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十八岁的生命中，只有两样东西至高无上：写作，和台湾。—题记

南国千里芳春

二○一四年九月三日，我乘飞机，从北京飞往台北。

飞机降落前十分钟，我透过舷窗，看见下面灰蓝色的海水变成黄绿色的陆地，这片陆地，是我在遥远的北国时刻眺望的远方。

十分钟后，我实实在在地站在这片土地上。那一刻起，于我而言，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启了。

来台湾以前，我在北京海淀，在离家两个街区的中关村念小学，念国中，念高中，可能还要接著念大学。人大附小，人大附中，人民大学，它们在海淀黄庄南北向的那条路上，相互之间，脚程两分钟。当有一天我发现我这个浑然天成的路痴都熟知了那条路上每一道拐弯和每一家便利店时，我就知道，我需要离开这里了。

那是十四、五岁刚开始半成熟阅读的年纪，我第一次读到来自海峡对岸的那些文字和境遇。我至今惦念朱天心笔下那条逶迤在总统府前的红砖路和刚出炉热烘烘的牛角包，时隔这么多年当我亲自骑著脚踏车去寻找，总统府外还是如旧的一片春光动人。我喜欢龙应台的文章，带著种经历过大起大落的平静；不喜欢在大陆最有名的那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却喜欢《目送》，喜欢《安德烈》，喜欢好不容易找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更喜欢她在北大的演讲气吞山河：金门海峡的砲火对准我家门口，我没有中国梦。至于蒋勋，读他的书，抄他的诗，赏他的画，听他的讲座，甚至看过他每一场访谈节目，他是我爱上这片土地很重要的动力因之一。他让我相信，如果一片土地能养育出这样一种思想，在大众思想狭窄的时候向外探索，在大众见异思迁的时候回归故里，在大众盲目崇拜的时候理性思考，在大众集体批判的时候温柔维护，那么这片土地一定是成熟、完整、值得了解、值得被爱的。在一个个不眠的深夜里，我读著这些伟大而深刻的文字，我看见台湾，我看见在我立足的地方以南再以南，有一个地方，它比我幻想和行走过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远，都开阔，都不可思议。

那个夏天，台湾成为我的远方。

「去台湾念书」这个念头从愿望迅速转变成梦想，小小孩童第一次展现出大人们都无可撼动的坚持。我开始广泛阅读关于这个海岛的一切，开始认真读书考试挣分数，甚至开始关心政治，尽管那是我最不喜欢的领域。从未到过台湾的北方小孩，已经能轻松勾勒出那里海岸线的轮廓，每一条山脉和河流的走向，盆地和平原的位置形状，也能一口气背出它漫长的历史，曾拥有的英雄们，和正挣扎著的光荣与难堪。

那年寒假，我跨越海峡，飞机降落在桃园机场。以「大陆游客」身分前来的我站在台大的校门口，想，如果能来这里就好了。那是二○一一年，只有部分台湾私立大学开放招收大陆本科生，新政策刚刚推行到第二年。

十七岁，高三，我的模拟考总成绩徘徊在二本线以下，只有三流大学可供选择。周围同学在考虑怎么填报志愿，北大？清华？留京？外地？我说，要是考上台湾，哪一所学校我都去，要是考不上，就复读。那是我有生以来过得最辛苦的一年，读书、背书、做题—心里放著一片土地，好像整个人都会变得沉稳安定起来。我属于那种觉得「学习太好会丢脸」的学生，现在也是，因为自知并非天才，学得好了，自然没有时间做好玩的事，比如读书比如写作比如神游物外；而单为了成绩放弃这些快乐，岂不丢脸。这一次是例外，能让我心甘情愿整整一年坐在书桌前的，也就是对这件事的争取。选定了想走的路，为了走得好，先做些不愿意做的事，虽然心里难免别扭，可是也知道自己没有永不妥协的资本，不丢脸；还不知道要走什么路，为了那一个红字分数拚命，拿不到就泪眼汪汪，才丢脸。

