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的锁仍是坏的。 「十分钟后，师傅就来。」柜台后的中东少年说。 两个小时过了，师傅并未来敲门，少年也已不知去向。两坪大的房间内，小蟑螂爬上爬下，水龙头没有热水，冷气机比割草机还吵。贝贝狠狠瞪了我一眼，放弃地打开行李箱，把相机镜头、充电器，再拿出来检查一遍。

为了报导全球关注，香港市民为争取真普选而进行的「占领中环」行动，我替自己和搭档的摄影记者─贝贝紧急上网订了机票和房间。然而十一长假，整个南九龙只剩这栋「重庆大厦」的旅馆可供选择。贝贝说要先去冲个澡，一开门却惊叫了一声─

「尸体！」

我冲了出去，一看之下，才发现那根本不是尸体，而是刚跟我聊过天，浑身酒气，趴睡在走廊的澳洲背包客。

贝贝给了我一记肘击，随即消失在走廊尽头。

我却有些兴奋了─古龙水味、咖哩味、印度线香味弥漫走廊。我试著搜寻王家卫在《重庆森林》记下的老香港，却不见梁朝伟转身的背影。嘈杂的大厦一楼，印度人兜售著Sim 卡、沐浴精和人民币找换，戴头巾的阿拉伯人，穿过手拿HTC的日本年轻人。这拥有一千四百个房间的迷宫大厦，曾被《时代》杂志形容为香港「全球化最佳例子」。

不知那个旧时代的眼睛，是否预见了香港今日的变化？

贝贝仍在赌气，一人去了铜锣湾。电视里气象主播说「明日全港有雨」。我百无聊赖，在床上随意翻看《香港政治史》，随即沉沉睡去了。修理房门锁的师傅没有来，恍惚中只听到贝贝爬回上铺，和后巷冷气水彻夜滴答声。

※

窗外是极好的阳光。

前往中环现场前，我决定先做些香港底层社会的背景纪录。贝贝换上了背心、运动裤，擦好防晒乳，就和我乘地铁来到九龙半岛的老街区「深水」。下了小巴，一个嘈杂、生猛的早晨迎面而来，送货工人裸著上身，肉摊操著广东话叫卖，一串串盗版光碟在风中翻飞、闪烁著银光。

就在一间传统茶餐厅的门口，我们找到了和我们约好的社区工作者李大成，和他身旁佝偻的老香港人─受访者「选哥」。

「选哥的胃不好，身体也坏了。你别看这样，其实他才五十多岁。」李大成这样介绍他。这让我非常惊讶，因为从外观上，选哥绝对已超过七十岁了。他的头发花白，畏光，驼著背，即使走进家里附近的餐厅，仍感觉浑身不自在。

我和贝贝点了杯波罗蜜水，开始静听这名老香港人，讲述他含混、忧伤的个人史，那是迅速而模糊的生命片段：「年轻时当吧台服务生，当过码头搬运工，后来因为脚伤被资遣，现在在茶餐厅打零工，偶尔去教堂....。」

「后来，选哥娶了广东籍妻子阿兰，却因付不起租金，只能依靠政府综合援助每个月五千元港币，租赁每间不到两坪的﹃㓥房﹄。」李大成补充，「这么小的房子，迫使他和阿兰分居两地，阿兰如果要来香港看他，只能暂时投宿朋友家。」

而当贝贝扶著选哥，卖力走回他的㓥房，我们却有更惊人的发现，一个年轻人窝居在宛如卡通「小叮当」住的壁柜大小空间里，要上去还得爬铁梯。「但他是甘愿的，因为每个月只要八百元。」李大成说。

「没办法，过不久租金又要再涨了。」下了楼，李大成指了指北边一处新建的大卖场，那宛如睥睨一切的高墙，把旧社区的房价、物价越拉越高。从选哥哀愁的眼中，我意识到，把他和阿兰分隔开来的从来不是政治，而是经济；不是省籍，而是阶级。

「选哥，得闲再见！」我用拙劣的广东话对他说。

「再来看我们吖。」话不多的选哥，勉强握住我的手。我不知有生之年是否能再相见。走出茶餐厅，暖风把门帘吹的翻飞。阳光依然眩目，而当我回头朝选哥挥手，那瘦弱的背影已被人潮轻易掩去。

