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两会的第一次「辜汪会谈」，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在新加坡举行。这是两岸之间第一次最高层级的正式协商，也因为「辜汪会谈」的举行，使得两岸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辜汪会谈」之前，两岸两会达成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共识，这是会谈的举行基础。「辜汪会谈」的举行，代表了两岸愿意共同坐下来以协商方式解决彼此关切的议题，也等同于两岸双方各自承认了对方存在的事实。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当时在中央日报主跑陆委会及海基会，幸运地有机会在一九九三年恭逢其盛，亲眼见证了这段历史。迄今，回想起二十年前的情形，好像就在昨天，要出发采访的那一天，很紧张、很茫然，但也很兴奋，这个感觉至今仍深深印在脑海中。

辜汪两老的代表性

当时，要出发去新加坡采访的心情很复杂，特别担心会遗漏新闻。但，如今想来，两老的会面就是最大的新闻了！辜汪伸手轻轻一握，就跨越了台湾海峡地理上的阻隔，也把台湾与大陆断绝了近半世纪的互动关系重新连结。

「辜汪会谈」现在已经成为两岸关系上的专有名词，这项会谈的关键之处在于辜汪两位老先生的「代表性」，迄今，无人能够替代。

辜老出身台湾富豪世家，长年致力于工商企业的经营，形同台湾工商界的龙头大老；更在台湾外交环境逐渐低迷之际，在官方无法著力时，以民间人士代表政府出面，在国际上为台湾争取实质权益。辜老没有任何政府官职，但在中国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时代，辜老一直是执政党（国民党）的指定中常委（现在已经改成全部经由党代表选举产生），横跨政商两界，备受层峰信任。

汪老则与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暨大陆国家主席江泽民渊源深厚，汪老在卸任上海市市长时推荐江泽民接任，对江有扶持知遇之恩。江泽民出任国家领导人后，当时，以江泽民为核心形成了中共领导阶层的主要派系─上海帮，汪道涵是其中重要成员，并由江亲自委托汪老出任海协会会长，这也凸显了江泽民亲掌对台政策的决策态度。

借由没有官方身分却获得双方当局各自授权的辜汪两老，来开启两岸的「第一次接触」，其实也显示了两岸关系的复杂与特殊。

辜老生前在一次专访中谈起「辜汪会谈」时曾经特别向笔者提到，在新加坡签署「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辜汪会谈共同协议」四项协议时，辜汪两人在签署了两项协议后，站起来互换了位子，再坐下来签署另两项协议，然后，辜汪相互交换协议文本，并交换了签名用的笔。这些动作与国际正式签约仪式中完全一样。

然而，其中的奥妙则是辜汪两老换位子之举，这是辜老提出的。辜老要强调的就是「对等」。

辜老当时说，从中华文化的传统角度而言，右边的座位是比较尊崇重要的位子，既然有四项协议，双方应该在右边的座位上各签两项，这样才公平。在这个全球瞩目的场合上，辜老认为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轻忽或放过。

所以，「辜汪会谈」的举行代表僵持对立的海峡两岸展开接触了！而且，进行了对等的正式协商，并达成协议进行签署，两岸两会不但「对等」协商，而且在整个会谈的过程中，所有的内容与细节都是彻底的「对等」。辜老为台湾争取地位之用心良苦，由此可见。

「辜汪会谈」举行之后，两岸两会正式进入了协商的时代。

内部仍需协调

「辜汪会谈」举行时，各方注意的都是海峡两岸从僵持对立走向和解协商，可是，这是台面上的风光；台面下却「祸起萧墙」，海陆大战正在悄悄酝酿，暗潮汹涌。「辜汪会谈」举行时，海基会秘书长是邱进益，这已是海基会自一九九一年三月九日成立以来的第三任秘书长。前两任的秘书长陈长文与陈荣杰之所以离职，主要在于难以融合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与陆委会的互动磨擦也是原因。

邱进益在一九九三年三月到任，四月七日就赴北京进行「辜汪会谈」预备性磋商。邱进益出身外交系统，出任海基会秘书长之前担任总统府副秘书长有五年之久。由于前总统李登辉曾经政策宣示过，国防、两岸、外交是总统职权，邱进益这项人事安排，被视为李登辉亲炙两岸关系的象征，邱进益也因此备受期待。

