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2012年10月在一家基金会的支持下，前往北京「工友之家」创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同心实验学校支教，担任美术老师。「支教」在中国大陆的语境里就是前往资源匮乏地区学校从事教学的志愿者。

学校在历经2012年6月的关停风波后，在经过社会力量的争取后幸运复学，但邻近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却陆续关闭。学校为了吸收这些无校可去的学生，从原本的四百多人暴增到九百余名学生，而我成为这些学生的第一位正式美术老师。

经过一年多魔幻写实般的生活回到台湾，跟亲朋谈到这一年多的生活经验，朋友总是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说：「怎么会这么辛苦？」相反的是，长辈总说「几十年前的台湾也是过著这样的生活！」两种反应，对比出台湾这几十年来社会转型与物质生活的改变。

回到台湾，那些在北京的生活经验是如此强烈冲击著我，以至于我脑海不时会浮现过去的片段光景，有时一阵回忆袭来，以至于让我走在街上不禁傻笑，对照眼前的生活却又如此不真实。

那些每天一起工作、生活的朋友，和他们一起发生的故事，即便有些面孔已逐渐模糊，连他们名字却快要想不起来，我不由得必须从「线索」来回忆起。

上课的第一天，你即便心理做好准备，知道学校物质困乏，但却不能面对「怎么连画画的笔与纸都没有？」，「握著孩子的手跟画笔，却必须无视于孩子因为整个冬天没有洗澡而发出的异味」努力适应这一切陌生的生活。

有一幕，孩子捡起掉落地上的糖果，继续含在嘴里：「老师，你也吃一口，很好吃喔？」如果拒绝跟孩子一起分享，孩子会不会难过。

偶尔孩子得知我来自传说中的「宝岛」，问我「老师的老家在魔仙岛吗？」那是不是「有漂亮的仙女！有很多宝物！吃不完的糖果！」。

作为台湾来的美术老师，除了克服资源困乏，还必须警惕自己，才能克服我与孩子在生活与价值观的无形距离。在美术教学课堂上，除了教学，我发现我似乎得更竭力让孩子们相信，他们的能力与未来，绝对不比城里面那些穿著漂亮衣服的孩子更差！

我后来慢慢感受一件事，我不只是在教画画，更多时间是与孩子透过画作对话，让他们表达对生活的看法、对生活世界的观察。

城中村的给力人生

有人形容当代中国是个「大工地」，2010年我初次到皮村时，仍满是典型的红色旧平房，现因都市扩张而由市政府逐步拆迁，有的村庄已经夷为平地，有的正在等待拆迁，人去楼空。

2013年1月1日，地铁六号线开通，从终点站草房站转乘306或639号公交前往六环外的皮村。公交缓缓前行，随处可见新盖的高楼华厦，从这起是北京城五环城区的尽头、新开发区的起点，也是「城市人」与「外来打工者」的分界。

几年前看到的旧胡同，已拆迁改建成宽大的马路与排列整齐的路树，地面上插著光鲜亮丽的招商牌，昭示著此地即将新设的金融专业园区，暗忖如果当年自己未曾到访，则难以置信这两三年的变化。

随著公交往北拐后，公车穿梭在被铲平等待兴建新楼盘的黄土堆里奔驰，车内尘土弥漫令人窒息，绕行半小时后下车就抵达了皮村。

这些等待拆迁的旧村落因为租金与生活消费便宜，成为刚抵达北京的打工族群落脚处，俗称为「城中村」—意思是城里面的村子。规模稍大一些的，人口多达数万人，俨然已是小镇规模。我任教所在的皮村位在北京东六环的边上，来来去去的人口从未有准确的数字，根据粗估不会少于 五、六万人口。

皮村口站下车后，大大的「皮村欢迎您」黑底塔楼红字招牌首先映入眼帘，皮村大街的店家展示各式琳瑯满目的手机与生活杂货，挂著河南、安徽、四川、新疆、蒙古等各省著名小吃，彷佛宣传：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村里大部分居民都是来自各省的打工族，有的孤身一人揹著全身家当，有的携家带眷扶老携幼，离乡背井到北京挣钱，只图将来存点钱，回农村老家盖上楼房，过个像样的日子。