高考前五个月，台湾公立大学开放招收学士班陆生，每所学校五个院系，每系一个人。我怀著几乎焦灼的心情等待台大院系公布，最终，唯一的文科院系是哲学。高考成绩揭晓，我以北京文科高于一本线九十分的成绩考上台大哲学系，正取第一名。我一向不在意「最高学府」的俗名，但碰上自己喜欢欣赏的俗名，到底还是俗人一个。—免俗不得，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拿到录取结果后的六十一天，我再次降落在桃园机场。这一次，不必赶在十四天以内离境，我可以待在这里整整四年，或许更久。怎么算是幸福呢？怎么算是快乐呢？怎么算是心满意足呢？大抵如此吧。

此心安处是吾乡

台湾是个很容易旧情难忘的地方。

和它相比，北京变得太快，一个学期不回家，旁边的很多餐厅就换了招牌，或是老板没变但味道与原先截然不同，我坐在那里，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好像没有一个故乡值得等待。上海也变得太快，在这座流动性极强的城市里，人们很难有什么熟面孔，游子在这里生活半辈子，也还只是个游子，只能见证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看不见街角杂货店的老板娘从风韵犹存到白发苍苍。香港则简直是日新月异，每次去到太平山，徒步爬上半山，周围没有一点能勾起记忆的风景；奶奶是香港人，希望我们也能喜欢这个地方，可无论我到过这里多少次，每次站在中环街头，都还觉得自己是个可悲的大陆客，和这个城市格格不入。
但台北绝对是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同为发达的大城市，它的美感更持久、更守旧、更欧陆。

三年前我在罗斯福路闲逛，在诚品和政大书局买了几本书，在路边摊吃排骨饭和蚵仔面线，在陈三鼎喝了一杯好惊艳的青蛙撞奶，拍拍肚子走在街上，觉得阳光真灿烂。三年后我回到这里上学，常去的也还是诚品和政大书局，只是学会了拿捏生活费，对精装版的诗集咬牙切齿。蚵仔面线还是我在感冒没胃口的时候最喜欢吃的东西，面线阿伯添了几根白发，不过跟以前一样，看到学生去买会多添几粒蚵仔。倒是陈三鼎，在糖摄入量过多体重堪忧又懒得排队的时候，会眼馋地从它面前一步步走过。

那条小巷里永远热热闹闹，正午几乎直射的阳光有一种微妙的角度，站在那个固定的地方，这角度可能永远不会改变；晚上则有驻唱，前后街口封起来，听众不少，小哥弹得一手好吉他，最爱唱阿哲的〈爱如潮水〉。我和朋友站在夜色里静静听他唱歌，突然想到，多年之后某个疲惫的夜里回到这里，这里一定还是这一派熙熙攘攘，有人在弹唱，有人在买消夜，有人在路旁亲密相拥，一如今天的这个晚上。那时候，站在相同情境里的两个天涯沦落人，应该也会想起这样一段遗落的时光吧。

蒋勋的《少年台湾》在我高三那一年一直躺在我的课桌里，课本和练习册多到没地方摆，我却始终不愿意把那本书拿出去。只有它在那里，我才会觉得那些辛苦和枯燥都有意义，都有未来。

这种依赖一直持续到现在，在赴台沉重的行李箱里，在宿舍逼仄的小书柜上，我总给它留有一席之地。去年十月，我带著它一个人坐高铁去台中，听蒋勋在亚洲大学窦加画展的讲座，带著近乎朝圣的心情。红色幕布下，他和书封面上一样满头银发，一开口，我差点哭出来：那是在那么多个寒冷的冬日清晨、上学路上，曾经在我的耳机里回响，抚慰我、激励我的声音啊，它一点都没有改变，我甚至能捕捉到声线里一模一样的小小细节。

讲座之后，蒋勋为大家签字，我递上了那本《少年台湾》，简字版，破破烂烂，被我翻了很多次。他崇尚触觉里的美学，我希望他能在那软塌塌的书页里，触到从遥远北方吹向这里的风，那阵风曾经把他的文字和声音带给我，如今又把我带到这里。

同样带著朝圣心情去听的，是李宗盛的演唱会。在北京，考前最辛苦的寒冬里，听了他的「既然青春留不住」，我几乎是满场唯一一个未成年人，听他在台上开黄腔讲荤笑话，然后唱歌，一首接一首，朗烈的音符里都是故事。一年后，在台北小巨蛋听他的「还是做个大叔好」，刚刚成年，如他所唱，「懂的都是别人的道理」。大叔的情歌陪伴我很久，那些看起来有点超龄的老歌，都在这个一首接一首安可的夜晚，幻化成台北满天的星光。

