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尽管正经历26年来最低经济成长率，但相对于全球经济表现，2016年6.7%的数字还是算好的。在这个仍显得生气蓬勃、充满机会的国家里，年轻人会「穷忙」吗？

其实，中国大陆社会的城乡差距很大，大城市的年轻上班族和来自农村、但到城市工作的年轻「农民工」，各自面对不同的挑战。

不同的，可能是他们从事的职业类别、休闲娱乐种类、甚至是外表体面与否；但相同的，则是面对昂贵的租屋或买房成本，开始有了「薪资永远追不上买房」的绝望感。贫穷，除了明确的薪资收入定义，更多时候是面对物质社会的匮乏感受。

在中国大陆　念大学不保证生活无虞

13岁，初中还没毕业，周婕就开始到工厂打工了，广东省珠三角一带，这种用假身分证打工的情况很普遍。在工作8年后，她说，自己其实没存到什么钱。当初这么早出来打工，是想要存钱让哥哥念书，但是出来几年发现，一个人在外的开销蛮大的，一年能存个人民币三、四千块就不错了。

中国大陆今年3月出版了一本「大地上的亲人」，作者黄灯，内容以她来自农村亲人的访谈为主，探讨中国大陆农村及农村人口的问题，部分文章2015年曾在中国大陆微信网站上热传。周婕是黄灯的姪女，书里有许多年轻人打工的际遇，他们经常一天工作15或16小时，没有时间出门玩，只是偶尔买点小东西让自己开心，依然存不了太多钱。

周婕教育程度不高，只能在低薪的环境中转换工作，那么，读到大学一定会比较好吗？ 黄灯举了另一个姪女小敏为例，她2005年考上广州中山大学会计系，但毕业后只能进入一家很小的公司，为了省钱，和舅舅一家住一起。她发现公司只是把她当廉价劳力，于是跳槽，但每天忙忙忙，状况没什么改变。

小敏决定搬离广州，回到离家乡近的湖北省武汉，薪水其实跟在广州差不多，当时是2010年，只有两三千元月薪，但物价比广州低很多，可以存点钱，只是买房依然是个梦。后来，她结了婚，怀孕辞职，先生在家里的资助下在郊区买了房。

黄灯说，小敏的妹妹也在同区买房，先生收入还不错。妹妹教育程度比她低，但两人的命运没有太大差异，这是小敏父母始料未及的。 十几年前，农村人对大学生还是有相当的尊敬和期待，但如今，就像黄灯在书中所说，如果没有极好的社会关系、如果不在地域选择上妥协、或透过婚姻在经济发展的地方立足，仅仅是念了大学，凭藉个人能力，已不可能顺利进入体制，获得一分收入过得去、稳定而体面的工作。

当然，这也是众多农村或普通城市人口想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发展的理由。不少年轻人说，「大城市机会比较公平」，大家凭真本事而不是家庭关系找工作，但相对的，他们也必须付出更高的生活成本。

台低薪青年不敢结婚　陆青背债也要成家

根据中国大陆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16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员平均薪资数据，北京以月收入人民币9,240元排行第一，前5名依序是北、上、广、深、杭。不过，中国大陆各地薪资水平差异大，多数省分的平均薪资未能超过全国平均，垫底的省分平均薪资不到北京的一半。

在台湾，薪资调查依据不同年龄层更细化。根据行政院主计处人力运用调查显示，去年大专以上教育程度者，20到24岁平均月工作收入仅新台币2万5,893元，25到29岁也仅3万3,509元，还不如全体平均的3万9,238元。

当日本、台湾的「青贫族」因为低薪而不敢结婚、不愿消费时，中国大陆的低薪青年，尽管存不了什么钱，却在传宗接代的社会观念下仍勉力结婚，甚至因此付上全家负债的代价，成为负面循环。

北京以服务农民工子女为主的非政府组织「行在人间」创办人李大君告诉笔者，过去计划生育下造成男多女少，导致男人结婚必须比拚财力来竞争。一个普通青年结婚，起码得花上人民币30到40万在小县城买房，再加上10万聘礼，林林总总的费用至少要60到70万元。