有生之年。 ※

中环占领现场比电视上的热闹许多。由于学生联合会成功串连罢课，商业要道的金钟道上已挤满了大学生、高中生，以及路过的外国旅客，一名未见过抗议场景的中国广东大婶，正兴致勃勃地四处拍照。

一些雨伞零落地散在骑楼。午后暴雨前的闷热，彷佛正酝酿著什么。

穿过围坐在地上的人群，我们幸运地在一处发放面包矿泉水的帐棚中，找到了一名学联的干部。她是二十岁，一个大二女生的年纪，有著健康的稚气与成熟的自信美，穿著大学系服、爱迪达运动鞋，让人联想起国中运动会，跑完大队接力女孩喘红的脸。

「请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她礼貌、干练地说。她一边回复我的采访、一边联系、确认著各据点伙伴的状况。她的朋友、爱人或许在不远处，调度物资补给动线，在脸书上转播现场情况吧？而此刻她必定是孤独的。南中国海的热风，挟带一整个时代的骚动，轻摇她二十岁的身体。

她披上了薄外套，日影西斜。

人的记忆并不可靠。更多的时候，记忆像是蒙太奇剪接，或黑光剧流转的闪光。另一个女孩的身影开始和她交融：三十岁的舒宁─她同样是短发、俐落而讨喜的那种，把香港人的明快机敏，和台湾人的邻家味，充分揉合的女孩。

记得去夏，占中才刚开始酝酿。六四二十五周年纪念会那晚，舒宁刚从中环的会计公司下班，穿著黑色纱质洋装、踩著高跟鞋，就到维多利亚公园和我碰面。久未见面了，她远远见了我就大力挥手，「嗨！」维园的空气，把她淡淡香水和附近老伯的汗味混杂。此时，我才发现自己真正来到香港。

嗅觉，原是一个城市最热情的拥抱形式。

我们在会场内拣了个位置坐下。涌入数十万人的维园，弥漫著演唱会开场前的兴奋。「我每年都会来，但办公室很多同事都不参加了。」舒宁说，「我也想过喔，只剩纪念，是否代表不能再做更多了？」似乎，晚会前的旗鼓争鸣，并未让她感到兴奋。

「可妳还是来啦。」我不置可否，拍拍她肩膀。

全场灯暗，晚会开始了。

天安门母亲、支联会致词、投影幕上的巨大王丹轮流出现，都未引起她太大的共鸣。然而，当众人手中白蜡烛开始传递，一根根燃起，梅艳芳〈血染的风采〉伴唱带在台上响彻时，舒宁也开始轻轻哼著、开始摇晃─「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这原是一首纪念越战中国伤亡兵士的哀歌，却被用做六四晚会的主题曲。明快的大调配上悲壮的歌词，背景却是大国崛起般的合唱，对一个台湾人来说，这一切是这么奇异，多么不协调啊......

然而看见舒宁泛红的眼角，我突然明白，香港人心中的六四，或许就是这样一种永远矛盾的存在吧。一种认同，一种无奈，一种未及参与，也无能弥补的遗憾。一九八九年，台湾人仍在自己的民主路上挣扎著起身。天安门有些太远了，无论就地理意义，或心理意义上而言。

「每次晚会流程都类似，Beyond〈海阔天空〉播放时，就是晚会要结束了。」舒宁告诉我，「但每次都还是很感动噢。」舞台灯熄，明年再见。广场上的市民彷佛经过了某种净化仪式，脸上烧著一丝疲惫的满足。

新与旧的香港，矛盾的香港。没有记忆的潮水，冲击著过度记忆的半岛。一九四一，张爱玲。一九九三，黄家驹。时代清点著黑暗中温柔的人脸，一转身，却只抹下尘埃和更小的尘埃。

挤到出口几乎要深夜十一点了。舒宁拉著我穿过暗巷小道，眼前突然一亮，是一间传统的港饮餐厅。邻桌穿制服的高中生并未谈论六四，而是大声争论著电影《变形金刚 》好看还是《环太平洋》。