那个年关还去听了陈升的跨年演唱会，赶在零点之前跑出来看烟火。站在人群里，不能免俗地举著手机仰著头倒数，看一○一整栋变得一片漆黑，随即璀璨的烟火从每一层升空绽放开来，映著地面上无数镜头和眼睛。从来没在台北见过这么多人，有一瞬间我以为自己回到了北京，站在小年夜的街头，一家人放了好看的烟花，整条街的人都欢呼雀跃。跨年烟火结束，在一片新年快乐的欢呼声中，有人喊了声，谢谢！一群人都笑了，陆陆续续向著恢复灯光的一○一大楼喊，谢谢！我裹紧围巾把手放进衣兜，笑意停在脸上，心里一阵隐隐的难过，无比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是这片土地的异乡人；而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晚上，隔空向一座城市背后的人道谢，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可是怎样算是异乡呢？

有天上完西洋哲学史，下午没课，我一边听歌一边沿著新店溪骑车，骑著骑著就到了基隆河口，远远能望见淡水的夕阳。车道周围是干净的草地，再远是高架，机车的咆哮声还是声声入耳。

骑回程的时候已经天黑了，我看著远处连成一片的街灯，蜿蜿蜒蜒地向前蔓延，显得身处之处的郊外格外黑暗；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即将回到的不过是一座陌生的城市，它可能是台北，可能是北京，可能是香港最热闹的中环，可能是这浩大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他们居然能从那么相似的城市规划里认出家乡和别处的不同，或许是某个广告牌憋了几盏小灯的光线，又或许是某个偶尔驻守街角的卖唱小哥。可走远一点这些就都看不出来了，那片灯光到底是谁的城市，是谁的故乡，是谁的安慰，只有生活在灯光里的人们冷暖自知。

站在一片黑暗里，听著河水翻滚的声音，望著远处一盏盏亮起的灯光，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想要快点回到哪一个地方。河水从那里向我涌来，风从我身后向那里吹去，这一刻那里不是任何地方、任何行政区、任何城市，那里是我心向往之的地方，那里是我的故乡。

跨越大半个中国

从小贪玩不好学，我跑过两岸三地一半以上的省市，在中国这个地方，无论怎么行走跨越好像都有一张网，跨越一个省还不够，跨越一条河流也不够。直到我跨越大半个中国，跨过熟悉的文化环境，跨越标准的语言风格，来到一海之隔的台湾，终于觉得有一点点挣脱这张大网。

其实我不知道网外的世界如何形容，有时候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有时候我只相信内心的感觉，有时候剥夺掉这一切，我还是觉得「真实」埋藏在深厚的历史差异、经济差异和文化差异里。于是我不敢妄言，所有那些我的朋友们热衷谈论的事情，我都没办法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待。突然有一天我明白，我能看见的，就是眼前的这些人而已。他们是怎样的，我就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的，网外的世界就是怎样的。

这是一群单纯的人，一心一意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这群人被保护，被关照，被祝福，也被爱。这群人不需要生活得太用力，不需要太在乎吃亏和占便宜，不需要想得太多、太深入，以至于不小心挖到鲜血淋漓的现实。这群人真诚，快乐，简单，有时候太无聊要找点事情做，一个人可以骂很多次，一件事可以笑很久。我自己是不想一直生活在这里的，思考的深度和经验的广度很多时候都来自复杂阴暗的外在冲击，要看见跌宕起伏的环境和人群，不是一个幸福度这么高的社会所能满足的；但有时候我在周末的校园里走著，附近的居民拖家带口来学校里野餐散步，及腰高的小女孩跌跌撞撞走过来，用软软的声线问，姐姐，小木屋松饼在哪里？那时候我会真心诚意地希望所有小孩子都可以在这个地方生活，我希望有一个温柔的地方可以持续这种笑容一直到我们都衰亡，我希望那个地方在这里。

