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自从去年「五二○」以来，两岸关系飞速发展，单以两岸两会的董事长级别的见面会商，就有三次，而且每次都有十分具体的成果和成效，呈现出几乎是无障碍的沟通，全顺利的谈判。虽然知情者都知道，从两岸关系的发展来看，当前的快速变化，只是对过去十余年两岸关系，迟滞不前的「补课」而已。特别是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区域经济整合的压力，和以往蹉跎消耗的岁月，如今站在台湾生存发展的立场，加快清理以往的障碍，以便及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也确有其急迫感。尤其，以此次「江陈会谈」所签订的三项协议，都具有外溢的效果。因此，从两岸关系的长远来看，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值得高度重视。

二、第三次江陈会协议的主要特色

　　第三次江陈会是今（二○○九）年的四月二十六日到二十九日在大陆的南京举行，此次签订的协议，包括了定期航班、金融合作以及司法协助三项，从其外溢的效果来看，这将是两岸关系另一个阶段新的、重要的里程碑。

　　第一项「定期航班」：对两岸人民而言，就是真正意义「直航」的实现。虽然还存有航班次不足，和延远权的问题仍待改善，但是大体而言，两岸人民的往来不论在时间、经费和便利性而言，已经大大提升。未来，两岸人民的交流益加呈现对等化的互动，这就必然产生强大的市场需求。巿场的存在就是利益的存在，导引两岸有关的单位不得不去思考新的协议。

　　「海峡两岸空运补充协议」基本上已经排除了两岸人民往来人为的非必要障碍，这就意味著两岸人民直接往来，一日生活圈的便利性基本形成。因此，两岸人民对自己的政府以及对对岸的当局，在签证便利化方面的要求也会随之而至，特别是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彼此往来固然可以有所规范，但总不能比出国更麻烦。所以，直航所带动的社会交流，已经不是「统、独」问题，而是治理的问题。换言之，直航会开启一个人民选择政府的新时代，两岸之间，除了「经济引擎」的推动之外，「社会引擎」的马达也将开始运转。这与以往的两岸之间，只有经济单一引擎的推动方式当然有所不同，而且不仅仅是量的差异，甚至交流的内容与方法都将有所变化。这是第一个特色。

　　第二项「金融」：金融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两岸正式开展经贸往来迄今，依官方的统计，台湾在大陆的直接投资已累计约四百八十亿美元，双方的年贸易额已近一千三百亿美元，互为第七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贸易伙伴。然而，以往双方一直没有开展规模化的直接金融合作，彼此之间，有关货币兑换、清算、资金支付和贸易结算等业务，往往通过第三方辗转进行。此一现象，长期存在于两个主要的贸易伙伴间，这不仅使相关投资和贸易活动承担高昂的成本、巨大的风险，而且还使有关业务的开展效率大大降低，这是世界经贸间非常罕见的现象。

　　两岸金融的不合作，已经严重地制约两岸经贸关系，成为两岸经贸正常化发展的主要大瓶颈，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过去的台湾执政者一直认定两岸的金融往来，将冲击「国内金融市场特别是股市及房地产市场，金融冲击也将容易受到大陆经济及金融的影响，整体金融风险必然升高」。另外，也有人认定大陆的金融业入台之后，会控制台湾的股市，扰乱台湾的金融等等。

　　这些片面之辞的问题，不仅在于当他们只以主观的想像去否定金融往来的全面功能；更重要是在他们眼里，台湾彷佛是一个无政府的放任之岛，外资来台可以为所欲为；同时在他们眼里，完全没有台商的利益和需求。所以在民进党掌权之际，就可以长期不顾台商的经营处境，绝不开放金融业的往来。

　　如今两岸两会终于签订了「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一方面是为解决台商融资困难提供条件，为提高台商竞争力架设了新的基础，另一方面对台湾金融业来说，就像是取得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门票」。当然此次所签订架构协定，还只是搭一座桥而已，未来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领域，涉及相当专业的问题，都需要后续具体协商落实。

　　至于大陆的金融业来台，则由于台湾原本就是开放外资在台经营、竞争，所以陆资自然也受此规范与管理。台湾的金融业是否会因为两岸金融规模的不成比例，而屈居劣势呢？台湾大学财金系教授黄达业表示，虽然台湾银行业规模不能跟大陆银行相比，但台湾金融业在管理、营运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进军大陆的前景仍有可为。台湾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朱云鹏认为，虽然由于民进党当局的拖延，台湾金融机构已错失了数年进入大陆市场的机遇，但现在起步也还不是太晚。即使台湾银行现在已无法跟大陆第一线银行竞争，但仍有实力跟第二线的金融机构竞争，并开创出自己的市场与客户群。