我觉得有些惆怅，也感到些许宽慰。

「舒宁，妳也在上海工作过，妳喜欢香港还是中国？」我问她。

「还是喜欢台湾呢，喜欢那里的生活。」她挟起一个鲜虾肠粉，「我从小就看台湾作家啊，男友也是台湾人。周末下了班我就飞去台湾，很多夜市搞不好我比你还熟。」她说，「我几乎觉得自己是个台湾人了。」

我恍然想起去年，舒宁在香港中文大学池畔念诗的样子─她用广东话读中国诗人海子，读香港诗人也斯，读台湾诗人杨牧。在蝉声和初夏阳光下，树影缝合、裂开了又再缝合，如此温柔的辩证，或者，才是历史的本身？

一阵大雨将我拉回十月金钟道。雨水驱散了闷热，行人躲入骑楼。不久，特首办前起了骚动─「有目击到武器运入政府大楼，但应该是员警食粮补给，虚惊一场。」有人来和那名学联女孩通报现况。

那名学联干部女孩仍不放心，匆忙告别了我们。现在是十一长假，我猜想，舒宁或许正和男友在台湾某个夜市摊前，边聊著文学，边分享彼此工作近况吧？一个世代的渴望才要开始，一个世代的还未结束。

不知为什么，光是如此想像，就感到一种无比单纯的幸福。

※

「今天应该不会有行动了。」电话那头，另一名香港的媒体同业跟我们透露。我们终于有个难得悠闲的下午了。贝贝提议我们到旺角去逛逛，毕竟，这个香港地下社会的大本营，也算是「占中」行动的热点之一，贝贝说希望能补一些报导的空景照片。

旺角午后的闹区，许多金鱼包充好了纯氧，一排排挂著，午后强光闪烁下，如一滴滴饱满泪珠，悬在时光中间，贝贝拍著这些金鱼，我则在一旁随意涂写：「这些金鱼，将从这晶莹的水袋里，被移置到某个宁静的、宽敞一些的水族箱，自此度过牠们的一生。」

这是否也是某种形式的自由？

但随即，一声怒喝打破了这宁静─那是一名响应占中，全身刺龙刺凤的年轻人，坚持静坐在车道上，进而严重阻碍了行车。后面的计程车狂按喇叭，当地居民则咆哮著，要他「滚开！」、「死！」、「仆街啦！」一位鱼蛋店老伯甚至拿出店里的大馊水桶，指挥众人抬起年轻人，要把他直接拽进去。

我离年轻人不到两公尺，然而身处在这风暴的核心，那些陌生、粗戾的语言与肢体动作，丝毫未使我感到震撼。甚至，也没有驱使我去做任何该做的采访动作。

我感到一种异样的抽离，像那些包里的金鱼，日复一日，用牠的鱼眼视角，静观著旺角熙攘的街景。对了，是语言吧？是语言隔绝了更深的理解可能。贝贝把蛋塔扔给我，操起相机，灵活地左右闪躲，捕捉了整起事件的全貌。

我羡慕身为摄影记者的贝贝。影像不需要语言，至少，它的语言可以是不做判断的。在一阵粤语的怒骂中，那少年沮丧地站起，离开。我无法捕捉这个事件的意义，手拿著笔记本，一字未写。

我感到一种无由介入的沮丧与心安。

※

又下了一场大雨。我和贝贝逃回旅馆，换了衣服。明天是上班日，从电视转播的冷清现场看来，今晚驱离的可能性极高。几天前那种嘉年华式的气氛已经消失了。学生的表情改变，市民们用警察围堵他们的路障架起街垒，备妥物资、轮流守夜，彷佛已经有所觉悟。我们充满相机电池，准备好好补眠一顿。然后轻装出门，夜守中环，以便事发时捕捉第一现场。

山雨欲来。

在金钟道上，我们巧遇了街头运动者陈允中。今年已四十五岁的教授陈允中，却穿著黑T-Shirt、牛仔裤，一张大学生样的娃娃脸，在人群间清晰可辨，此时，他正为即将开讲的「流动民主教室」忙得满头大汗。贝贝自告奋勇去帮大家买晚餐，我则在一旁的人行道和陈允中随地坐下，聊占中、聊香港、也聊台湾。「其实，我早就准备好要被抓啦，连遗书都写好了。」他半开玩笑地耸肩，大口喝著矿泉水。