根据其他志愿者的说法，如果你是个有自信的大胃王，从村口吃到村尾，全中国的地方小吃就可以吃过一遍，透过店家厨艺，将各省地地道道的家乡味试过一遍，体验另一种「舌尖上的中国」。

走在皮村大街，可以感受到旺盛的生命力，街贩的叫卖声、往来街道的汽机车声响、居民话家常聊天声、孩子的嬉笑哭闹声、无数划过天空的飞机发出的引擎声等，各式各样的声音、气味交织出专属皮村的空间感。

这里居住的空间非常拥挤，一家四口挤在不到四坪的空间内，床板为上下舖，有的甚至是两个家庭合租一个房间。一张桌子，一下是餐桌，一下是书桌，大部分时间用来堆放杂物与生活用品。

村内设有几处公共厕所与澡堂，这里的居民盥洗如厕都需要到外头去，家户内没有多余的空间装设这些设备，就连厨房都是架设在户外，简陋的桌子与水龙头就成了村里几户人家共用的厨台，却是左邻右舍话家常的温馨角落。

白天，村里人得费劲地挤上公交车进城，面无表情坐上一两个钟头，到城里干那些劳力活，从保安到服务员、从建筑工到家政妇。打工族在北京这个世界瞩目的繁华城市里面拥有只是沉默的背影。而这种对比，让人感受到在中国大陆高速成长的背后，拉开两个社会群体的鸿沟。

傍晚，进城打工的人从城里陆续回到村里，卸下繁重的劳务，他们各个脸上挂著笑容。村里的打工人来自四面八方却又同样怀抱著希望来到北京，他们有共同的命运。在这巨大城市边缘，城中村看似杂乱却又充满温情，又比城市里的繁华世界，多了乐天知命与无穷无尽的生命力。

皮村里头所有的建筑、事物都在看似一团混乱毫无章法中随机生长，一面墙向外再搭出一小块地，就成了厨房。村子也就这样强韧地生存下去，有种自发的生命力；又好像一位外地刚来的老乡，刚入手一部拼装的三轮嘟嘟车，马上可以四处招揽生意，飞快地奔驰在五环外的烂泥路上，虽然从我们的眼光看来很危险，大家却都若无其事继续在生活中迎接生活。

支教老师与流动儿童

当代中国估计有3千万随著父母亲四处打工的孩子，因为属于流动人群组成的一部分，被称为「流动儿童」，构成了现代意义的游牧民族。因为户口而无法在城市的公立学校上学，因此绝大部分的孩子只能就近于城中村附近，由公益组织或者私人开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就学。

放学时，守门的大爷一开校门，家长急急忙忙地走进校园，接孩子回家。他们成群结队一起走路回家，有的还必须走好几公里的路才能回家。有些只能自己沿路找摊贩就食，有的还得赶回家开伙喂养弟妹。

皮村孩子们普遍过分早熟的个性，搭配营养状况不佳的身躯，让我忍不住抱怨学校一菜一饭的简陋伙食。初到皮村，真叫我一度难以下咽只能出去外面觅食。午饭时间，学校里面人人捧著一大碗盖饭拚命地扒，为了避免招致异样眼光，我也跟著大伙一块扒饭。

学校里的年轻支教老师通常会让孩子留在学校将作业完成，陪伴他们等待父母来接。在这个环境里的孩子对于年轻的支教老师多了一种情感依赖，我看到许多年轻的支教老师用时间与热情填补孩子心灵的空缺。然而当支教志愿者不得不结束支教服务离开的那天，又都会双双哭成泪人儿。

一位来自安徽的女孩小新，也是这些支教的年轻朋友之一，她说她是最早一代的流动儿童，父母在上海工作之后，她轮流寄居在亲友家，她说支教对她而言，似乎就是在弥补自己童年的孤独与空缺。

一个家长带著孩子与大包行李来到学校投奔，如果学校肯收，那家长可能就把行李跟孩子留下，家长旋即赴外打工，但也有可能，一去就渺无音讯。

支教同事小妍曾经为了保护班上一个父母离异、无人照顾的孩子，不惜与校长争取立下协议，带著孩子在宿舍里同吃同住，与孩子挤在一个狭小床板上，师兼母职直到一个月后父亲出面把孩子领回。

