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时年纪小本省外省不知道

读小学时，某日老师发下一张家庭资料表，让学生带回填写，其中一栏写著「籍贯」。当晚问母亲籍贯是哪里，母亲想了想：「你爸说祖先是来自福建，你就写福建吧。」我就拿起铅笔写下：「福建」。次日老师让我们交表，我顺便看了一下邻近同学填写的表格，籍贯有写湖南，有写山东，当时还觉得小小的班级能有这么多不同籍贯的人真有趣。

小孩多半贪嘴，家中的饮食若是不合我胃口，我会提出抗议。这时阿嬷多半就掏出几枚硬币让我到巷口的「外省面摊」去买阳春面。我拿起硬币就跑出去，从来没想过什么是「外省」的面。然而族群分立的旗帜一旦举起，就再也无法放下。初中时，我知道了什么是外省人，什么是本省人。填写各类表格，出生地「台湾台北」逐渐取代了原有的「籍贯」。首次政党轮替，来自道地本省家庭的我，更是对父祖出生地对选情的重大影响，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

初恋总是无敌的爱情让人晕陶陶

对「族群」问题不敏感的我，也许是个性与专业使然，终日泡在故旧纸堆里，对崭新的政治观念也会淡泊些。到北京读书遇见他后，两人相恋相爱，可以说是没有太多的阻碍，研究应该没有任何地域局限，更何况是爱情？廿岁出头的我，认为谈恋爱并不代表结婚。再说了，这是第一个男友，以后会有什么结局都很难说呢。

他却认真地带我回家了。

我问父母亲的意见，他们想了想，认为去看看对方家庭也无妨。接到父母的许可，暑假一到，我就高兴地整理行李，一副背包旅游客貌，毫无见家长的包袱。

那是个以奇山闻名的地方，一下飞机，扑面的热浪让我的脑子发晕，紧接著就进入充斥著陌生口音的环境。他的叔婶们围了上来，接过我手中的行李。我们被接到土菜馆吃饭，满桌的菜肴，有的辣得我难以下箸。一屋子的亲戚，说著不懂的方言，热络地以白酒香烟相敬，酒气与烟雾四溢，我微笑著却很难搭上一两句话。他告诉我，他的父母亲住在离县城三十公里处的山村里，过几天会带我上山，村中没公路对外，只能爬石梯上去。

去他家当天，车子顺著条曲折的溪流逆流而上。层层青山容留出一块谷地，散落著数十方郁郁农田；竹林畔、农舍间，溪水恣意奔流，河底的鹅卵石清晰可见。往山里行去，水越来越清，也越来越窄，拐入一个山脚，路竟随著水流的潜伏而消失，车子必须折返，进村者得从这里沿著石阶上山。我不喜欢爬山，但心想来自于多山的台湾不能丢脸，就揹起行李开始登山。

青石板路起起伏伏，走了一个小时有余才走到村口，村口其实就是一条小溪的出口，颇有宋人杨万里《桂源舖》「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的风情。他微笑著说，我是第一个进村的台湾人。他家是普通的农舍，墙面是泥土颜色，比起当地「白墙黑瓦」民居风格，更加简朴。他母亲已等候多时，见到我马上咧开嘴，用不标准的普通话说：「天热了，辛苦。」将我迎进屋内，打凉水给我洗脸。

虽然语言不通，她却让我想起了那些戴著斗笠的台湾妇女们。人的样貌因人而异，但善良、纯粹的表情是放诸四海皆准的。

他们村子的历史大概有百年以上，唯一的学堂美其名为「小学」，实际上是间极破的小屋，「教室」内堆著几张又旧又脏的桌椅。所有的孩子不分年级，都在同间教室里上课，老师给高年级学生先讲，再换中年级，低年级再次之。老师们在讲其他年级的课程时，无关的学生就写自己的作业。

他孩提时每天先去教室背书，读完回家吃早饭后再回教室。我脑中登时浮现胡适《四十自述》的一段话：「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不过胡适出身书香家门，最初读的是家塾，他只能读村里的破烂学堂，要读初中只能外出离家才能继续求学。我从小读的学校都在自家附近，大学离家车程也不过十数分钟，何尝吃过这等辛苦？尽管认真读书，在哪里都是件辛苦的事。

成家才知婚不易门当户对少烦恼？

从回忆拉回现实。当时的我只是欣赏他的刻苦与聪明，不能完全理解家庭背景、城乡，还有两岸文化上的差异可能带给婚姻的影响，只觉得跟伴侣沟通是最重要的事。当他向我求婚时，我想他父母亲这样善良的人做公婆有何不好？这竟成为我点头其中一个因素。因工作的关系，我俩就在北京正式展开婚姻生活。

日常生活逐渐凸显一些问题。研究社会者多认为子女容易复制父母亲的婚姻模式，我俩也不例外。我家是核心家庭，父母亲工作回到家后各做各事。帮忙父母亲做一些家务对我来说很习惯，烹饪亦是兴趣之一，但我更愿意关注工作与其他娱乐。

