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四月的一篇报导中，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陈大陆的崛起实力直追美国，大有彼等可取而代之的气势。根据「经济学人」估计，二○一○年时大陆在工业生产、能源消耗、出口总量等数据上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而在未来数年，这个情形将更进一步，包括人民币也已俨然成为美金以外的重要国际货币之一。但是「经济学人」的话锋随即一转，直指大陆的人口快速老化，将成为未来整体发展的隐忧；因为相较于美国人口的持续成长，大陆的人口将在未来逐步萎缩。

在海峡的彼端，台湾社会亦出现类似的问题，受困于新生儿出生率过低、人口数即将负成长，同时挣扎于应当如何对待外来移民（尤其是大陆配偶与学生）的窘境。若是算进香港，其实两岸三地华人社会都正在经历程度不一的人口老化过程，对于各自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两岸人口老化的趋势

大陆自从一九七八年实施一胎化政策后，人口结构开始朝向老龄化发展，所以是人口政策导致的结果。人口老化的过程具备三种特征：老年人口规模大、人口老化速度快以及未富先老。

首先，大陆老年人口的基数庞大，约占世界老年人口二二‧三％。其次，相较于欧美国家，大陆人口老化的速度相当快。以六十五岁及其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七％上升到一四％所需的时间为例，在西方国家约为七十年至一百一十五年，但是预估大陆仅需花二十七年就会达到。第三，已开发国家迈入老年化社会时之际，人均ＧＤＰ一般在一万美元以上；而大陆于二○○○年进入老年化社会时，人均ＧＤＰ约为八百五十美元，属于未富先老，也就是经济水平尚未达到富裕的目标，人口便已经先老化。

另一方面，自从一九九三年以后，台湾便已进入高龄社会，尤其随著新生儿出生率逐年下降，以及国民平均余命的延长，人口老化的现象益发严重。根据二○○八年内政部出版的人口政策白皮书，台湾新生儿出生率的下跌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情形，从一九六○年代政府倡导家庭计划开始，人口的成长率便快速下降。从一九五一年每一妇女生育六个以上子女，跌落到一九八四年每一妇女生育两个子女；一九八六到一九九七年间，生育率尚维持在每一妇女生育一‧七五个儿女，但是减少生育的情形到了晚近更为明显，二○一○年的情形最为严重，每一妇女平均生育不到一个子女，这点世界各国几乎都瞠乎其后。

这个现象与国人的婚育行为改变相关：适婚年龄的男女性的结婚年龄普遍延后，连带导致生育第一胎的时间后挪，或是决定不生儿育女。另一方面，饮食营养与医药进步，让国人平均寿命得以逐步提高。生育与死亡的此消彼长，加速了人口的老化速度。

尽管两岸人口老化的成因不一，这种变化趋势却与世界主要工业国家（尤其是东亚）的发展相同。而且除了少数例外，多数国家面临的都是难以逆转的老化趋势。由于老年人口平均寿命的持续增加，唯一能够改变的只有新生儿出生率。但是经验显示，一旦实施过家庭计划的国家，很少能够改变新生代国民减少生儿育女的行为倾向。目前西方先进国家中，只有北欧国家、法国等实施有力的家庭政策，以国家福利及公共服务帮助人民承担照顾责任，新生儿出生率才有明显回升的情况。包括两岸在内的东亚国家都缺乏这样的政策制度基础，中长期而言势将面对人口进一步老化的发展，造成永久的社会影响。

两岸人口老化现象的经济影响

人口老化对长期的经济成长有负面影响，除了劳动人口规模缩小造成生产力下降以外，总体的消费力道也将减弱。经济学提出的生命周期模型假定人的一生分为工作期和退休期，在工作期收入大于消费，产生储蓄；在退休期没有工作收入，提取储蓄。因此，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储蓄率将下降。而一个国家储蓄率太低，会不利于资本累积来促进经济成长。

大陆目前仍处于人口红利时期，从一九九○年起至二○三二年之间，总扶养比不超过五○％，此阶段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社会负担较轻，但是这个优势正在逐步丧失。一个指标现象便是近年来沿海地区出现的缺工潮，而且这个情形在经济复苏的时期更加明显。大陆学者的研究都指出：一方面是第二代农民工的打工期望改变，不再愿意无条件接受低廉的劳动条件；另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农村劳动力的缩减，反映在新增劳动力的数量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预估到二○一五年，大陆适龄工作人口达到巅峰后将开始回落，意味著沿海地区缺工潮会成为长期的现象，迫使地方政府与厂商必须进行产业转型因应。