这个在马来西亚出生，在台湾念过书，现在则在香港浸信大学教书的大孩子，参与过天星码头反拆迁、菜园村重建等运动，是一个身经百战的社运组织者。「我们其实早不怕政府了，要驱离就来吧。我们怕的是一些香港激进的本土派人士，一直分裂整个运动，消耗市民信任。」陈允中说。

我想起今早地铁上，一个年轻妈妈听到我们是台湾来的，激动地对我们说「左胶」（意识型态偏左者）骑劫占中，「根本是中共同路人」云云。我也想起了寡言的选哥，和他那个狭小、阴暗的房间，他拥有的一切，就是床头那张广东籍妻子「阿兰」的照片。

那名年轻妈妈若不是经由媒体对内地居民的描述，而是在社区烹饪班直接认识阿兰，她们还会如此仇视彼此吗？或者，当她们理解了在错误的结构之下，被牺牲者的无辜与无力感时，她们是否能重新选择对待彼此的方式？

而我也深刻感受到，香港的问题不只是「大家一起喊，我要真普选」这么简单。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的意识型态冲突，还有本土认同与普遍的阶级正义，孰先孰后的深层矛盾互相交织。

而占中只是一切的导火线。

「现在我该去讲课了，一起过来听吧？」陈允中说。

而他所谓的课堂，就是在不远处的巷口。我走到骑楼边蹲下，一边吃著贝贝买来的炒面，一边看他在水银灯下，对街头围成一圈，穿汗衫的老伯、刚下课的高中生和家庭主妇们上课。

相较于激进本土主义者的亢进姿态，陈允中讲话少了煽动力，而多了一种宽厚的普世性。在二○一四的香港，陈允中就像是卡缪笔下的「异乡人」，他的马来西亚身分、台湾的求学背景，和「本土左派」的价值信仰，让他在这个世俗化、速食化的国度，无时无刻都像是一个精神旅人，不断追求理想国的田园光景。

然而理想国并不存在。为此，他必须将自己抛掷进一种不断冲撞、摩擦的现实思索里，来排解那永恒的乡愁。无论是在台湾，在香港，或在马来西亚，似乎，还是只有街头最让他感到自在。

天暗了下来。现场拍照的贝贝突然跑向我，指了指我们背后的天桥。「那边不大对劲耶！」我们很快冲上天桥，发现一排鸭舌帽男子，正从缓缓拉开的铁卷门内，拿著几袋不透明大箱子，神情漠然，一路推开路上的学生，在大楼警卫的指引下，迅速闪进政府总部。

一丝不祥闪过脑海─我想起日前看过的六四纪录片。

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那些，就是用来清场的武器。我们尾随著这些不明人士，一边掩护贝贝的相机，一边用手机录影，希望捕捉这难得的独家画面。

肾上腺素陡增、手心出汗、今早的沮丧一扫而空。我们拍了几张精采照片，回到帐棚下去找陈允中。然而，我们却只得到他这样的回答，「那是让大家紧张的假动作啦，这几天来已经用过好几次了。」

陈允中的回答，让我们的慌乱顿时有些可笑。当然，没有事件，也就没有独家画面了。「不过，大家虚惊一场也好，不要真的有人受伤就好。」贝贝安慰我，「别沮丧，独家再跑就有了。」

午夜之后，陈允中变得沉静、少言。他娃娃脸的稚气线条，也突然刚毅了起来，像时代的守夜人，用猫头鹰的锐利双眼，凝视著现场。今晚，这街头的一角是属于他的，无庸置疑。

夜晚平静地过去，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

赶在最后一天，我们终于联络上前《文汇报》的副总编程翔先生，他是我们这次报导的重要受访者。我们约在维多利亚港旁的一家私人俱乐部。由于时间紧迫，我们舍弃尖沙嘴到中环的地铁，改搭天星小轮。