别人看来，她或许承担了她无法承担的过分责任，面对同事的责难，小妍总是无法辩解，但是情感与本能让她舍不得孩子落入危险与歧途。这种支教的青年教师义无反顾的热情与真诚，却是我在北京看到最美、最动人的风景。

近年中国民间公益力量勃发，也可能由于经济成长趋缓，高教人才就业市场供给过剩，经由公益机构招募来学校支教的青年大学生越来越多，然而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能提供给教师的生活条件称不上稳定，老师往往也处于流动状态。

公益的互助组织—女工合作社

走进学校校门，右手边的一排低矮简陋的屋舍，依序是守卫叔叔的家、小卖部、盥洗间接著两、三间教室、保健室等，这段距离一晃眼就走过去，来了学校好几天，才注意到女工合作社居然就隐身在其中。

女工合作社是机构的公益项目之一，利用二手衣物重新制作开发出特色布包产品，从经济扶助实现社区妇女发展的独立性。一部分收入盈余回流到合作社的创业发展，为社区流动妇女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共同生活支援。

第一次走进合作社，让我对于眼前的景象感到讶异，一个不到五坪的空间里坐著五个大姐，破旧斑驳的墙面与摇摇欲坠的柜子塞著满满的东西，地面上满是裁剪下来的剩布，工作桌上叠放著尚未处理的成堆二手衣物。大姐们还得成堆的材料布与裁缝车的缝隙干活，一针一线完成各种小布包。

狭小拥挤的空间，湿热空气夹杂著辛勤工作的汗水味与旧布发出的发霉气味，纵使一旁的电风扇已经很努力地运转，也已无力将这股「异味」吹散，在一旁嘎嘎作响随时准备进入休眠。

女工合作社的负责人是彩霞，一位面貌干扁蜡黄，身形瘦小却笑容可掬的大姐，她是女工合作社从筹备到正式成立迄今唯一一个没有离开过的最资深成员。彩霞大姐是湖北人，跟著打工的丈夫到北京，一住就是十几年，两个孩子都在学校里读书。

一开始参与合作社的工作是因为方便就近照顾小孩，也可利用时间做些女工增加家庭收入，没料到这一做就是几年，越做越有兴趣，曾经在大型缝纫加工厂工作过的她，简单的缝纫机具与技术一点都难不倒她。

在筹备合作社的过程中，不仅接触学习到组织管理的经验，也因参与产品开发的操作与实务经验拓展了视野，彩霞渐渐地从女工成为一个组织者，融入合作社的团体生活，担任组织与合作社妈妈们之间的协调角色。

家庭访问—学生与家长

小梅是我在同心学校任教的一位学生，小梅的家位在北京皮村朝阳农场的资源回收业集中的一个区里。在同学口里，那是个很多个「垃圾场」组成的「小区」。

第一次与同事搭档的家庭访问行程颇多，到达小梅的家时天已黑，但我仍旧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脚下踩著滑溜溜的腐水，区里弥漫的恶臭直接贯穿冰冻的鼻子打通我的嗅觉。简陋的屋舍挤了三个家庭，孩子和妈妈所谓的「 家」就只是一张床板，哥哥和爸爸就睡上床。

污秽肮脏的墙面上，满是小梅的涂鸦，爱画画的她连张干净的纸都没有，更别说是画具与桌子。

小梅从木柜里，拿出似宝物的蜜糖柑。虽然出发前，校长叮咛家访的原则就是不要乱吃东西， 心里记住了，但嘴巴还是张开了，人民币10元一大袋的蜜糖柑，对孩子而言是珍贵的礼物，盛情款款地双手捧到我手心。

由于这是第一次与同事好友参与家庭访问，学生的家庭生活场景实在令我太震撼，我只能一直忍住。直到告别时，在踏出小梅家门前让眼眶失守。

一个台湾美术老师的适应过程

初接手美术课，「手足无措」是我上课最佳的写照，原先预备好的课程，走进教室里面，整个翻天覆地。

不到十坪的教室容纳超过四十名学生，拥挤的课桌椅让教室内仅留下左右两条走道，孩子却还是可以如入无人之境地奔跑跳跃。下课铃声响起，孩子一窝蜂拥挤得水泄不通、甚至男孩子一个接一个夺窗而出。