台湾人口老化的影响更为直接。根据人口学家的推估，台湾人口到了二○一八年就达到零成长的门槛，此后便开始负成长。目前首先出现的后果是学龄儿童数目减少，使得幼儿园与国民小学开始减班，这个情形在未来数年将向上延伸至大专院校，形成高等教育发展的隐忧。政务委员薛承泰便指出到了二○二五年，将有近四成的大专院校因招生困难而面临营运困境。这也表示届时的大专毕业生数量将逐年下降，也代表劳动力供给与潜在消费人口的萎缩，势将影响整体经济体的成长，进而影响政府的税收，成为国家发展的绊脚石。

影响福利资源分配

人口老化影响最深的社会层面是福利资源的分配。现代福利制度隐含世代契约的精神：透过福利制度的各项现金转移支付、服务输送、保险费收支设计，劳动人口世代付出劳务与所得支持著幼龄与高龄的世代，并且预期等到届临退休年龄而退出劳动市场时，同样能够获得下一工作世代的同等支持。

就此而言，人口老化将影响世代间资源分配，具体浮现在养老与医疗保险体系日益沉重的财务负担。就资金筹集方式而言，愈来愈多开始接受年金给付的退休人口，将迫使筹资方式从随收随付制转换成部分积累制或完全积累制，也就是减少公共年金的给付，同时强化个人负担自己老年经济安全的责任。如果要保持一定水准的年金替代率，保险费率将持续上升。世界银行预测大陆如果不改变现行的社会保险随收随付制度，到二○三○年的年金支出占薪资总额比例将达到二○％至二五％，凸显出新生代劳工的保费负担压力。

台湾的情形也不遑多让，各项年金保险的财务精算，已经预警未来即将面对的庞大财务缺口，尤其是劳工保险的财务给付能力，更成为近日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也促使政府宣示将通盘检讨各个年金保险的制度缺陷。但是无论提出哪种改革版本，例如提高保费并降低给付，或是由政府财政保证最后的给付，未来世代的负担加重都将是无可回避的结果。

其次，庞大的老年人口将增加医疗照护成本以及养老保险支出。两岸更为堪虑的情形是尚在建构完整的医疗照顾及养老体系，无法及时因应老化人口的需求。特别是大陆的城镇及农村的老年社会福利资源分配仍然相当不平均，养老保险呈现制度零散的状态，不同职业类别、不同身分、甚至是不同户口的群体享受待遇不等、覆盖率不同的保险项目，不同地区水准不一的年金替代率更是保险项目难以整合的原因。同时，无论在城镇或农村，医疗费用自付比例都偏高，而且相较于城镇老年人有覆盖率较广的医疗保险，农村老年人更高度依赖家庭子女扶养。

台湾虽然已经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年金与健保体系，比较能够提供老年经济安全与医疗资源，但是这些制度都面临财务不健全而必须改革的压力，而且老年照顾的制度建设仍有待努力。政府虽然已经规划实施长期照护保险，却顾虑财政负担迟迟没有定案；加上老年照顾的服务资源并不完善，城乡之间的照顾资源差异迟未解决，尚难在制度上提供优质的老年照顾服务。

世代正义面临考验

人口老化势必影响到世代间资源的分配，进而引发世代正义的问题，可以预见将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在实施民主政治的台湾，这点将更明显：各项社会保险的沉重财政负担，加上庞大老年人口的照顾需要，这些终将落在未来工作世代的肩头上。福利删减的改革政治将是艰难的工程，除了牵涉到不同职业群体的利益分配，更紧要的是牵动不同世代之间的负荷与待遇平衡问题。

另一方面，目前仍然实施一党专政的大陆，或许不会出现像台湾一般的多元利益政治生态，却同样必须面对人口老化趋势所带来的社会改革压力。一胎化下的家庭养老育儿照顾的功能已然弱化，加上老年人口增加形成的养老医疗需求，都将催促国家建立起坚实的社会安全网。这点对于大陆农村尤其重要，因为传统农村家庭的功能已经式微，由于父母外出打工的农村留守儿童多达数千万，加上新生代农民工渴望成为城镇居民，不见得愿意回去农村原乡生活，这些因素都将考验大陆政府提供农村社会照顾资源的能力。

改变国家发展优先顺序

在此同时，人口老化也改变了国家发展的优先顺序，两岸都可以观察到社会政策与家庭政策的功能强化。台湾在这几年已经开始加强育儿津贴与亲职假的推动，长期照护保险已在规划之中，同时也思考著托育责任公共化的政策方向。 大陆官方的一胎化政策虽然还没有松动的迹象，呼吁改变计划生育思维的声音却已此起彼落。在一些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也进行试点放宽生育的限制。例如目前许多地方已经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妻可以生育第二胎，广东省已经考虑放宽至单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妻就可以生育第二胎，这些或将预示未来大陆人口政策的转向。

在这些政策改变的过程中，两岸社会正逐渐意识到人口老化的表象背后，其实反映出既有社会政策思维与福利制度安排的老化。因此只有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新的国家发展取向，才能跟上社会结构变迁。这样或许无法扭转两岸人口老化的趋势，却能较为妥善因应人口结构转变所带来的各种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