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手機支付、網路購物、叫車、導航、社群平臺等數位服務，已深深融入日常生活。人們出門不必攜帶大量現金，掃描付款碼就能完成支付；打開高德地圖，可以迅速找到目的地；透過天貓、拚多多，商品可以直接送到家。科技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也讓中國大陸成為全球數位化程度最高的社會之一。

但在這套高度數位化的生活背後，另一個現象也逐漸成形：政府透過監視器、人工智慧、大數據與法律制度，把原本分散在不同場景中的個人資訊串聯起來，形成一套深入社會各個角落的「數位治理」體系。

數位治理入戶入心　一舉一動都是監控

這套體系的核心不只是單純「監視器很多」，而是政府能利用科技蒐集、分析、比對及運用大量資料，使人的身分、行蹤、社交關係與消費行為，都可能留下可以被追蹤的數位足跡。科技因此從便利生活的工具，同時成為治理社會的重要手段。

中國大陸大規模數位監控的代表建設之一就是「天網工程」與「雪亮工程」。「天網工程」主要以城市公共場所的監視器、影像傳輸與公安系統為基礎，透過大量攝影機掌握街道、交通樞紐、商場及其他公共空間的情況。隨著人工智慧技術進步，原只能「錄影」的攝影機，逐漸具備人臉辨識、車牌辨識、行為分析等能力。

「雪亮工程」則進一步把監控網絡推向基層社區，以縣、鄉、村三級綜合治理中心為指揮平臺，整合社會各方監控資源，試圖建立從城市到地方、從公共空間到社區治理的立體化監控體系。換言之，監控不再只是大城市警察系統的工具，而是逐漸深入地方治理的最末端。

監視影像與人工智慧結合後，系統可以從大量影像中辨識特定人物、車輛甚至特定活動，再與其他資料庫進行比對。這意味著政府所掌握的，不只是「某個時間某個地方拍到誰」，而可能進一步回答「這個人是誰」、「他曾經出現在哪裡」、「與哪些人有接觸」等問題。

疫情推進數位治理與監控　疫後卻成日常

新冠疫情也讓全球注意到中國大陸的數位治理能力。疫情期間，健康碼與行程碼成為民眾日常生活的重要工具。民眾進入商場、車站、辦公場所甚至跨省移動，都需要出示手機上的健康狀態或行程資訊。這些系統透過手機號碼、位置資訊、核酸檢測結果及其他健康資料，快速判斷個人的疫情風險。

從公共衛生角度來看，這類系統確實具有提高疫情追蹤效率的功能。當政府需要匡列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時，數位化工具能比傳統人工調查更快速地建立接觸關係。但當一個人能否搭交通工具、進入公共場所，甚至跨行政區移動，都與手機上的數位狀態連結時，數位工具就不再只是防疫工具，而開始具有社會管理功能。

疫情期間的經驗，讓外界看到中國大陸政府如何在短時間內整合不同來源的資料，建立大規模人口追蹤系統。數位治理還可以協助政府更快速地發現犯罪、管理交通、更精確快速地提供公共服務，這種能力在公共危機時期固然能提高政府反應速度，但當危機結束後，這些資料是否會被刪除？誰有權使用？會不會被拿來另作他用？這正是數位治理最具爭議之處，原本為了解決特定問題而建立的監控機制，是否會成為日常治理的一部分，英國作家歐威爾書中的「老大哥」，是否真實地存在於人們的生活中。

數位監控體系入法　掌握人民數位肖像

中國大陸正在為數位監控體系打造完備的法律依據，其《國家情報法》規定，組織和公民應當依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數據安全法》則建立國家層級的資料安全制度；《個人信息保護法》則對個人資訊的蒐集、處理與利用提出規範。

表面上看，這些法律並不完全等同於「政府可以任意取得所有資料」，例如《個人信息保護法》當中也訂定了個人資訊保護、資料處理規範等。但在中國大陸的制度環境下，國家安全、公共利益與企業資料義務之間存在高度重疊，政府對企業的影響力也遠高於許多西方民主國家。這表示，科技企業掌握大量使用者資料的同時，必須面對政府監管及國家安全要求。

民眾每天使用手機，就可能在各種商用平臺留下大量訊息資料，例如透過微信或其他社群平臺與朋友聯絡、使用電子支付工具購買早餐、透過電商平臺購物、使用叫車服務前往公司、打開導航APP前往餐廳、在網路平臺搜尋新聞或觀看影片等。

單獨一筆消費紀錄或許沒有太大意義、單獨一次的定位資訊也只是某個時間點的位置，但當大量資料長期累積，就能描繪出一個人的生活模式，這個人平常住在哪裡、在哪裡工作、經常與誰聯絡、喜歡買什麼、週末去哪裡，甚至可能推測其興趣與社會關係，描繪出一個人的「數位肖像」。

若政府權力不受限制　人民數位權利就被控制

數位科技為生活帶來了許多便利，也大幅降低了政府的監控成本，政府不需要實質派員監控每一個人，只要掌握足夠數位資訊交叉分析，就可能從海量資料中找到特定人物或特定群體，這就是「大數據」的力量。對一般民眾而言，自己的資料究竟被誰保存、保存多久、誰可以調取、在什麼情況下可以被政府取得，這些問題都被蒙上一層名為「國家安全」的不透明的面紗。

當人們習慣手機付款、線上購物與數位身分後，儘管人們同時可能知道自己正在洩漏數位足跡、被網路管理員緊盯，但當離開數位系統變得困難，取而代之的，是形成寒蟬效應，讓人們主動避免討論敏感議題、避開參與特定活動。顯然數位監控的影響已經超越「隱私被看見」本身，更會進一步改變社會中人們表達意見、參與公共事務的方式。

如果資料蒐集有明確目的、使用範圍受到合理限制、人民具有知情權與救濟權，那科技當然可以成為改善公共治理的工具；但如果資料高度集中於政府或少數機構手中，缺乏透明的監督與制衡，科技就可能從便利生活的工具，轉變成控制社會的工具。科技本身沒有善惡，決定數位社會走向的，是法律能否保障人民、制度能否限制權力，以及社會能否要求政府與企業對資料的使用保持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