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开放外资、台资进入，许多高污染、劳力密集产业纷纷涌入，加上本土企业紧追而起，中国大陆经济逐渐起飞。长年下来，也造成空气、水、土地的污染，中国大陆环保相关单位紧急设立规范，近年频频修订法令，现在许多法令甚至比台湾严格许多。

环保要求日趋严格

2014年3月，广东东莞的电路版业台商，急著催促包商检修污水池，担心环保局来检查过不了关。陈老板已经在东莞20年，连台湾老家的神明都请到公司顶楼供奉。他表示，中国大陆当局对污水处理已经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只要水质排放不合格，「马上停工，谁来讲情都没有用。」

陈老板承认，以前的环保检查只是做做样子，「只要送点钱就能过关」，他甚至告诉记者，每个行业都有「代理人」，像香港电影中的「猪油仔」专职收红包，按照工厂污水排放量的多寡有一套收黑钱的标准。就厂家而言，这样的花费比投资环保设备便宜多了。

中国大陆早在1998年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分年限」规定了69种水污染物的排放浓度标准；又针对不同行业订有《钢铁工业水污染排放标准》、《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这些标准每隔几年修订一次，对排放水的水质要求，一路趋严。

在深圳经营水污染防治的许姓台商说，「中国大陆的水污染防治标准，早就比台湾还严格了。」

全世界所有搞水污染的环保公司都有在中国大陆设点；水污处理必须用到的各式滤材，「全世界所有品牌，在中国大陆都买得到。」

近两年，对电镀业和积体电路版业的酸洗废水规定特别严格，尤其是「中水回收」。上述两个行业，在制造过程中要用到大量水资源，到第二阶段就毋须使用最洁净的水源，所以部分废水经过过滤，理论上是可以再使用的。

中国大陆早在2014年以前，即规定「中水回收」率要达50%以上，这使得台湾水污染防治业者纷纷抢进中国大陆做生意。在长三角和珠三角，拜访台资环保公司会发现，经理级的人物，名片都会印著「台湾XX大学环境工程防治污染硕士」或者「台湾XX大学环境工程防治污染系教授」。

不同的工厂产生的废水毒性不同，经过药剂中和，再经过滤系统，就可重复使用，节省大量用水。相较于台湾，环保业者表示，中国大陆「中水回收」强制执行率，已高于台湾。

中国大陆的环保科技亦发展迅速。台湾环保学者隋恒睿握有专利的淤泥处理技术，与上海复旦大学等单位合作，破坏淤泥分子的细胞壁之后，成功降低淤泥含水量，使之可以结合燃煤作发电使用。

这套技术被江苏昆山市政府率先采用，炉渣还能融入建材，完全做到废物再利用，昆山市政府赞誉有加，陕西等地也来参观打算购买。

环保执行　中央地方不同调

但在中国大陆另有一个问题，即不同省市的环保执行的力度完全不同。2014年，宁夏省爆出丑闻，化工园区的污水直接排进沙漠，废水在炽热的太阳下蒸发后，于沙地留下厚厚泥稠状的污染物。没有人知道这些饱含重金属、化学药品的污泥，会给后世子孙带来什么后果。

当地牧民指控，这个排污池已存在多年，显然是环保单位默许之下的产物。3年过去，陆媒对此事的报导热度已淡，最后该怎么清理、解决，或者有无处分失职官员，外界一概不知。

中国大陆面对污染问题的管理，和其他方面一样，总是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而地方政府「选择性」服从。于是时不时就会冒出许多积累已久、可怕的污染事故。

2013年，广东一家水污染防治公司接到政府标案，在山区小农村试行全村水污处理。该公司胡姓经理表示，他们为地广人稀的农村设计出一套雨污分离方案，家户各自接管集中，再将污水接到几个像大水塔般的滤池中。 透过滤池处理，排放的水质可以符合国家标准。但这套系统所费不赀，平均摊算下来，每个村民要花掉国家几千元人民币，真在中国大陆全面推广开来，几百亿人民币也不够用。不过，胡经理表示，这是中央指定的农村治水污试验区，这个标案带有实验性质，整个系统还要在实际操作中修正。

这个案例显示出，中国大陆正全面审视环境水污染问题，从工业区到农村，执法严格，不惜重本，有计画地全面控管污水排放。

降污　中央姿态明确

空气污染方面，早在1987年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但每到9月金秋，中国大陆北方城市开始供暖，就是大气污染最严重的起始点。统一供暖的结果，就是中国大陆各地烧煤的热气厂排污无法禁绝。中国大陆知道问题严重，经过数年改造，现在北京基本上已禁止烧煤。

1998年人类史上首个全球共同协商出来的空污防治规范《京都议定书》成立，各国承诺在一定年限减少污染排放。中国大陆作为发展中国家，原本可以不必承诺；但中国大陆仍在2002年通过签署，并于2005年起实施。

当时的中国大陆经济正在腾飞阶段，巨量排污的炼钢业、采矿业、汽车工业都无法禁绝，加上急剧增加的汽车数量（为扶持国产汽车业），使大气污染数据居高不下。

到了胡锦涛、温家宝执政后期，2012年，中央政府下了「死命令」，各省市必须按照年初承诺的空污降低数字，达到标准值。当年年底产生非常戏剧化的一幕，多省燃煤发电厂竟「拉闸限电」，硬是把电厂关停，以免烧煤过多，过不了空污这一关。

而为了降低火力电厂的数量，即使生煤价格大挫，中国大陆依然坚决发展较不会产生空污的核电厂，从沿海到内陆，一口气要建数十座。按中国大陆国务院规划，到2020年，中国大陆核能发电量将达到5,800万千瓦，居世界第3。

只是各地情况有别，中央订定政策之时，也留有空间让地方政府自主。例如各地为解决垃圾问题，近年猛修建焚化炉，2009年平潭综合实验区开建焚化炉，按理必须先做环境影响评估。但在自豪的「平潭速度」之下，焚化炉一边开工，一边做环境影响评估。

在网路上查一查，直到2017年，仍有平潭人表示，深夜闻到恶臭、看见火光，竟然是乡镇垃圾场放火野烧。虽然平潭海岛风大，但居于下风处的村庄很难不受影响。

政策落实难一蹴可及

事实上，中国大陆很早就开始重视环保。1958年的大跃进，破坏生态；1960年代开荒种粮、围湖造田，严重影响国土样貌。上述政策的恶果很早就显现，于是中国大陆1999年起改弦易辙，勇于承认错误，退耕还林、退田还湖。

客观观察中国大陆防治污染现状，中央政府似有相当决心，环保部等单位也修订了法令，但是政令很难要求地方政府百分百遵守。

特别是在经济景气下滑的这几年，许多地方政府苦于GDP拉不上去，加上人工成本高涨，产业出走严重，于是在环保政策方面略略松个口子，也大有可能。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的城市新区规划或土地地目变更，也开始留意到「绿地比」的问题，许多地方的土地开发比率只限40%。

但这些法规或政策，到了执行面很可能又因基层的各种问题，无法全面贯彻，所谓环保绿化或者降低污染，大家都很重视，政策力度却往往因上述理由打了折扣。

这是一个广土众民国家的困扰，也是多级政府难以避免的问题。除非拿出打贪的力道来处理，否则很难在短期内见到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