光是如何让学生在课堂中专注听讲，就让我吃足苦头。若不是每次劳驾班主任进教室压阵，恐怕我也难以熬过第一周。在班主任提点下，每次上课前我就得板著一张黑脸，严肃地挟著鼓棒上课，克服内心的排斥，试著在班级场面失控前，大敲桌面三下。

之前的美术课都由大学在校生志愿者协助，非美术本科出身，教学并无太多考量，课程内容也未长期系统性规划，就连上课所需的图画纸本与画具也付之阙如，因此多是陪孩子涂鸦的游戏性质。

不难理解，因为学校人力吃紧长期缺乏美术老师，而且主要的教学人力投入在升学考试著重的学科，美术多被视为副科学习，学生普遍抱以不在乎的态度对待美术课，美术课有如游戏课一样失控。

抱著既期待又怕受伤害，迎接美术课的学习，我们共同建立，一切从零开始。我从基本握笔方法、拉线与手腕旋转、铅笔与画笔涂鸦的基本练习、点线面的基础构成、形状的练习与联想，以及颜色的认知与配色使用等等。

一切从最简单基本的步骤重新开始，培养学生基本的绘图能力，养成绘画基本的概念认识与了解。握著小小的手，与他们从生硬的转动、掉笔再试，到恣意大笔大笔画圈绕线，随著渐次流畅的线条，学生开心地说：「老师，我会了！」此刻自己的压力与阴霾才终于一扫而空。

我也告诉学校争取，美术课不是游戏课，让孩子在充分条件下学画画并非一件奢侈的事情。

或许孩子终究还是要投入到未来的劳动大军当中，但是好好学画，是学一种认真、专注、细心的态度。如果孩子以后要刷油漆，也一定比别人用心尽责。

孩子对于绘画材料的接触机会确实比一般学校的孩子来的少，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画具者更少。既然在先天条件上，我们没有办法买画具来画画，那不如就从生活周围找现有现成的材料来创作，念头兴起后，皮村这个后天已经累积很多丰富「宝藏」的藏宝库，真是让我们挖不完。

在圣诞节来临前一个月学生与我收集光碟制作圣诞树，在圣诞前夕一起画祈愿卡，祈祷愿望成真。这样现地现材让学生经由不同主题去认识生活中可运用的材料与方法，透过体验生活里的艺术，知道很多物品都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发挥创意把垃圾变黄金的可能。

一年内，我们从教室内走到户外，在有限校园空间里，将原本堆摆煤炭和厨余、垃圾的杂乱空间，重新整理为小花园，埋下种子发芽成长，经过春夏秋冬四季的转变，桃花开杏花落，手中的画笔记录起植物的生长日记，共同历经一场场生命教育的实验，孩子在写生观察日记中体验到生命的无常与价值。

美术课原来教的是：「让孩子学会面对成长的勇气」

当孩子开始喜欢上画画这件事情，时间也过了大半年。他们总是会在放学后拿著画本到办公室找我，常常他们会告诉我：「关于不爱回家的原因、不爱说话的原因、不爱笑的原因、不喜欢写功课的原因、不吃饭的原因。」

「原因」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他们对生活的无奈。「爸妈每天都不在家，我每天都只能在学校等天黑、回家之后只有大爷或是奶奶，没人教我写功课、爸妈只爱弟弟只骂我打我。」

我教孩子把这些不开心或是开心的事情画出来，下课之后可以拿给老师看，老师就知道你们发生什么事情，也想想怎么能够帮助你们。孩子睁大眼睛笑了，我们说好把每天好笑、或不高兴的事都用画笔记录下来，下了课一起分享。

