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相国郑綮虽有诗名，本无廊庙之望。……或曰：「相国近有新诗否？」对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此处何以得之？」（孙光宪《北梦琐言》） 就我所知的古典文献里，充斥著各式各样对「诗」此一文类的定义（此处指的是古典诗），关于诗兴、诗教，诗的温柔敦厚，达诂与无以穷尽，可解或不可解。但对「现代诗」这个体类粗浅的认识─中国的现代诗被认为起源于胡适，二、三零年代受法国与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有了如汴之琳、李金发、何其芳这一派诗人。而台湾的现代诗在六、七零年代，经历现代主义洗礼，八、九零年代则受到大报文学奖的锻炼，现代诗于是与散文、小说并列，成为现代三大文学体类，各校中文系的现代课程里所谓的「三现」，指的就是现代诗、现代散文、现代小说三种文类。而若按照教科书上的定义─现代诗是精炼的语言艺术，是充满隐喻与晦涩的语言，并透过意象的联想达成对语言逻辑的反抗。

但若从文学史来看，「现代诗」的出现与社会脉络有密切的关系，清末的黄遵宪曾提倡要以「我手写我口」的流畅易读，改良旧诗，呼应时代的变迁与新词汇出现。五四的胡适、陈独秀也都将「诗界革命」当成宣言。因此近年来，台湾兴起的现代诗风潮，以及作为旗手的这一批八、九年级诗人─任明信、陈繁齐、宋尚纬、徐珮芬、潘柏霖、追奇，似乎象征的正是浅显、易读、易识的小品诗学传统。

从历史纵深来说，新旧本身就处于某种动态建构，称谁为新变，称谁是传统，背后又有权力场域的争夺；古典时期所谓的「诗思」原本就充满灵光，诚如本文开头所征引、郑綮那段著名的解释，诗思在「灞桥风雪驴背上」，诗兴、诗意亦如是。

│有诗意？没诗意？

回归过去对现代诗的定义，一种晦涩蒙暧的语言，一种转喻难解的意象，以及精炼雕琢的词汇，那么新世代这批写作者，显然对内容进行了颠覆。此处列举徐珮芬、潘柏霖各一首诗为例：

我不想和你讨论人生 讨论是否存在先于本质 讨论如何拆解夏宇任何诗的结构 也不想和你解释语言注定走失 争辩资本主义的伟大与哀愁 或者如何建立一个更好的国度 …… 我只想和你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一起吃饭 或者出门 去很远很远很新很新从未有人抵达 我们也还不知道在哪里的地方 就在那里一起迷路 也许就在那里一起生活

（潘柏霖／我只想和你一起看电视）

下辈子 转生成你的香皂 被你用到消失不见 活在你的气味里面 下辈子 作一颗百忧解 在外伤心受气就回家吃自己……

（徐珮芬／下辈子）

徐、潘这两首诗一来没有生涩难解的词汇，二来甚至没有朦胧暧昧的意象，无论是「下辈子作一个百忧解而回家吃自己」的搞笑双关；或「我只想和你一起坐在沙发看电视」的清浅明快，不仅阅读的年龄层降低，且短句直述句的形式，非常适合在脸书、IG、粉丝专页等社群转载。而以题材来论，两首诗都是情诗，究字析句又不失深情之所在，因此，所谓新世代的诗风，从此可以窥见大略。

事实上，这样的诗风以及读者的文学品味，并非短短几年唐突建立。2015 年出版诗集《冰能》（即台语「槟榔」之意）的诗人陈柏伶，在接受博客来访问，对自己的诗歌有以下诠释：

陈柏伶下笔迅速，不琢磨修辞，「我喜欢直接的表达方式，就用小学二年级学生就能懂的文字，没有生难字词。」读来乍似轻率，却余味无穷。其中最经典之作约莫是短诗〈虽小〉：「麻雀虽小╱也没我小╱因为我╱超虽小」

〈虽小〉（闽南语「衰运」之意）当初发表之时，即于网路热烈转载，这种双关的谐趣，以及某种对于诗意的抗拒，显然早有尝试者。至于「诗意」可能又是另外一个课题。如「麻雀虽小╱没我虽小」或「作一颗百忧解╱回家吃自己」，或许不若传统诗学定义的比兴寄托或联想转喻，但此间仍有一种诗的「兴」，「兴」一般认为来自于《诗经》，是一种借彼喻此的连类与象征，在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里，有更精湛的定义：「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过去一般解释「兴趣」，将之当作一种意境与兴味的追求，譬如「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或「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一类，描绘世界的空灵禅机，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若从这个角度来说，新世代诗人的诗兴其实一点不少，何必以诗意或诗艺求全责备呢？

│厌世时代与（反）抒情传统

令人玩味的是，过去诗歌强调抒情传统，而这样的传统被认为以台湾诗人杨牧为代表。正因为杨牧作为现代诗的指标人物，所以新世代有时也将杨牧视为影响的焦虑。譬如沈嘉悦〈我不喜欢杨牧〉这首诗。从题目到内容，都可以看见对抒情传统诗风的反动与反思：

我读诗 但始终没有读懂 诗的价值 因为我不懂杨牧 所以我不能喜欢杨牧 但在某些场合 不懂杨牧就像是 进了停车场 停了车 要出来却没有零钱 一样尴尬 　 这个故事教会我 你可以开车 但不要停进收费停车场 你可以读诗 但不要跟人说你不懂杨牧 不要去说服别人什么 叫好诗 因为有太多别人 他们可以规定你 一定要停进格子 一定要缴费

（沈嘉悦／我不喜欢杨牧）

沈嘉悦诗中对既定诗歌传统的反驳很明显，但我想谈的是背后更复杂的肌理。近几年，台湾青年有著集体性的厌世氛围，网民时常以「鲁蛇」（Loser）自居，甚至潘柏霖的诗集直接以《我讨厌我自己》命名。

至于时常成为现代诗复兴指标的粉丝专页「晚安诗」，似乎也就成为这个现象的箭垛。「晚安诗」由一位并非诗人而纯粹是现代诗读者的小编经营，几年内追踪人数累积到三十万人，每晚固定发表诗歌并进行简单评论，都能收到上千的转贴与按赞。当然，其分享的诗歌多半是新世代诗风，因此有反对者批评其「心灵鸡汤」或「缺乏对时代的反抗」。但这样的心灵励志或厌世（实际上是一体两面），某个程度却又反应台湾新世代青年的困境与抵抗。

在社群时代，阅读大部且长篇的作品已成为不可能，而短诗小语的疗愈性其实就像幸运饼干里的签诗，像过去《读者文摘》里珠玑集般的存在。伴随著这样的励志或厌世小语，载体媒介的变化，诗歌的形式也有了转变，除了短句、截句，对年轻读者影响最大的恐怕是手抄的风格。一方面来自后计算机时代对手写工艺的缅怀；另一方面也与本雅明所谓的灵光消逝有些关联。有些诗人除了诗集本身，亦以手抄诗歌作为行销号召。因此，诗集成了不同于小说的收藏品存在。而抄字体本身，或周边相关如钢笔垫板等商品，也成为贩售的对象。

对于这样的发展与趋势，论者若从反对面视之为文学的衰颓；或从正面视之为文创产业，我觉得皆无不可，但从古典时期开始，写作者就在面对新世代与新媒介，不断作出改变与微观调控。未来诗坛会如何发展，以及未来写作者面对代际新变的读者群、后纸本书时代的网路社群与新阅读趋势将进行何种转向，仍待持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