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过去，似乎是人类的自然本能，在这个追溯的过程中，人更能理解现在，甚至于更清楚未来要走的方向。从一九一一年到今年，刚好一百年；一百年前发生的事，对今天和未来有何意义？这个问题在两岸都引起相当的思索，但真正能够探测到核心深度的又有多少？
一百年的时间，中华民族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动荡杀戮。清末帝国主义恣情肆虐，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共产党复于各地暴动，紧接著八年抗战灾横遍野，没想到惨胜之后又再度陷于内战，以致有今日两岸分治之局面。一九四九年之后，大陆经历了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台湾早期也有戒严统治、白色恐怖。这一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太多的遗憾、怨恨、冤屈、利益，激荡翻搅，让人看不清历史真相。回顾这些，让我们心痛、心哀、心怒，但一百年过去了，该沉淀的都应该让它沉淀，问题是在一百年的沉淀之后，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地一眼看穿池底？

废除帝制　迎向新时代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提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周朝是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制之始，君臣尊卑等相应道德观念亦由周公而定，诚如王国维所说：「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这个中央集权的帝制到了一九一一年形式上被解体了，相应的儒家也受到严厉的批判。一九一一年是不是继殷周之后，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另一剧变呢？这一剧变所欲树立的价值又是什么呢？这是走过一百年之后，我们必须追寻的问题。
在一九一一年之前，满清已有改革之举，开始兴实业，设学堂，并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当时也有不少外国传教士在大陆传教兼讲学，甚至末代皇帝都请了洋人当教席。这些改革毕竟是半吊子，满清仍舍不得那已经像破瓦烂罐的权力，似乎除了把它彻底打碎，已无挽救国家之法。
及至辛亥革命，虽起于偶然，清帝逊位却成于必然，数千年之专制帝制一夕瓦解。但这不仅是专制帝制之瓦解而已，亦为各种思想禁忌之解除，整个知识界都在思索振兴中华、挽救民族之道，以及追寻一种新的文化元素。现代人习惯用「富强」二字来说明当时中国人努力的目标，虽不算离谱，但稍嫌肤浅，没有看到那个潜在的历史剧变。

朝代递嬗　能否彻底终结

先从政治上来说，一九一一年以前，中国人解决政权冲突的方式都是诉诸武力，每一朝代衰亡，都是群雄竞起，最后胜者建立新朝代，这就是「成王败寇」。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谈到中国史，他说：「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斗争，不幸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线之进步。」因为这些纷乱牺牲的结果，只是造就一个新朝代的诞生，而非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不过，辛亥革命有新的号召在背后，它想建立的是一个新时代。
辛亥革命之前，兴中会的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个誓词虽然离不开最具原始动员力量的民族主义，但推翻帝制，建立合众政府的理想，已经拉开了大旗。辛亥革命成功，帝制走进了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不会再容忍出现皇帝这样的称号，不识时代变化的袁氏妄想称帝，也只有短短八十三天的寿命。但仔细深思，几千年的帝制灵魂，会随著清朝的结束而化为一缕青烟吗？
如果我们回顾一九一一年后的政治史，朝代转换的观念仍然存在于当年呼风唤雨的政治人物的脑海中，也存在于一般老百姓心目中。就是这一种出乎对权力的渴望，同样也是出乎对时代变化的愚昧，或者说从周以来的专制帝制让中国人看不懂时代的变化，于是乎出现了历史最大的讽刺：当由帝制走向民国之时，中国却依然在帝制的幽灵下进行了一场割裂今日两岸的民族厮杀。李劼在《百年风雨》中说：「赤裸裸的凶残，成为国共厮杀的特征…倘若追问究竟是什么样的仇恨使双方如此残忍，相信谁也弄不明白。」当局者迷，当时人或许不明白，我们今天难道能继续糊涂，或被人糊涂吗？

