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八年马总统执政以来，两岸交流在数量上开始趋于平衡，两岸之间就脱离了原先精英交流，有机会迈入社会交往的时代。前者是指专业人士的交流，一种择优交流，呈现的不是两岸社会的全貌，在此情况下，双方只能理解对方比较「优」的部份，因此误差仍大。后者指社会各阶层的交流，特别是台湾开放大陆同胞观光与自由行之后，使得两岸人民不论是否去过大陆或台湾，都有机会与对方人民近距离地接触、相处，甚至是共事，从而使两岸之间，得以进行深度而且全方位地社会接触。

交流挑战既有认知

由于历史的原因，两个社会在过去相当的时间，处于相互仇视、相互丑化、相互否定的状态之中。一旦开始进行社会交流，基于现象与理论、宣传与实际的落差，交流必然带来对自己原本「认知」的挑战。
按美国社会心理学者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一九一九一九八九）于一九五七年的《认知失调论》一书中所提出的论点，任何学习者都倾向于追求认知之间的一致性。当此种协调性被某些新的、不协调的认知所挑战时，学习者就会处于一种紧张不安的状态，此一状态迫使学习者去减轻或消除此种不协调（注1）。然而，接下来的费斯汀格和学生所做试验，就提出了非常有趣的理论。他们发现人们在处理「认知失调」的方法，并不一定是改变自我的认知，以求得平衡，而可能是进一步强化自己原来的认知来消除紧张（注2）。换言之，人们在面对「认知失调」时，可能选择的路径有二：重构或强化。

初步接触的「交流期」

从两岸之间的接触历程来看，两岸之间，在初始阶段必然充满好奇。在此一阶段的交流会印证彼此的原先的认知，结果会出现重构或强化其原先的认知两种可能。所谓「重构」，是指当我们所知和所见落差很大时，我们就会否定自己原先的认知，依自己的经验重建新的印象；所谓「强化」，是指在交流过程中，若我们所见和所知落差有限，则会强化我们原本的认知。
在两岸关系中的表现，就如同费斯汀格所论，「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原来的认知来消除紧张」。从宗教角度而言，就是透过重新自我审视的过程，以强化对宗教的信仰；从认知的角度而言，就会透过寻找新证据以强化自己的信念。两岸关系中，最明显地就是继续寻找大陆或台湾的缺点，来证明自己的正确。

有来有往的「交往期」

当两岸在交流之后，觉察到值得进一步往来的必要，便进入所谓「交往期」。在此一时期，双方在心态往往表现为相互比较，既是比较，自然是「优、劣」或「对、错」的对比，且是直接表现「己正彼误」、「我优你劣」的价值判断。
在此情况下，人们常常表现「强化」现象，特别在两岸的精英族群。在台湾表现为对共产主义的否定，特别是以大陆精英的自我否定为证，认为大陆的错误、落后的根源，皆出自中共的共产主义、马列主义信仰，而所有的成绩，皆源自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西方人士中持类似看法的更不少。近些年中国大陆经济起飞了，某些技术也提升了，相当一部份的西方政客和西方人士认为是因为大陆窃取了他们的技术。他们更以不同的政治制度，预言中国大陆的失败。表现在台湾部份的精英人士身上，就是以自己的「民主政治」自傲，完全无视于大陆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内在因素，不断「强化」「我优你劣」的刻板印象。
反之，在大陆也有相当一部份人士坚持「左」派观点，他们甚至把「改革开放」视为西方世界和平演变中国的结果。他们认为「三十年来，中国的精英们为了取得美国主子的信任，疯狂的反毛，疯狂的反人民，疯狂的反公有制。用彻底否定文革和毛泽东的共产党划清界线，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人民拉开距离，用市场化私有化来瓦解公有制。」（注3）他们对现今的变化完全否定，而且无视于现今大陆的国际地位，无视大陆民众生活水准的大幅提升。他们盲目崇拜毛泽东，夸大地批判改革开放以来的缺点。他们把当代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教条式地排斥西方资本主义（注4），宗教式地迷信毛式社会主义，最终使自己的认知越来越狭窄，而排他性越来越强。