然而，当时的陆委会主委黄昆辉，则更早在李登辉担任台湾省主席期间就已结下渊源，「国王的人马」云集海陆两会，盛况空前。

事实上，邱进益到海基会后并没有时间了解内部情况，随即处理「辜汪会谈」这种大事，以致于在庶务工作上就引发争议。尤其是媒体方面，海基会成立后，由于两岸问题敏感，是全民关切的焦点，每次协商时，台湾的媒体记者都是与协商团队住宿同一个饭店。

邱进益要到北京进行预备性磋商，大陆海协会为表礼遇，计划安排海基会协商团队下榻「钓鱼台国宾馆」，这是北京当局用来作为来访国宾住宿与会议的场所。邱进益当然很乐意。

钓鱼台国宾馆是以一处古代皇家林园修建而成，美则美矣，但与外界全然隔绝，只有海基会人员能够进住，媒体记者是被管制的。这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媒体记者为了采访困难而强烈反弹，在野的民进党立委也借此质疑，没有媒体监督，过程不透明，类似黑箱作业，海基会只得作罢。

到了要去新加坡，住宿饭店再成话题。邱进益属意古老又昂贵的莱佛士酒店（Raffles Hotel），当时的房价已非记者的出差费可负担，媒体再次反弹，在野党也不会放过，海基会当然没有住成。

这两次的饭店风波都使得陆委会受到「连累」，因为最高民意机关立法院的质询目标是陆委会，这也使得原本海基会可以自行处理的庶务，陆委会也要过问了。海陆两会都因而对彼此心生不满。

另外，在会谈议题方面，有关台商投资保障的问题，是四项协议之外的一个新议题，当时由我方主动提出，希望借此进行讨论，目的是为了宣示政府保障台商权益的立场。

这是一个专业的议题，邱进益上任还不到两个月，对此议题自然不熟悉，谈判时的立场与分寸的掌握，变成由负责议题幕僚作业的海基会法律服务处许惠祐处长主导。其实不只台商投资保障协议，要签署的四项协议也都是由法律服务处负责，因而，陆委会顺势借由许惠祐掌控「辜汪会谈」的情况。此举对海陆的互信无异于雪上加霜。

海基会每次出门协商，陆委会在家里都是挑灯夜战，海基会在国安系统的协助下，每天谈判的情况都要向台北回报，最后的决定权须由陆委会拍板才能定案。

「辜汪会谈」举行时，要签署的四项协议已经谈妥，谈台商投资保障协议之目的在宣示立场，事实上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商谈，主要是由辜汪两老上演两岸和解的大戏。但海陆之间却因为互信基础薄弱，在经过「辜汪会谈」后，嫌隙变成了鸿沟。

海陆大战细究起来，从政府大陆工作体系建立时，就已埋下导火线。依照设计，陆委会是大陆政策主管机关，海基会是民间团体，接受政府委托处理两岸民间交流涉及公权力的事务。当时的比喻就是，海基会是白手套，陆委会是手，手套当然是应该跟随手的方向。

但是，海基会成立时主要由民间人士组成，完全是另一套人马，自行独立运作，而且从不认为自己是「手套」。

对此，不禁令人想起，当时我方率先成立大陆工作体系，完成全盘规划后展开与大陆的接触，大陆方面为因应我方才成立了海协会。海协会虽然由汪道涵出任会长，其内部人员大部份由国台办调任，甚至一人兼任两职，就是「一套人马，两块招牌」。

在经历海陆大战的波折后，再看看大陆海协会，难免有「后见之明」的感叹。但自二○○八年五月马总统上任后，曾经负责对外贸易谈判的江丙坤担任海基会董事长，而会谈当时担任陆委会特任副主委的高孔廉接任秘书长，两岸两会恢复协商，海陆两会间的沟通运作愈趋顺畅。陆委会王主委更进一步表示：「现在没有海陆大战，将来是海陆联合作战。」