　　总之，在两岸金融合作协议签订之后，两岸经济关系正式开启了人、货、财三通的新局面，也就是两岸经济关系市场化时代的开始。对台湾的企业而言，这意味著不论你是否进军大陆，华人之间的竞争都已经摆在眼前，机会也摆在眼前，所以之后的两岸交流已经不再是个人的意识形态和意愿的问题，而是每个人生活的一部份，甚至是无法避免的一部份；这是第二个特色。

　　第三项「司法互助」：大家都知道两岸在法律方面的相互协助，最早是透过两岸的红十字会，在一九九○年九月曾经有过「金门协议」，当时主要是针对双方「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的居民」，及「刑事嫌疑犯或刑事犯」。从这些谨慎的用语，可以体会出这是以两岸民间协助为主的法律协助。以后两岸的「主权」争议，越来越突显，特别在李豋辉和民进党掌权的时代，两岸类似这种涉及公权力的议题，不但不可能签订协议，甚至连启动谈判大陆方面也有顾虑。所以近廿年来，两岸相关的法律协助，就完全依赖「金门协议」。

　　然而近二十年以来的两岸交流 ，复杂性早已远远超过一九九○年的规模和水准，由于没有进一步的规范，是以大陆就容易成为台湾的犯罪，特别是民事罪犯者逃避法律制裁的天堂，不过碍于政治一直无法解决，对两岸的公权力都是伤害。因此，第三次江陈会就可以签订打击犯罪与司法互助协议，应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从两岸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代表了对台北公权力的司法管辖权的认可，另一方面也为未来的两岸关系，建立预防犯罪的机制。

　　从司法管辖权的认可来看，应该说这是北京当局对台湾政府的司法管辖权，从不否认到承认的里程碑。以往在「金门协议」中，其实北京当局已经很清楚地理解到，无论如何，不可能否认台北当局对台澎金马地区，行使管理的事实。因此，虽然是由双方的红十字会签字，但是背后不可能没有政府的背书，所以是一种默认的表现。而此次是公开由政府授权团体协商，再以文件形式确认，所以说是公开承认。去年年底胡锦涛在「胡六点」中指出，「两岸可以就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展开务实探讨」，个人以为此次两会签订了「共同打击犯罪与司法互助」的协议，就是「胡六点」有关两岸「政治关系务实探讨」的具体表现。

　　从预防犯罪机制角度来看，由于两岸三通的实现，大陆观光客的开放，以及未来陆资来台、陆生来台等等开放措施，两岸居民赴对岸旅游、探亲、经商、就学、就业、就医甚至长期居住会越来越普遍，两岸之间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也会更加密集，自然其中犯罪的机会也增加。特别是，两岸跨境违法犯罪的机率，可能大大增加，侦防和侦查的手段和方法也将更加复杂。而此次的协议内容，包括了打击犯罪和司法互助两大部份，前者包括：交换涉及犯罪有关情资，协助缉捕、遣返刑事犯与刑事嫌疑犯，并于必要时合作协查、侦办。后者包括：送达文书、调查取证、罪赃移交、罪犯移管（接返）、人道探视、执行请求等等，基本上两岸之间可能使用与可以使用的各种预防的方法都已经穷尽，尽可能地维护两岸人民生命、生活的安全，财产的合法保障。

　　总之，「共同打击犯罪与司法互助」协议的签订，除了公权力的伸张，保障两岸人民的安全，更代表了两岸政治关系探索的起步；这是第三个特色。

三、两岸关系的隐忧

　　由于「九二共识」的重新认可，以及两岸当局思维的转变，当前的两岸关系迈入一个良性的循环，虽然，两岸的协商已经逐步顺畅，但是这不意味者两岸关系从此一帆风顺，至少存有以下的隐忧。

　　首先，两岸和解的基础尚不稳固：此处所谓的不稳固，主要有二层的意义，第一是和平时期理论的探讨不足，以目前两岸领导人的论述来看，大陆方面相对比较清楚，按大陆的说法是和平发展是和平统一的初级阶段。换言之，和平发展是必经途径，和平统一是和平发展的最终目的。而台湾方面则只强调「不统、不独、不武」，这是目前马政府的大陆政策，但显然不是马的大陆政策目标。因为如果是目标，则两岸除了「九二共识」也就不必再有其他的作为。但是，马政府的大陆政策是有积极作为的，所以显然不是维持现状，而是在三个「不」的基础上去改善关系，改善关系自然是为了创造和平。于是大家就会关心和平之后的目标，从台湾的立场来看，如果没有和平之后的目标论述，就是没有主体性的和平，这样的和平就会受制于人，这对已经当家作主的台湾人民而言，就会产生潜在的忧虑。