20来岁的年轻人，不可能靠自己的薪水结婚，得从家中积蓄支出，甚至另外借钱。结一场婚，可能就让家中的债务「世袭」，临近退休年龄的长辈也因此不敢退休。李大君说，这就是为什么城市的大街上不乏老龄清洁人员，来自外地的60岁以上农民工越来越多。

两岸青年都辛苦　陆青对未来较乐观

台湾年轻人低薪的原因，部分和台湾的产业结构有关。

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健全今年4月在一场研讨会中说，主计总处认为台湾低薪问题出在制造业外移，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主要症结在于贡献GDP达6成的服务业，有9成的从业人员做著低薪的传统服务业，仅1成从事高阶的金融服务业，使得传统服务业占GDP比重仅18%、金融服务物业占GDP仅6%，进而影响台湾低薪。

也就是说，台湾的服务业也需要升级，要能吸纳高阶人才并更加规模化，展现出国际竞争力。 当代低薪的年轻人，可能和许多人印象中的「贫穷人」不同，这些年轻人看起来外表尚称体面，甚至也有一定的社交生活，但是高昂的房租、缓慢的（甚至没有）加薪、派遣或约聘而非正职的工作，都让年轻人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感、无望感，甚至因此不敢结婚成家。

房屋比价平台「屋比」9月初公布一项资料，显示年轻人即使租屋而非买房，压力都很大。以台北市为例，套房平均租金每坪高达新台币1,648元，一户10坪的套房月租就要1.64万。

显然，平均领2.6万的20到24岁台湾年轻人不会真的就花自己6成薪水租屋，通常就是分租雅房。但是工作多年后若还是过这样的生活，对许多离家工作的青年来说，确实很沮丧。

若要说两岸年轻人面对「穷忙」和薪水追不上房价，态度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应该是对未来的盼望。 台湾人或许受到近年经济整体环境没有显著改善、实质薪资甚至倒退16年的影响，不少年轻人感到郁闷，积极者则以赴海外工作作为突围之道。大陆青年则多半认为，现在虽苦，但未来一定会发达。

今年8月，一份由全球市调公司易普索（Ipsos）对26个国家国民执行的民调显示，被问及「整体而言，国家正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以中国大陆有87%受访者持肯定态度最多，堪称在国家发展上全球最乐观。

改善青年低薪　产业结构与教育是关键

要改善台湾年轻人低薪的问题，中央社曾引述文化大学劳工关系系教授李健鸿提出3项建议，包含订定「最低工资法」、「辅导年轻人从派遣转正职」跟「加强在职青年职训」。

台湾从明年元旦起基本工资月薪将调升至2.2万元，时薪调升至140元。但劳团喊出的最低工资月薪是2.7万元，理由是国际劳工组织ILO 131号公约明订最低工资需「维持劳工基本家庭生活需求」，2.7万元是依此而来。

政治大学劳工研究所教授成之约则说，不应该只单靠调涨基本工资，就想要改善台湾低薪环境。他建议参考国外做法，在税务上提供诱因让企业帮劳工加薪，也可透过劳资谈判帮劳工加薪、改善产业结构等方法。但关键还是产业结构要改善，否则无法落实劳资协商，改善低薪的效果很有限。

在中国大陆，要如何处理青年低薪的问题？除了产业升级，教育也亟需变革。 李大君说，中国大陆当前提出制造业升级的「中国制造2025」需要较高端的技术人才，也是借此让工作者更具竞争力、摆脱低薪的政策规划。

「大量的职业学校都在往富士康输送工人」，李大君说，中国大陆的中等职业学校教育技术含量很低，学了「电子商务」的学生毕业后去当个为电商平台送货的快递小哥，学了「会计」的学生毕业后当超市的收银小妹。缺乏专业技能让这些青年很难摆脱低薪宿命，而赚钱的永远是掌握大资本、能够「以钱滚钱」的老板或房地产拥有者。

中国大陆政府有心扭转这个情况，甚至近年已投入巨资改善职业教育，但30多年来的教育沈疴不是说变就能变，想培育人才，缺乏师资就是最大问题。 改善青年穷忙现象，两岸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