他的家庭与我不同。夫家人大多是善良的，但普遍的大男子主义，并有强烈的乡土情结（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此特色，只是程度各有差别）。当地家族人口较多者，女孩子被分配到的权益相对男性偏低。丈夫生长于斯，有些要求颇具男权传统，甚至还会在意家乡人对我们婚姻的眼光。

他跟我之间的相处模式虽非完全复制于家庭，但他在争吵时总是习惯性地提醒我的女性角色。我屡次跟他分析宋明理学压抑女性是从何时开始，并渗透到他们当地的传统之中成为典范；新女性不能继承这些，将这些压抑女性的思想传给下一代。再说了，照顾家人的情绪我还能理解，乡人的说法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诸如此类的反驳不胜枚举。我不认为结婚后就要挂著性别与身分符号行走江湖，唇枪舌剑后他总败下阵来，我赢了口舌却伤了感情，事实上毫无成就感。

经过几次大争吵后，我认真思考问题：首先，我俩的问题不能随便求助大陆本地人。很多大陆人批评自己的农村同胞言语甚苛，说他们不注重卫生、土气、素质低。跟大陆的友人诉说，他们多半会说我跟他门不当户不对，他就是「凤凰男」，而我是「孔雀女」，男乡村女城市的婚姻结构，在大陆经常是难以维持而导致离婚率居高不下等云云，听了不能解决问题。跟台湾的友人倾诉，他们当然站在我这边，但有人还是会对我跟出身乡村的大陆人结婚表示不理解。婚姻带给人的处境，真是比什么都现实啊！

我想，与其说农村落后，不若说他们的父权思维更重，也更注意乡土关系。这不仅限于大陆农村，台湾的乡村地方相较于城市，也很注重父权与乡里关系。曾经听闺中好友抱怨，她跟台湾某地的男生交往，对他们家族同进同出的关系，以及家长至上的相处模式感到不习惯，最后以分手收场。

我俩当初是因爱相守，况且除家庭观之外，眼中的普世价值还比较一致。我自身也有问题，对因婚姻而产生的约束与包袱并未完全适应。我后来决定减少对他人诉说夫妻纠纷的机会，努力改变自己的局限点，出身背景可以拿来分析婚姻问题，却不能解决其中的隔阂。

许多夫妻间确实存在城乡与社会的文化差异，最本质的解决之道，还是需要双方耐心调适相处模式，寻求改变。否则按当今趋势，没吵几回大概就走到离婚的路上。离婚可以让人脱离一些不喜欢的事物，但我很珍惜两人多年的情感。他靠自己的力量才从村子里走出来，有些情绪非我所能想像与深度理解。既然没有能力解决他的情绪，能做的就是减少给他的压力，等他情绪平稳后再正面地表达自己的看法。经过长期的沟通与调整后，他本是善良的人，见我开始退让后，更加尊重我的想法与生活方式。例如他原本习惯早晨喝粥，我早餐喝咖啡，他就跟著我一起喝；也开始分担家务，乐于帮我买菜跑腿等等。

增进适应力并且合理地去沟通调解，不要轻易制造过不去的坎，对自己与婚姻的维持来说总是件好事啊。

家家有本难念经理性包容是正道

前阵子台湾的综艺节目流行让外籍与陆籍配偶上节目倾谈婚姻婆媳等关系，分享了非台籍女性的家庭相处问题。有意思的是，外籍与陆籍男性配偶的地位与生活相对来说较少被媒体关注，政府印刷的相关读物的读者设定也以女性为主。他们若是有更多发声的机会，应能让社会看到更多元的两性婚姻关系。

综艺节目的倾谈虽有为了娱乐效果夸大演出的成分在，但这些女性面临的压抑应该不小。一部分台湾人对于陆籍配偶始终不是很尊重，陆配出外就业不但限制多，在家庭里还同时面临著性别与地域歧视。先排除政策导致的社会歧视不论，家庭里的歧视，与部分过度的自我优越感及父权意识有密切关系；即便是台湾女性也是面临许多考验。有人说大陆的女权地位比台湾高，又有人说上海女性地位很高。然上海并不能成为大陆女性的代言人，大陆农村与城市的差异也不容忽视。媒体报导台湾的女性地位在亚洲的排名比较领先，个人感觉仍有不少待发展的空间。但这样的论题，却非这篇短记所能涵盖的了。

有师长曾经感叹现代的女孩子受了高等教育，就跟男人讲权利义务，殊不知所谓「情、理、法」，家族是先讲情不讲理、法。我深觉有些女性之所以动辄讲权利义务，是因为现实环境提供给她们的发展环境尚有不足之处；家族相处虽要讲情，也不能排除「理在其中」，任意包容对谁都不是件好事。女性在家中的性别角色如想改变，得比男性花更多的精力去建立与维持。无论如何艰难，女性需要坚持下去，社会也得一齐合力改变，许弱势者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衷心希望台湾的下一代，能够在性别问题上更宽容、更无文化与族群包袱的环境里成长茁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