彼此学习的「交友期」

在交流接触的过程中，「交往期」表现为持续、定期且长期的交流。在此情况下，「强化」的心态，终会使得交流中止。反之抱持「重构」心态者，会使得交流，由「交往」迈向「交友」。当交流进入到「交友期」阶段，双方开始真正正视对方的价值，从而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彼此学习，逐步地调整和改变自己的原先认知，理解对方的逻辑，承认对方的优点，理性面对这些发现。理论上，谁得收获就更大，进步更快，最终有可能使「优、劣」易位。
当然，「重构」也不能是盲目崇拜，如果过度自我否定，则会表现为盲目相信对方的正确性。
例如在台湾有少数人表现为狂热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即毫不迟疑地推崇北京一切的作为，也骄傲北京的成就，如京奥、世博、航母、空中太空舱的对接等。
在大陆也有人表现为对「民主政治」的盲目推崇：即认定西方的民主就是大陆政治改革的目的，认为当今中共的政治作为，都是错的，都是革命的对象。他们会以台湾为例，认为两岸同文同种，认为台湾可以民主，大陆也应该走西方民主政治之路。
这些表现，都无法在己方赢得更大的共呜。这样的「重构」也就无法真正有益于和平关系的建立。

正视对方的价值　重构自己的印象

如今，两岸关系已经从过去的冲突期，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迈向和解、和平的新时代。然而在两岸当局强调「九二共识」作为和解、和平基础之同时，也应避免「九二共识」遭致利益化和空洞化。大陆方面致力于从两岸的利害与共同去表现「九二共识」的必要性，在这一方面对台大方让利，结果利是让了，益却空了，还落得「统战」的猜忌。在台湾方面，一方面积极思考「九二共识」的法理意义，另一方面朝野应停止对此争论，以免「九二共识」成为没有「内容」的空洞符号，突显了两岸和解、和平的基础并不稳定。
以目前两岸关系的政治生态，又无法重建新的政治共识，是以透过两岸交流渠道，促使两岸社会由「交往期」迈向「交友期」，鼓励两岸社会的相互学习，改变两岸社会的对方印象，应该是对双方有利的作为。那么两岸社会有那些「优点」是应该被重视而且值得对方学习，以利于己的呢？
个人以为两岸社会最为相似的路径是：都是以中华文化社会去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冲击时，从抗拒、服从、吸收、调适，转化到创新的漫长演化的历程。这是两岸双方各自保留的珍贵经验，也是当今两岸社会要脱离后殖民化社会的困境，必须交流的意义所在。以此角度来看，台湾在两岸文化交流中，有三个自主创新的文化品牌，即服务导向的行政文化、效率导向的市场文化、奉献导向的社区文化。这三种文化并不意味著台湾己经表现成熟，但是代表著台湾已经向著此一方向，大步迈进，值得大陆重视；中国大陆方面，则是「北京共识」值得台湾严肃对待。

服务导向的行政文化

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比较强调「顾客导向」为核心的行政文化，不过这种「服务」是一种尽忠职守的「服务」。而台湾行政公务所倡议的「服务」，是从原本牧民心态的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要求，转而成为体会到「己奉己禄，民膏民脂」的角色本分必须服务；在工作的热诚上，由被动的解决困难，到主动地化解障碍，与民方便；在工作态度上，由不做不错，少做少错转为多做不错，主动积极的行政文化。
我们相信每一位与台湾的公部门，有过接触的大陆人士，必定可以感受上述的表现，这些表现肯定是在西方的公务部门所没有的。如今中国大陆也强调「服务型」政府，但是与社会主义社会样板人物雷锋、孔繁森等相比，台湾服务导向的行政文化则是文化层次的意义。因此，台湾的行政文化正可以提供大陆行政改革的参考。