傍晚的维多利亚港湾，倒映著国酒茅台、Samsung、SONY， 那揉合了资本全球化的霓虹，对衬外海静默的黑，「这里的水很不开心呢。」贝贝收起了相机，趴在渡轮的栏杆上。我猜，她是想起了大稻埕吧──

无尽的脚踏车道，深夜篮球场、绿草皮、空心球「唰」的声音。十七岁，是一切才要开始的年龄，但此刻香港，看来却这么疲惫。有些东西她已经太多，有些却永远不够。

西装笔挺的服务生端上一壶茶，再优雅退开。

程翔始终低著头，眼睛鹰隼般扫射四周。我们知道，他是《文汇报》在六四事件时的采访记者，因抗议报社立场转变而去职，后被共产党指为替台湾政府从事情报工作，最终入了新加坡籍。这样的小心翼翼，或许是他的习惯吧。

然而，在贝贝的哄劝下，他逐渐敞开心防。从邓小平的香港政策，香港的民情，谈占中的命运，中南海的逻辑，和背后的地缘政治思考。我们轮流提问，彷佛翻阅一部微缩的历史，争睹著字里行间发光的暗号......。

我望见一片大屿山的星空。他在那里爱著他的香港，他的中国。

同样是时代的证人。时间回到二○一四年六月，一切都还未发生。盛暑的上环，树荫筛落阳光，除了蝉声一片宁静。我走进占中发起人─港大教授戴耀廷的办公室。当时他刚从中环发完传单，满头大汗地赶回强冷的座位上，把他改革者的灵魂，硬塞回中产阶级微胖的外壳里。

「我相信温和的城市中产，将在这一次彻底改变香港。」戴耀廷当时边擦著汗、边坚定地告诉我，「非暴力意志所展现的决心，是激进民主派无法召唤的」，谈到黑人民运领袖金恩时，他的眼睛闪著激切的光芒。

但不久后，时代就掩熄了这样的火光。那是占中开始数天之后，香港媒体拍到一张照片，是他在深夜的街头蹲坐、痛哭，迷惘如孩子，而枢机主教在前面抱著他的画面。

现场的学生开始说他「不敢冲」、是「不够灵活的大笨象」、「我们已不听他指挥了！」。或许，号召行动，然后在行动中陨落，对有虔诚宗教信仰的戴耀廷来说，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殉道」了吧？

一代人跟著一代人。历史如此深情，却又如此无情。

※

最后一晚，我们的采访工作已经结束。原本预计要去兰桂坊喝个小酒，小疯一下再回台湾的。然而我和换上高跟鞋、绑带背心的贝贝，都很有默契的，提议再回金钟道看看。

物资在帐棚下叠得更高了，现场的学生围成一圈弹吉他、说话或读书，气氛欢乐而平静。政府总部的外墙，投影著来自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加油讯息。

今晚是周六，应该没有驱离的可能。作为记者，这也许是一种遗憾，但作为一个旅人，我们仍享受最后一夜的温暖与宁静。我和贝贝靠著马路中央的纽泽西护栏，连上了手机YouTube，放起了〈岛屿天光〉。

去年三月，贝贝同样是和我进出立法院，行政院做第一线采访的社会线搭档。然而，当时我们的愤怒与口角，对事件的争执和意识型态决裂，彷佛都不存在了。此刻，只有灭火器乐团的歌声，淡淡联系起十月金钟道，和三月青岛东。

台湾啊，台湾。

我们都一样吧。在大历史的阵风里，无论戴耀廷或选哥，学运领袖或执勤受伤的年轻员警，都只是时光胡乱涂写的纸屑，薄透而忧伤。「人世间所有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但《一代宗师》的台词不是这么说的吗？在深夜重庆大厦楼梯转角，我们又撞见了那个中东男孩。他似乎刚从Pub回来，一身鲜艳，带著歉意的傻笑，而那门锁，依然没有修好。

修不修都无所谓了。久别重逢的一刻，一个微笑，也就够了。

今日，明日，在半岛。我们的脚步未曾停下。不管是奔向下一个可能的冲突点，或者寻寻觅觅，为了旺角的某间隐藏版蛋塔。凝视过这些半岛浮民们，你就不再知道自己是否是过客。

又或者，只是入夜前涌向维港的另一片波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