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电影与电视剧产业成为大陆文化创业的重要支柱。以电影来说，二○○二年张艺谋的《英雄》以巨额制作、高票房创下奇迹之外，对大陆电影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在于打下大陆大片的基本规格。所谓的大片，通常指制作成本一亿人民币以上的电影。

《英雄》之后，大片接续上场且表现亮眼，多年来，大陆电影在大陆市场的票房高于好莱坞电影在大陆的票房。与电影相较，大陆电视剧从九○年代以来，早已扎稳根基，成为大众文化重要的一环。

大陆影视产业的蓬勃，与加入ＷＴＯ前忧心文化入侵而开始的市场化政策密不可分。一九九七年私人资本得以投资电影、一九九九年大陆政府鼓励广播卫视集团成立。经过几年的磨合，影视产业在千禧年之后逐渐发光发热。

不过，当影视产业成为金砖推起的印钞机之后，影视内容却巧妙的转变，九○年代以现实生活为背景、城市小市民为主角的影视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或许是有意远离现实的历史剧、光鲜亮丽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甚至是直接间接与官方意识形态扣合的历史叙事。

眼前的社会现实逐一消逝，虽非绝迹，但影视里所带出的现实却也让人倍觉城市生存之艰辛。

九○年代城市小市民

写实主义是社会主义政权最为强调的叙事手法，所谓的写实主义，也就是描写现实当下的社会景象，其间不乏社会批判的视角。一九九○年代初期，是大陆电视剧崛起的年代，《编辑部的故事》（一九九一）、《我爱我家》（一九九四）、《一地鸡毛》（一九九五）等奠定了大陆经典电视剧的地位，也确立了电视剧在观众心目中的影响力。

有趣的是，这几部电视剧不约而同都从城市小市民的视角出发。《编辑部的故事》与《我爱我家》结构颇为类似，前者以杂志社编辑部为背景，后者则以家庭为舞台，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透过编辑部员工与家庭成员之口对社会发出各种不同的议论。《一地鸡毛》所说的，则是典型社会主义体制下个人的现实生活。对很多人来说，社会主义是一个高度理论性的抽象名词，但对身处其中的小老百姓来说，社会主义极其亲近但也如此复杂。亲近在于社会主义体制下，人人属于工作单位，单位照顾个人与家庭，最特别的一项莫过于单位福利分房。单位福利分房意指单位依照职工的工作年资、级别乃至家庭人口等综合考量分配员工住房。分配原则如此清晰简单，但复杂则是一切分配领导说了算，如何与领导相处成为重点。《一地鸡毛》之意便是生活当中微不足道的柴米油盐等琐事恰恰是生活的重点。

当电视剧以城市小市民的现实处境为题材获得共鸣之际，电影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知名导演冯小刚便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九○年代的冯小刚以善于表述北京小市民趣味的电影深获好评，《甲方乙方》（一九九七）、《不见不散》（一九九八）与《没完没了》（一九九九）确立贺岁片导演的地位。《甲方乙方》即是契约双方当事人之意，三个年轻人成立帮人圆梦的公司，电影故事从此开展，京味小市民幽默尽在其中，《不见不散》与《没完没了》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金砖推起的影视产业

然而，到了千禧年之后，冯小刚开始转型。二○○○年的《一声叹息》之后，城市小市民的身影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中上阶级光鲜亮丽的生活。《一声叹息》讲述的是作家外遇的故事，海南的海滩、高级饭店成为电影的重要装置；在《大腕》（二○○一）里，人人做著靠电影、广告发财的梦；《非诚勿扰》（二○○八）与《非诚勿扰二》（二○一○）里，杭州与北海道的城市光景与主人公的高端消费共同成为电影一景。

在中上阶级的生活品味之外，冯小刚的电影也多了几分历史味。《集结号》（二○○七）透过战场上小人物的故事描述国共内战大时代的历史；在《唐山大地震》（二○一○）里，则是透过唐山大地震中一对姐弟的不同命运表述一九七六年以来大陆社会的变迁；《一九四二》（二○一一）则是描述一九四二年河南干旱，千百万难民离乡背井出走以求生存的故事。冯小刚的历史味，其实与大陆官方既有的历史论述有著巧妙的连结与翻转，在《集结号》里的英雄，不再是中小学教科书当中所记载的革命英雄，而是底层士兵。在《唐山大地震》里，改革开放带来大陆社会剧烈转变，就连原来在拉三轮车的弟弟最终也能致富。在这两部电影当中，冯小刚以相当煽情的手法进入历史。此外，《一九四二》则在民国热的年代里，以国民党高官的官僚冷血作为回应。