不是没做过比较，从「他们眼中」的大陆跨越海峡来到「我们眼中」的台湾，比较之心几乎无时无刻不存在。可是比较有什么意义呢？

我一直笃信，要走出中国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然后我跨越一片海峡，想了解我生活的那片土地。最后我发现，没有哪一次了解是如书中所写那么简单轻易的。不是看见罄竹难书的罪恶就叫了解，不是听见理性客观的声音就叫了解，自家人写的文章歌功颂德，别家人写的文章难道就没有刻意抹黑？我开始明白，想了解一个地方，只能在这个地方深深地扎根和吸取养分，要与在这个地方成长起来的普通人深交，要带著无可怀疑的归属感吃这里的食物，走这里的路，呼吸这里的空气，然后才能对这一小片土地形成一个模糊的、无可言说的、初步的概念。

那概念是真实的吗？当然不是。吃下第一口菜的时候，这个地方的阳光雨露开始进入你的身体，它对你而言不再是一个客观的空间，而是你身体的一部分；认识第一个人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甚至地理条件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趋向通过一个人的性格和语言感染到你，你作为一个凡人，在沟通中给出一些，也接受一些；而如果你住在一个固定地点，靠双腿和双眼记住了一个小区域的路线，记得转角有家二十四小时的便利店，记得门前人行道总会在你快到街对面的时候变成红灯，你的记忆难道不是刻录了这个地方，短时间内难以变更或删除吗？

我们没有一双永恒客观的眼睛，从睁开的第一刻起就开始蒙尘，当然也没有永恒客观的耳朵和嘴巴，人之常情，实在不必苛求和难堪。更何况，在深深扎根的时间里，所有感情和经历都会成为评判的因素，什么是客观？客观是没有血肉的机器统计的数字，数字的来源最好也不是人。而什么是真理呢？真理是那群求不得的人类被强迫症所驱使，用力想像出来的理型吧。

考进台大是件颇费力气的事情，在台大念哲学也没那么轻松，于是很多人就在问，为什么喜欢台湾？哦，因为我是伪文青，因为我是历史迷，因为我叛逆又对制度不满，或者只因为我想离开家远一点？好像都不完全，那个真正的回答往往是最吝于开口的—是因为长久以来，我一直把它当作我亲爱的家乡未来的模样。

高三和朋友吵架，我历数大陆高校种种让人不齿的现象，我问他，这么多事实摆在眼前，我凭什么要在这个地方继续生活下去？他想都不想就质问回来：这么多事实摆在眼前，你凭什么不去改变，而要逃走？我反击：如果没看过别的地方，有什么资本做出改变？且不论这让人窒息的理想主义，我是从说出这句话的那一刻起，才意识到自己潜意识里的那个念头。我是在渴望，渴望那片养育我成长至今，恩泽我也恩泽我的父辈和祖辈的那个地方，它能一切都好。说到底，是自己无知反叛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于是寄情于另一片看起来好像还不错的土地，寄情于另一群看起来好像蛮幸福的人，怀抱著一个短时间没办法实现的目标，朝向一个或许永远无法抵达的梦想，顺便，挨过漫长的青春岁月。

我依然爱著这个地方。我十八岁，走来一路漫长，回头看不过转瞬。我的人生，好像在十八岁的这一年，来到台湾，来到台大，读了这个专业，认识了这些朋友，才真正有了意义。我才真正能在我喜欢的地方，读我喜欢的专业，过我选择的生活。天性解放？我宁愿相信是这个小岛给予我力量。

到台大报到前几天，我写过一篇文章，它有一个幸福美好的结尾，写下那些话的我，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期待看见。我相信我会看到更多，我也相信初心永不改，所以我把这一段话复述在这里，充当结尾；希望多年之后回望，我曾经在一段灿烂的青春里，和我爱的土地生活在一起。

那时候我带著美好的想像，这样写道：我真的不喜欢政治，不看新闻，也不怎么爱看报纸。我喜欢繁体字，虽然写得歪歪扭扭，很多字还不会写。我喜欢看那里的人写文章，也喜欢听他们说话唱歌。我喜欢知道那里的消息，不久的以后，也会喜欢在那里生活。我喜欢我的南国，希望她承得住历史，也久得过将来，希望她的子民平安喜乐，我虽不是她的子民，但那也带给我欢喜；更希望，在她古老善良的土地上，有千里芳春，永远盛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