自由民主　历久弥新

一九四九年之后，海峡上空也是砲声隆隆，但浪花过后，再怎么呼风唤雨的人物也要面临被淘去的命运。毛泽东、邓小平走了，蒋介石、蒋经国亦往矣，接下来的政治人物上了舞台，究竟会唱出什么样的一出戏？本来没有很高的预期，但二○○五年竟也出现了与一九一一年时令人惊奇的序曲一样的旋律，让人不禁侧耳倾听。连战与胡锦涛的握手，不少人把它比喻成国共的第二次合作，甚至于用蒋毛在重庆和谈来形容，但仔细倾听旋律的背后，可以发现连战不无回到一九一一年格局的企图。连战特别选在北大演讲，特别提到了自由主义，其用心可以知矣！
二○○八年马英九当选总统，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平与合作的建构，似乎为未来打开了一个机会之门，一个突破朝代循环的机会之门。但这个机会之门尚未完全打开，因为大陆在今年出版《中华民国史》，由此可以看，朝代转换的观念依然没有消除。我们依然想望，如果中华民族未来真的可以用非武力的方式，或者更具体的说，用民主的方式来决定政权的冲突，那真的是开历史之先河了。
政治与文化是很难分开的，一九一一年的剧变，既有政治上的意义，也有文化上的意义。从文化上来看，民初的人文景象充满一种朝气，既要挣脱儒家的束缚，更有立新文化的气魄。当初那一场「新文化运动」，代表的是那个时代的想望。那时揭橥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两大观念，颇有引领风骚之态。如果要与春秋战国时代相比，这个时代的思想范围更为宽广，虽然不一定更为深入，却也是活力十足，希望无穷。我们也可以看到民国初期，思想一旦大规模解除束缚之后所迸发的力量，是如此地令人惊叹！

民主长路　迂回曲折

借用陈寅恪的话来说，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应该是相应于一九一一年革命背后的文化力量。只是帝制的幽灵太幽暗，太强势，而刚萌芽的自由思想又太脆弱，以致于在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华民族在大陆又回复到了新帝制。李劼说：「苏联的红色独裁者将镣铐戴在苏联人的手脚上，毛泽东的帝国则把专制像种庄稼一样地种在中国人的心底里…这又是一个天罗地网一般严密的警察国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画地为牢。」一针见血，而且是直指核心。
邓小平上台后的改革开放，的确是带动了经济的成长，人民的物质生活也有了改善，各地城市不乏高楼大厦，从奥运到世博，似乎带给了人民信心与希望。但我们从一百年的历史来看，一方面觉得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共产党竟然看似向前，其实是倒退；另一方面觉得现在的转变似乎仍缺少了一块，也就是说没有彻底倒退到民国初年的格局与文化。

两岸的距离　在于对自由民主的想望

一九四九年之后，自由的灵魂并未消失，只是化为一颗颗孤单的种子，在不同的时空开出一朵朵让人敬仰，但又立即被摧折的花朵，即使是在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或白色恐怖的时代。比较让人欣慰的是，民主化之后的台湾，回应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真正精神：民主、法治与自由、人权，前二者是制度面的安排，后二者是精神面的充实。一九一一年的剧变，其意义，就应该是在民主、法治以及自由、人权的相应相辉。这样的想望，在一百年后的台湾，开出了灿烂的花朵。
马英九总统在国庆大会上指出了我们国家的形象：「自由民主、活力创新、人文关怀、开放自信」，正是呼应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政治与文化想望。马英九总统也呼吁：「纪念辛亥双十，就不能忘记国父建国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均富的国家，大陆应该勇敢地朝这个方向迈进，也唯有如此，才能缩短两岸目前的距离。」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两岸的距离就看两岸与一九一一年的民族想望距离有多远。马总统的讲话，放在这一百年的格局中来看，更显其力量与纯正。
无可讳言，直至今日仍然有人想用意识型态或政治利益的棒子，要污浊已经沉淀的历史，让人看不清真相，只是身为国民与公民，又岂能任其愚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