媒体的力量

二十年前，「辜汪会谈」是一个全球瞩目的大新闻，国际媒体都派人采访，记者总数在两百人以上，其中台湾媒体占了近半数。说实在的，以台湾的国际地位，媒体是很少有机会采访以台湾为主角的国际新闻，「辜汪会谈」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台湾是一个民主开放的国家，媒体发展蓬勃，不过，媒体的力量有时却是一把双面刃。

台湾媒体对「辜汪会谈」重视异常，在会谈举行前数天就已纷纷派人前往新加坡。但，新加坡是一个对新闻管制甚严的国家，台湾媒体为了要拍摄会谈地点海皇大厦，就与当地看门的印度警察发生冲突，打了第一架。此时，行政院新闻局才紧急派人前往新加坡，处理台湾记者在当地的联系与采访安排等事宜。 然后，在海协会会长汪道涵抵达入住饭店时，台湾媒体记者为了拍摄汪道涵的镜头，又狠狠打了一架，这让大陆方面也大为吃惊，他们原本认为台湾记者应该是以拍辜振甫的镜头为主，为何要抢拍汪道涵？这也应该是台湾媒体给大陆方面的一个震撼教育。

当天晚上，笔者接到一位熟识的大陆官方媒体记者的电话，特地来拜托，如果海基会有对台湾媒体「吹风」的话，希望能把相关的讯息告诉他。但是，海基会的吹风都是公开的，以致于没能帮上他的忙，甚至应该说，他并不需要帮忙。

其实，在两岸两会的事务性协商期间，海基会在住宿旅馆为台湾媒体举行吹风时，大陆官方媒体都会派代表来听。笔者曾经亲耳听过一位大陆官方媒体的记者，在听过海基会的吹风后对他的同伴说，要回去找大陆海协会或国台办再讲一下，否则，就没办法发了，因为有的全是海基会的说法。

另外，在「辜汪会谈」举行期间，有机会与日本产经新闻的山本先生聊天，他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的谈判人才不足，这会是未来两岸协商的隐忧。

山本先生当时是产经新闻的驻北京特派员（他后来成为驻华盛顿特派员），他说，台湾因为邦交国很少，与国际间的互动就少，与外国进行谈判的机会更少，平常没有机会做例行的谈判，就没有经验也没有能力处理大型的协商与谈判。当时，听了觉得很不服气，现在，不得不承认他有先见之明。

至少在运用媒体上，大陆方面是占尽优势的。虽然大陆媒体的环境封闭是最主要的原因，但是，我方的主事者仍有值得深思之处。两岸关系自发展以来，就是最受瞩目的新闻，不论偷渡客、渔船或辜汪会谈，都是焦点。问题是当我方主事者面对媒体时，其发言的目的是我方谈判的利益？还是媒体篇幅的大小？其发言的考量是两岸关系的发展？还是内部斗争时的胜败？

两岸历史的关键点

如今回想起来，当时正由于台湾的经济发展繁荣，面对大陆有著无比的信心，也因为「辜汪会谈」的举行，让台湾本身对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形成共识，对于与大陆展开接触并不害怕，认为可以也应该发展两岸关系，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也非常乐观。

「辜汪会谈」举行前，部分的民进党人士提出强烈质疑，还于出发前在立法院故意当面攻讦辜老，喊出「台奸」、「卖台」等情绪性的言词。但在「辜汪会谈」举行后，民意的肯定就已经全然压过这种杂音。

民进党为凸显反对立场，由当时党主席施明德率团前往新加坡，在「辜汪会谈」举行的会谈场所海皇大厦外进行抗议。由于人数太少（约十几二十人），新加坡的管制又严格，仅能到现场表达一下立场而已，并不能形成新闻的焦点。 「辜汪会谈，两度执手；九二共识，一生然诺。」这是二○○五年一月三日辜老去世时，汪老所致之吊唁函中的一段话。短短十六个字，道出了辜汪两老对两岸关系的最大贡献，以及这段历史的关键地位。

迄今，两老都已去世，「辜汪会谈」也成绝响。可是，现在的两岸关系发展至全面直接三通，两岸两会领导人会谈也因著签署协议的需求而越来越频繁，两岸政策的开放脚步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快，两岸关系已经形成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交流趋势。

这些情况应该是辜汪两老乐于看到的，而且，正因为二十年前的那次伸手一握，就此让海峡两岸真正地牵起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