冯小刚的转型，是大陆大片时代的缩影。大片时代的大陆电影，基本上有几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电影内容直接间接与意识形态挂勾，例如《建国大业》（二○○九）与《建党伟业》（二○一一）直接歌颂党国。冯小刚则另辟蹊径，以小人物为主角，情感故事为主轴，官方正史为舞台，三者合一，电影票房屡战屡胜。第二种类型，讲述中上阶级光鲜亮丽的生活，冯小刚电影是一例，二○○七年随著小说《杜拉拉升职记》的热销，以杜拉拉量身打造的职场中产阶级女性电影接续上场，《杜拉拉升职记》（二○一○）、《亲密敌人》（二○一一）便是代表，北京商业区的高楼、跨国工作、精明干练的女性形象成为中产阶级神话的必备元素。

第三种类型，重新演绎历史故事，在历史舞台中加入现实元素，例如《英雄》与《投名状》（二○○七）乃至《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二○一○）都在讨论英雄该当何为？有趣的是，这些电影中的英雄形象都诉说了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逻辑，与传统英雄行侠仗义甚至反抗体制的形象有著极大落差。这类型电影是冯小刚唯一没拍过的。

《中国式离婚》与《蜗居》里的残酷现实生活

电影的去现实化，电视剧也难脱潮流。不过，与已成娱乐王宫的电影院相比，在家观看的电视剧仍保有一丝小市民视角的空间。

如果拉长时间来观察，千禧年之后的部分大陆电视剧，彷佛是《一地鸡毛》的延伸，环绕在小市民生活周围的鸡毛蒜皮之事有增无减。《中国式离婚》（二○○四）与《蜗居》（二○○九）堪称近十年社会写实最深刻的电视剧。

根据「中国婚姻第一写手」作家王海鸽的畅销小说《中国式离婚》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描写城市中产阶级的现实生活。这里没有光鲜亮丽，而是生活的挑战与变化。担任小学老师的女主角林小枫，深觉在公立医院担任医师的丈夫宋建平是个安于平淡的好人，平日在医院动手术就连红包都不收。然而，小孩的上学问题却刺激了林小枫要求丈夫改变的决心。想要上重点小学，得交上六千元的赞助费，这是林小枫和丈夫两人一个月薪水的总和。

她清楚地意识到必须设法提高收入，否则过不上好生活。在林小枫的穿针引线之下，宋建平来到薪资较高的外资医院工作。然而，这样的转变却也为婚姻的破裂埋下伏笔。在林小枫苦心付出之下，宋建平事业蒸蒸日上。但林小枫却因全力付出，无暇顾及本职工作，最终下岗。两人的婚姻关系便因社会地位的反差濒临破裂，最终走上离婚之途。

在人与金钱物质之间，《蜗居》将亲密关系中的现实因素带上高峰。同样毕业于重点大学的姊妹海萍与海藻，分别走向不同的人生。海萍的丈夫苏淳在公家单位工作，薪资不高但生活稳定。海藻则是官员宋思明的二奶。立志买房的海萍，在人脉广阔的宋思明的安排下获得教授外国人中文的机会，这是个高薪的外快。作为小三的海藻，过著物质优渥的日子，甚至怀上宋思明的孩子。但宋思明却在政治丑闻被抓到把柄的情况下，于一场车祸中身亡。

一对姊妹，一组截然不同人生的对照，如何在城市中立足是其共通点。《中国式离婚》与《蜗居》可说是大陆城市居民对变迁中婚姻关系的自我质问。「您一个月挣多少？」几乎已是大陆城市居民相互见面时探问对方近况的问候语，城市居民在高物价时代的压力不言可喻。物质，也成为考验亲密关系的重要指标。

写实主义，大陆最强调的艺术美学，在娱乐王宫的电影院里现实早已被掏空。在电视机里，现实生活保有一线生机。到底在娱乐王宫里做梦好，还是面对现实好？这是大陆观众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