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共即将召开「十八大」之前，「薄熙来事件」犹如一颗深水炸弹，引起各种揣测与解读，但不论如何，它多少反映了大陆政经发展的一些问题。无可讳言，在历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令人称艳，但也面临社会转型的误导与偏差。在转机与危机并存之中，如何化解社会矛盾、改善官民信任的差距、强化政府治理能力，将关系到中国大陆的安定与发展。

确实，中国大陆正处于急遽的社会转型和利益格局调整时期，但「转型不正义」、「利益不公正」，正困扰著大陆社会。明显的是，各种社会纠纷新旧交替、错综复杂，刑事案件居高不下，干部贪腐接连不断，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高发、频发、群发之态势。不论大陆内部与国际社会都不免怀疑，改革能否持续？中国的社会危机是否难以收拾？

政改是一面镜子

虽然今年出现了薄熙来事件，但过去这几年来，中共内部也不乏政改的声音，温家宝就是一例。他不只在大陆提政改，到国外时也不忘说明政改的重要性。尤其是今年，不论是两会期间，或是在内部会议，或者是出国访问，都谈到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一诉求，在十八大召开前夕，出现如此频繁，未来是否可能在十八大形成更明确的路线，值得关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政改的诉求也是大陆发展问题的一种反映，或者说大陆的领导阶层至少认识到「转型不正义」、「利益不公正」的现象，而且这些现象的解决，已不是现有的体制可以吸纳与化解。更令大陆领导阶层忧心的，是一种左倾的力量，可能借由这些现象而起，不仅挑战改革发展的路线，也可能危及社会的稳定。所谓「红色后代的觉醒」、「红太阳在中国西部升起」，甚至于「召唤毛泽东幽灵」的说法，虽不至于怵目惊心，但多少会让大陆领导阶层坐不安稳。

所以说，政改是一面镜子，内行人看得清清楚楚，外行人则是雾里观花。在大陆内部，就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

改革开放面临重大考验

依据清华大学发布的「二○一一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当今大陆正陷入一种「转型陷阱」。「转型陷阱」是一个发展社会学名词，报告主稿人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对照中国大陆的现实，将其定义为「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其主要症状是既得利益集以「维稳」之名拒绝改革、抵制改革，甚至绑架改革，篡夺或垄断改革的成果。它导致历经三十多年的改革出现滞缓、停顿与回潮，且可能提早终结三十年来改革的进程。

转型陷阱，并非转型方向与目标的失落或取消，而是转型转到了歧路、转进了弯道、转入了窄巷。上述报告上已经暗示，中国大陆的改革已经失去动力，陷入迟缓、搁浅乃至疲软无力的状态。它表现为有利于短期快速发展的资源和优势已经耗尽，大跃进式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的畸形化，社会矛盾的张力越来越大，社会的活力和生机在不断丧失，发展与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将维持现状作为优先选项。于是，大陆人民心中兴起了疑问：改革还能持续吗？

正如大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当前中国大陆社会至少已经形成三大利益集团的雏形，一是以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集团」，二是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集团」，三是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集团」。有人则认为，这三大利益集团不只是「雏形」而已，而是已经「显性化」。随意举一例，有「三多市长」（钱多、房多、女人多）之称的前杭州市长许迈永，在其任内贪腐就高达二‧一三亿元。这些「大型既得利集团」与一般普通大众，正在形成一种新的阶级对立意识，并从社会三大冲突：官民冲突、劳资冲突、贫富冲突中一一显现出来。

先有维权才能维稳

「维稳」一词，人们经常听闻，原本是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并历经「十六大」、「十七大」之后成为政府工作的基调，就中国大陆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来说，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但在现实上，维护出现扩大化、滥权化，也是不争的事实。

曾几何时，中共中央设立了一个「中央维护稳定领导小组」，下设「中央维护稳定办公室」（简称「维稳办」），于是维稳工作，包括组织、资金与人员，就像海绵吸水一般膨涨扩大，维稳单位从中央到各省、市、县、乡、街道，乃至事业、企业单位，「维稳办」布满全中国。不仅如此，除了各级「维稳办」之外，近年来衍生了许多「办」，例如安徽祁门县建立「五办两局」，其中「五办」就是「维稳办」、「综治办」、「防邪办」、「信访办」、「安委办」等等，在私人企业较多的省份，也把「企业维稳」纳入工作重点，例如福建、江苏、浙江等倡立「综治维稳进民企」，并在全国普遍推行。

但实际上，大陆内部也有人忧心，维稳可能越维越不稳，政府的信心可能越维越不足。二○一○年起，大陆政府扩编维稳员额达五百万人，而今年「两会」期间公布的国防预算则大幅缩水，二十年来始终居于二位数递增的国防预算竟陡降至七‧五％。对内陡增的维稳员额，对外陡降的国防预算，这一增一减，显示大陆政府已将政治忧虑的重心，由「敌我外部矛盾」转向「人民内部矛盾」，其对内部局势的信心也有逐渐下滑的迹象。

即使是中共自己人也都给予「维稳」许多负面评价。面对诸多群众性事件，地方基层动辄调来防暴大队、员警、武警、城管，甚至军队，一些地方甚至超越法律规定，采取围堵、拘禁、游街、公审，将访民「劳动教养」或「被精神病」（将「上访」人员强行关入精神病院）等等。这种维稳，不仅显示基层干部的法治素养不足，也显示地方政府在维稳工作上，出现过当、过激、过火的偏差。

维稳的对立面是「维权」，但大陆内部也有人担忧，人民越维权，权利越得不到保障，也就是说，维稳的力度越大，维权的力度就越大，形成所谓「维稳恶圈」。近年来，中国大陆群体性事件呈陡增之势，百姓首先冲击的就是公安、城管、派出所、政府机关等国家力量所在地。人民对官署甚至形成一种「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预期心理，形成「沾官必骂、逢警必反」的定律。诸多事证说明，维稳本来是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但有些地区却适得其反，显示维稳干部的执法知识与方法，还有待改善。

俗称危机就是转机，今日中国大陆的现况是，面对一个公民自主意识不断提高、资讯网路越来越发达的社会，大陆政府有必要调整旧有的压制、打击、消弭等思维定势，正面理解胡锦涛提出「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创新」的深刻含意，才能将互不信任的「党群关系」重新扭转过来，走向既持续发展又安定稳健的局面。

毕竟，一个在和平稳定中处理「转型不正义」与「利益不公正」的大陆，一个在和平稳定中顺利过渡到民主自由的大陆，不仅是大陆民众之福，也是两岸之福、国际社会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