　　第二是和平的策略规画不足，以目前的两岸关系的论述而言，两岸的和平策略应该是「先易后难，先急后缓，先经后政」，然而仔细推敲，这些方案只是粗略的愿望，不能称之为策略。因为难易之间、政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相关性，特别是经济议题与政治议题间，还存在著不可通约性，如果台湾方面在经济议题相对获得满足之后，拒而避谈政治，或是两岸因政治议题而破局，或是再经政党轮替，新朝不认旧帐，都可能带给两岸和平的重大威胁。

　　所谓的和平的策略规画，就是指两岸都有自己的和平路径图，除了实现和平的愿望规画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必须罗列和平可能的障碍，与规避或排除障碍的方法，最终才有保证和平的实现的可能。从历史来看，有了这些保证和平也未能必然实现。但缺少这些规画，和平就几乎无法实现。然而，目前的两岸仍然是以经济优先的策略未变，故而相关的对话自没有认真严肃思考的空间。长此以往，两岸的和平就有隐忧。

　　第三，是台湾对两岸和平的贡献不对等：两岸的和平是两岸共同的愿望，然而创造和平的两造必须都能有所贡献，和平才能有所保证。而两造的贡献越是对等，和平才越有保障，因为不对等的贡献会使得破坏和平的成本增加。

　　以当前江陈会的成果来看，目前的两岸和平中，台湾的贡献是十分有限的，所幸目前的成就，也可以视之是为两岸和平创造物质基础；而所谓对和平的贡献，并不完全是指有形实力的贡献，更在于无形的和平设计以及贡献的质量。

　　所谓和平设计，是指和平的一方所设计出的和平方案，能否也保障到对方的利益，从而使之成为两造和平的主要方案。如果是，则居小的一方对和平的贡献，也必然不小于大的一方，因此大的一方就不会轻易破坏和平的局面，否则必将冒险失去现存的利益。

　　所谓和平贡献的质量，是指和平双方，以何者为基础，一般而言，双方的和平基础可能是相互保证毁灭或无法毁灭的和平，相互利益共享或共同体的和平，相互价值与理想共享的和平。以上述的三者而言，双方如能拥有价值与理想共享的和平，当然是高质量的和平，因为这样的和平是双方完全没有非和平想像，武力解决从不存在于双方的方案之中。其次是利益共享的和平，这就会迫使双方以理性计算非和平解决的成本，则正常情况下，双方会避免非和平手段的诱惑，但是也有可能错估形势出现意外，或是经过精算非和平的利益大于和平，则有可能采取非和平的手段。第三种情况，必然导致双方进行军备竞赛，从而出现关系的紧张，最终极可能导致战争的爆发。

　　两岸之间的和平，基本上也不脱上述的和平内容。过去相当时期的无战争态状的和平，是属于毁灭与吓阻下的和平。如今马政府经营的和平，是属于相互利益共享或共同体的和平，但这样的和平是一种不平等的依赖式和平。在此种和平状态中，台湾对两岸和平的贡献是不对等的，也就是对台湾缺乏保障的和平，因此台湾有必要使双方的和平，转移到相互价值与理想共享的和平。此一任务就自然而然落实在与大陆的民主交流、治理交流的课题上，唯有如此，台湾才能在两岸和解的过程体现出无法取代的贡献。然而，这绝不意味著台湾可以教大陆如何民主，而是在中共也承认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之后，台湾愿意开放自身的民主经验，证成中国特色民主的可能性与有效性，分享历程交流经验，共促两岸的和谐。

　　如果我们结合前一段的忧虑，我们可以说当前台湾在两岸关系中和平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两岸关系的民主化。而今的问题，是台湾当局是否觉察此一论述的战略意涵，进而在交流中去逐步加以实践。

四、结论

　　第三次「江陈会谈」成功地签订了两岸的三项协议，从长期来看，将深刻影响两岸社会、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对两岸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所以，在第三次江陈会之后，立足台湾更需要一个对两岸关系发展的自我论述，而从当前两岸各自的内在逻辑来看，「民主」对话有可能成为两岸共同话题。在台湾经历第二次政党轮替之后，基本上积累了若干民主的经验，同时也由于民主的经验，提供了台湾社会的无穷创意。这些发展和变迁，应该说为台湾提供重新认识和理解大陆、理解共产主义的自信，假如台湾的领导人在这一方面能看得更远，则在处理两岸关系上就能发挥更大的能量。然而，台湾目前仍处在民主转型阶段，政府统治虽有合法性，但治理的合理性的尚待考验。两岸关系是台湾永远的议题，任何领导人治理的最大考验，就在于处理好此一议题。但是处理好不能只是「先易后难」、「先急后缓」、「先经后政」，必须在接触的心态上，逐步调整为「亦易亦难」、「亦急亦缓」、「亦经亦政」。基于长期的考量，只有在两岸和平的贡献上对等与互惠的原则，才能使两岸关系得以长期和平、稳定，所以台湾在两岸关系中，台湾仍有努力的空间。（作者系铭传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