打压。基督新教教会与官方的关系处在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除2016年的浙江清拆运动，2018年河南也出现大规模拆除教会十字架行动，当地官方教会牧师透露数字可能达7千座。同时对地下教会的打压继续开展，知名的地下教会成都「秋雨圣约教会」超过1百位信徒在去年12月被公安大规模逮捕，其牧师王怡被以「颠覆国家安全」罪名被捕，经过1年的秘密关押，2019年12月30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才公布王怡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获刑9年。官方进一步藉各种如圣经书籍审查、宣教人员资格考试或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等行政措施来监控官方教会，取缔地下教会。

整体而言，近几年针对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与天主教的宗教打压事件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以「违建」或「中国化」为名拆除部分或全部宗教场所之建筑、塑像、与标志；第二，以缺乏合法注册或官方许可为名，解散、驱逐或逮捕宗教领袖与信徒；第三，就算宗教团体配合拆除与获得许可的要求，有关当局仍对于宗教场所内的设置、仪式，甚至对使用陈列的书籍经典大加干涉。例如要求移除十字架或佛教经书改放置习近平、毛泽东的画像与语录，要求信徒举行升旗典礼等政治仪式以示「爱国」。

「宗教中国化」变质为「去宗教化」

自2020来这些「中国化」的要求似乎已变质为「去宗教化」的作为，甚至延伸到一般民众的节庆与婚丧典礼。例如2020年4月以来，山东、云南、浙江等地都传出拆毁公墓宗教塑像与标志的事件。2020年6月，一份《关于禁止在殡葬场所开展宗教殡葬仪式的通知》从辽宁省传出，其中严格规定殡葬场所不得设立「宗教厅」举行宗教殡葬仪式，不得在殡葬场所开展讲经、讲道等宗教活动，不得经营销售和提供宗教用品。6月浙江省一间三自教堂按照基督教礼仪为信徒送葬，被人举报有信徒扛十字架的行为而被勒令关闭3周。8月河南省安阳市政府官员阻止佛教徒身穿长袍与手举「阿弥陀佛」经幡出殡，也不准念经超度亡者。

宗教打压值得特别注意之处，并非它影响的范围或是人数，而是它的存在证明了统治者的价值观与其行为反射出来的极度不安全感。例如以「国家安全」为由拆毁作为中国传统信仰中心的佛寺与销毁佛教书籍显然是荒谬的。这一波佛教打压的对象主要都是所谓的「爱国宗教人士」，也是长期与中共统战部配合的合法宗教场所；这些佛寺配合政府的宗教政策都来不及了，哪来国家安全的威胁？例如书被查禁的净空法师曾公开称赞习近平是「菩萨再来、再来人、菩萨化身」，但据山西一位被查抄的寺庙住持却告诉记者说：「国家说净空法师配合西方反华，他的书『危害国家安全』，必须焚烧、销毁」。

总结而言，「宗教中国化」并非一个宗教社群的「自我改造」运动，而是具有明显政治目的、由上而下的一个全民政治运动。它要求宗教教义反映习近平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求信徒在「重大现实问题」上要拥护党的重大政策；同时要宗教组织积极服务党的大统战与大外宣的日常工作。实践上就变成信徒书架上不能摆放宗教书籍，宗教场所不能悬挂宗教符号，婚丧喜庆不能有宗教仪式。这种党的政治生活与民众社会生活不分的情形是毛泽东时代的标志，是改革开放时代试图从中国大陆社会中剥离的「过左」作法，习近平时代的回归当然有其政权生存上的理由，但承担后果的是中国大陆人民日常生活的合理性与中国大陆的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