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天空还有一抹蓝，就有诗……。 如果人不再写诗，鸟来写； 鸟不写，风来写； 风不写，蜗牛来写，昆虫来写。

这是文学大师王鼎钧的诗篇，被台湾文学馆引用在台北「齐东诗舍」开幕展—「诗手迹展」的海报上，读起来令人莞尔，毫不费力，可说是用最简洁的文字呈现「诗」不朽的意象。

　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程来看，诗歌的诞生远早于文字，无论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西方荷马史诗《伊里亚德》与《奥德赛》、印度《罗摩耶那》等三大史诗，乃至西藏传唱至今的浩瀚史诗《格萨尔王传》，都是先有口耳相传，才由后人采集编排，逐步落诸文字。《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所谓「诗言志，歌永言」，不管是叙事说史、赋道言志、思情感怀或直抒胸臆，「诗」都扮演著人类最早的文化载体，也是人类心灵世界的呈现。而诗人，就好比流落人间的精灵，用最简洁干净的语言，倾吐出最动人的珠玑，吟哦出最真挚的咏叹。

诗心不死，为诗人找一个家

　面对功利主义与享乐主义盛行的当代环境，诗歌传统与诗歌创作遭遇极大的冲击和挑战，甚至有人悲观地叹道：「诗歌已逝，诗人已死」。值得庆幸的是，台湾还有一批人诗心不死，努力为诗人找一个家，为诗篇提供一个淡泊宁静的空间。

　今（二○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台北乃至台湾第一个专属诗人的空间—「齐东诗舍」，在文化部长龙应台和诗坛大老郑愁予、张默、向阳、管管，以及三十余位中、青辈诗人的爽朗笑声中正式开馆，两幢原属雅致闲定的日式建筑，顿时充满诗意、诗趣与诗兴。诗人郑愁予的浪漫低吟、管管的豪迈歌咏、吴晟之子吴志宁自弹自唱父亲的诗作，为现场气氛掀起一波波的高潮，「非」诗人欧阳明也在开幕式中朗诵了一段郑愁予的诗，向诗人表达敬意。诗魂似乎又被这不算大的空间唤回，共享欢愉。

　欧阳明先生是一位读诗、爱诗的企业家，也是「齐东诗舍」得以顺利开馆的关键人物之一。诗舍门牌虽是台北市济南路二段二十五号及二十七号，但整体上属于齐东街日式建筑群之一，故以「齐东」为名（齐东街旧称「三板桥街」，系东门外往松山、南港，乃至基隆之要道），原为日据时代的文官宿舍，台湾光复后曾做为参谋总长王叔铭上将的官邸。王总长逝世后闲置一段时间，其后文化部龙应台部长有意将该处规划为「诗的复兴」基地，惟苦于整修经费不足，无法立即如愿。所幸在某次因缘际会的场合中与欧阳明先生谈及此事，欧阳明先生乃慨捐相关经费，并由建筑师陈瑞宪负责诗舍规划整建，一个为诗人寻家、重振诗魂的计划才得以落实，让台北的文化风景再补上一块拼图。

　诚如龙部长所说，「齐东诗舍」成立的目的在振兴诗的创作力、强化诗的发言权、提高诗的能见度。在启动「诗的复兴」计划之后，诗舍将陆续举办齐东沙龙、现代诗研习、诗的旅行、台湾国际诗歌节、诗的蓓蕾奖，以及台湾诗人流浪创作系列活动，让诗成为台湾的国民素养！从长达近五个月的「诗手迹展」（今年七月三十一日展至十二月十四日），我们不仅看到四十六位台湾诗人或清?或洒脱或信笔而就的手稿，更可看到字里行间蕴涵的温润情感，让人在脑海中不自觉地浮出诗人伏案苦吟的一幕幕影像。至于齐东沙龙与现代诗研习班，也已开始引领民众进入诗的世界，为台湾略显贫瘠的诗壤灌溉养分，播下诗种。

　「齐东诗舍」还有一处令人惊喜的小空间，就是不到三坪的「诗人一○○影音」专区，这个专区主要是播映由黄明川导演拍摄的台湾诗人群像，借由访谈及影音录制呈现诗人影像、声音及作品，这对不论健在或已仙逝的诗人史料保存而言，可说是弥足珍贵。此刻的诗舍，手稿加上影像、话语和朗诵之声，诗人之躯呼之欲出。

写诗苦，面对时代的仓皇更苦

　回顾台湾新诗发展的脉动，可追溯至一九二三年谢春木以日文发表「诗的模仿」，至今九十年，不仅历经了日、中、台三种语文的纠葛，也随著外在的政治环境、社会变迁，以及意识形态的分歧而起伏。

　三十年代的台湾诗人依违于使用祖国汉文或本土白话文写诗的争辩；四十年代主要以日文为书写工具的诗人，透过日本诗潮向当时席卷世界的超现实主义取经；五十年代，从大陆来台的诗人和本土诗人在现代派的大纛之下，共同推动向西方效法；六十年代之后又一分为二，一方持续向全盘西化的道路前进，一方回归本土的反思，意在吟唱自己生存的大地及人民；七十年代，战后的新世代以全新的视野推动现代诗；八十年代，各种诗潮交错并存，异同相争；九十年代至今的台湾，开始迈入后现代社会，资讯发达，几与国际社会同步，诗的国际交流更加频繁，但功利主义的力量益加扩张，新诗的话语权益加削弱。真可谓「写诗苦，面对时代的仓皇更苦」。

　从另一个面向来看，诗潮的澎湃与否，又与诗社和诗刊的盛行密切相关。现代诗社、创世纪诗社、蓝星诗社、笠诗社都曾在六十及七十年代的台湾诗坛引领风骚，也出版了各类诗刊，壮实老干、培育新枝。尤为可贵的是，诗人?弦在应邀担任《联合报》副刊主编长达二十一年期间，将副刊文学的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引起各报傚优，也提携无数的文学后进走入新诗创作的领域。

　此外，七十年代校园民歌的兴起，除了为台湾歌坛注入一股清新的气息，也让诸多著名的诗篇得以再度回到诗歌传统，以歌唱的方式流传于普罗大众与青青学子之间，例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余光中的「乡愁四韵」、郑愁予的「错误」等，都被谱韵传唱，红极一时。无奈这段诗、歌合流的短暂狂飙，在八十年代末期，随著政治上的开放党禁、解严与本土化运动兴起，「校园民歌」隐含的中国情怀与文学气息，开始被部分政界与艺文人士视为外来政权文化的象征，乃逐渐式微。

诗人虽寂寞，知音犹可寻

　去（二○一三）年仙逝的百岁诗人，也是提倡新诗现代化并创立「现代派」的旗手纪弦，生前接受访问时曾乐观的说：

　虽说诗是少数人的文学，然而诗是不会死的。随著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达，诗的题材也愈益丰富了。到了二十一世纪，人类即将进入「太空时代」，日后必将产生许多「新」诗，这是可以断言的。我写了不少的宇宙诗，这证明了科学乃文艺之友，而非其敌人。

　当我们陷入诗人寂寞、诗迷流失、诗界堪怜的感喟之际，纪弦的一番乐观之见，不啻让人为之一振，顿蒙正观。的确，人类几千年的诗歌传统，岂会轻易斲丧！再从诗史的纵深来看，即使是中国古典诗的形式与内涵也是几经流变，方能维系不断。如今的新诗体裁或许只是进入另一个调整期而已，更何况有「齐东诗舍」做为召唤人间精灵的基地，诗人何愁知音难觅，毕竟，即使诗人「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也会带来无限的遐想与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