效率导向的市场文化

市场导向是商业方面所强调的元素，主要的目标是顾客满意度，和公司的长期利润。两者结合，就是「效率」。因为市场经济的特色是自由竞争，而竞争的胜负关键在于「效率」，而「效率」常常意味著我们可以将自己现有的条件，作出最佳的组合。所以，市场文化不仅仅是顾客第一的单一主张与作为，而是各类条件的组合，为顾客设想。
台湾的企业规模不大，在全球化的惨烈竞争中，得以成为经济链条中不可或缺，甚至是难以取代的一环。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台湾不仅仅是顾客服务导向的市场，而是以效率严格地自我要求。如今大陆所希望的科学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效率化的过程，所以两岸文化交流在这一面向也是互补的。

奉献导向的社区文化

台湾目前仍未被世界列入已开发之林，但是台湾的志工是极为活跃的一股力量。他们的身影不仅出现在台湾的学校、医院、老人院、育幼院、博物馆、会展场、各种灾难地区以及各个社区之中，也出现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处。他们也不分年龄、性别、贫富和藉贯，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他们牺牲享受，享受牺牲，不仅因为具有道德的情操，而是因为他们具有「奉献」的习惯，他们视「奉献」为生命意义的展现。台湾如何在未富有的情况下，培养出「奉献」的旨趣，这是大陆在当今市场化初期，应该努力理解的台湾社会文化。
北京的精英在重构台湾的印象时，既不应视台湾民主为「立院打架」，也无须视为政治的典范，反而是台湾社会所彰显的不同的生命意义，才是大陆的精英必须认真理解，努力对话的台湾。

北京共识

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几乎是在全世界一片看衰声中崛起的；大陆的政治也是长期被妖魔化下屹立的。如今诅咒者身陷风暴之中，反而希望中国大陆的引擎不要熄火。因为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自二○○八年以来持续贡献全球的经济成长，花旗银行称：「全球经济对中国依赖度将逐年增加，…中国今明二年对全球经济成长贡献度，将达到二八％、三○％。」（注5）二○○四年英国学者马丁杰可提出「北京共识」（注6），曾引发不少的讨论，大陆官方和民间出现了各种声音，但无论如何，「北京共识」突显了多层面的不凡的意义：中共一个社会主义的政权平稳地向市场经济改革，而改革迄今成功，这是一件难以想像的大事，尤其是对比中国历朝历代的改革，几无例外的失败案例而言。
中国大陆十三亿人口齐心协力，共谋大陆的发展，这件事本身代表了十分惊人的意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号召。这里的答案绝非简简单单的「独裁专制」四个字，可以概括的。特别是「改革开放」持续三十年而未停，更是一件极大的大事。其动力、其前景、其影响，大陆可以淡定处之，但台湾绝不能等闲视之，务必深入理解，不但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共处，也有利于台湾日后发展和战略选择。
以往台湾在政客的扭曲下，几乎完全不谈，甚而轻蔑视之，在反共的闭锁心态下，满足于嘲讽大陆的困难，而不惊觉自己的盲点。无怪乎台湾在近十年来，明显在视野和心态上已经落后，是以重新正视「北京共识」，应该是台湾重建中国大陆印象的中性起点。因为在「北京共识」中，我们可以深入中国大陆近卅年「改革开放」成功和失败，客观面对未来的卅年。

重新建构彼此印象　奠定两岸和平基石

两岸交流迄今卅年余，双方精英在彼此的印象建构上，受到「被殖民」的文化制约和「解在地化」（delocalization）的迷思下，长期负面，故而两岸社会的互信不强，以致两岸的和平发展也只停留在利益和吓阻的基础上。未来的交流，必须由交往而交友，由比较而学习，由沟通而合作，才能走出打破相互丑化的印象，培养两岸社会理性的印象，为两岸和平增补社会基石，才能有真正的和平。 █

注释
1.What is Cognitive Dissonance? http://blog.ilc.edu.tw/blog /blog/2341/post/9454/36185
2.Leon Festinger, http://www.ntcu.edu.tw/gicep/06psy/Festinger.htm
3.〈中国的精英集团将走向何方？〉，《乌有之乡》，二○一一年十一月六日。
4.田文林，〈「灾难资本主义」在世界蔓延〉，《环球时报》，二○一一年十一月七日。
5.林上祚，〈中国对全球经济贡献度上看三○％〉，《中国时报》，二○一一年十月一日。
6.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