在2013年即将进入尾声的时候，我与校方、机构讨论，以「陪伴」为发想，构思「有你在身旁」为主题，组织一个美术课程发表会，让孩子分享心中陪伴自己左右的那个「你」。

有个小朋友画的是「奶奶」，因为父母长年不在身旁、忘记妈妈的样子，不知觉间，奶奶已经成为她内心世界最重要的人。

还有人画的是「桌球拍」，因为四处迁徙的生活，每到新地方要适应新的生活，而交朋友的工具就是桌球拍。桌球拍成为孩子心里最好的朋友。

有的孩子画出夜夜相拥入眠的玩偶，路上捡回来玩耍依偎的宠物，藏著自己秘密，诉说心情记录的小本子。

孩子提起画笔将脑中的形象与心里的感受发挥，透过彩笔一笔一线，用心刻绘出内心世界一幅幅触动心弦的故事，认真讲述著心中各式各样的「你」，他们心中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跟大人说，也有很多的压抑与情感想要表达宣泄，小小的心灵世界希望有人愿意倾听。

每个看似开朗、调皮或懂事、聪慧的孩子，在灿烂笑容的背后总有一段不为人知、孤独与陪伴的童年故事，在无人时，用一双小小手拭去小小脸庞的泪水。

我试著让孩子表达感受，融入到美术教学，用绘画取代书写，表现自己内心的压抑、悲伤与恐惧。孩子越来越喜欢这堂爱说话的美术课，而不再是把美术课当成可以吵闹玩耍的游戏课。

渐渐地，我从孩子的颜色深浅、笔触力道，可以看到孩子自己的心情变化，孩子对自己家庭的问题描述与解释，虽然有的让人难过得想流泪，有的孩子却以超龄成熟的方式去理解问题，并原谅父母亲不在身边的失落感。

当下我很纠结、一直强忍著，随著就连来帮忙拍摄发表会的机构成员，也忍不住偷偷擦去眼泪。圣诞节来临，也代表著我的志愿服务即将届满，我在2013年的第一场雪前，从北京首都机场起程返台。

我的心，一部分遗留在北京

当我下飞机，一个有抽水马桶、热水随手就来的世界里，一个不用再戴上口罩而不必担心咳嗽不止，一个没有烧煤味儿的地方。我心存感激地想：过去这一年多在打工子弟学校的经历，究竟在我生命里面留下什么刻痕？

当时，贾樟柯导演的《天注定》在台湾上映。看完这部描写社会底层生活的电影，我想起这些孩子与他们的父母和家庭。电影院里我感到强烈冲击与深深的思念，那些孩子的脸庞今天会是笑还是哭？今夜会睡在哪里啊？

我亲身体验充满了生命力的城中村，还有孩子跟父母亲乐天知命的精神。他们从来不是哀怨地被动等待救助，相反地，他们对未来怀抱著强烈的希望，他们乐观、积极、进取，在当代中国社会强韧生存毫不怯弱。

我是一个从小接受美术教育的创作者，长期沉浸在艺术创作领域中，我一直以为创作者而自傲，无意中却在对岸的北京城中村察觉到成为一个美术教育者的挫折、成就与乐趣，对此，我感到好奇与探寻、犹如发现另一个世界的入口。

我深深感觉这趟旅程并非离我远去，这些回忆与片段的光景、声音一直在我脑海里酝酿发酵，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洪琳茹

台北艺术大学美术系毕业，台湾艺术大学雕塑硕士，目前专职于艺术教育与艺术创作等工作。曾于台北市当代美术馆、台东铁道艺术村、高雄桥仔头糖厂担任驻村艺术家，并于台东铁道艺术村、台南台湾新艺艺术空间、台湾艺术大学、台北艺术大学等艺文空间举办个展。

曾于中华民国社区营造学会任职专注于与社区、学校等团体合作进行社区艺术工作坊，后参与浩然基金会「另立全球化-国际志愿者计划」赴北京「工友之家」创办之「同心实验学校」担任美术老师，近年返家定居高雄，探索陶艺与生活饮食结合的道路。

得奖感言

感谢生命里相遇的人、事、物，为我的人生填上绚烂的色彩，写下一页一页难忘的故事。特别是一路上默默支持与鼓励我的家人与朋友，让我能任性无虑的坚持艺术创作与教学工作；也感谢最亲爱的阿蹦，如果没有你在一旁的唠叨叮咛，我也没有这样的勇气与决心把自己的故事完成，并且分享给予众人。

最后感谢主办单位与评审的肯定，提供园地让两岸交流的故事得以传递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