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治理能否保障人權，關鍵在於人民能否有效制衡國家運用技術的權力。比較臺灣與中國大陸，除了檢視相關法律如何規範AI運用，重要的是，人民能否了解政府如何使用資料、能否對不合理的決定提出異議，並要求政府改正？由於AI可以串連資料、辨識行為模式，提高行政效率，但也可能擴大監控，放大錯誤分類與判斷的影響。民主政府可能侵害隱私及其他人權，非民主國家也可能提供個資保障。

因此，AI治理的人權思考，不僅在於法規訂定，更在於政府決策與行動受到質疑時，是否存在獨立調查、審查與制止侵害的機制。

臺灣的外部制衡：從健保資料庫案到《人工智慧基本法》

臺灣民主實踐的重要基礎，在於政策推動之外，還存在多元監督力量。媒體與公民團體可以揭露問題，立法院可以審查政策與預算，法院則能檢視政府是否侵害權利。

這些「外部制衡」，使政策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接受獨立檢驗與持續監督，讓人民在選舉之間仍能參與決策、表達異議，形成促使政策調整的政治壓力。2022年健保資料庫案，即呈現此一制度價值。政府希望利用健保資料促進醫療研究，公民社會則關心資料提供給誰、如何使用，以及能否請求停止用於辦理健保以外的用途。此涉及人民對自己的資料，是否享有知悉與控制的權利，資料由政府保管，不代表政府可以無限制地使用。在這起案件中，憲法法庭並未否定醫療研究的公共價值，卻指出當時資料使用的重要規則不夠明確，也缺少人民請求停止這類使用的制度。法院更認為，臺灣整體個資法制欠缺獨立監督，要求限期修法補足保障。此案雖非AI案件，但說明政府即使主張公益，也須明確界定權力範圍並接受獨立審查。

對權力界線與責任的要求，也反映在臺灣2026年1月14日公布的《人工智慧基本法》。該法納入人類自主、隱私、透明、公平與問責等原則，要求政府使用AI時評估風險，對高風險應用建立責任與救濟機制，定期公布政策執行成果，並推動從系統設計階段納入個資保護。透明使人民得以理解決策；問責則確保行政責任不因使用AI而消失。然而，法律原則仍須透過具體制度落實，數發部已於2026年7月發布「人工智慧風險分類框架」，提供各部會共同判斷風險的方法，但各領域仍須建構完善操作規則，以落實法律。另外，個資監督配套也在建置，2026年仍由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推動相關工作。

制度成效須以人民能否取得決策理由、確認責任歸屬及能否獲得補救來衡量。未來政府公布AI成果時，除了計算時間與成本效益，也應追蹤錯誤排除、差別待遇及申訴處理情形，作為社會判斷政策成效時，在效率之外衡量公平公正的依據。

當國家成為資料使用者：權力制衡為兩岸分野

以同樣標準觀察中國大陸，也應承認其確有個資保障，如《個人信息保護法》（2021）要求資料使用具有合理目的、限於必要範圍，並保障知情、更正及刪除等權利。杭州野生動物世界擅自改用人臉辨識入園的案件中，法院也要求業者刪除相關臉部與指紋資料，顯示中國大陸相關法律確實能約束企業，但對國家的限制則須另外檢驗。當國家本身成為資料使用者，兩岸的制度與結構差異便更明顯。中國大陸相關制度將黨的領導與國家安全置於核心，公安、國安機關可因國安或犯罪偵查需要，經批准依法要求提供資料。這些權力也有程序與權益保障，但法院、檢察及公安等機關，仍在同一黨的領導之下。從制度上看，內部監督可以糾正部分錯誤，但人民卻無法透過獨立於執政權力的管道，挑戰涉及政治安全的政策。

國安與偵查需求並非中國大陸獨有，民主國家政府也可能如此使用資料，關鍵在於相關措施能否接受獨立審查。若監控目的、範圍與成效均由推動者自行認定，人民即使依法享有權利，也可能難以阻止權力擴張。相同問題也存在於言論與資訊治理：當政府規定AI可以提供哪些內容時，這些限制本身能否受到審查，同樣重要。

中國大陸要求境內的生成式AI服務需遵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得生成煽動顛覆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或損害國家形象等內容；具有輿論或社會動員能力的服務，另須接受安全評估與算法備案。這些規範同時也納入隱私、公平與政治內容限制，顯示權利保障與政治控制在法律中可以並存。但從制度效果來看，政治要求可能透過模型訓練與內容篩選，影響哪些資訊與觀點能夠進入公共視野與討論。

相較之下，臺灣《人工智慧基本法》將民主、法治與人類自主列為原則；要落實這些原則，政府設定的資訊限制也應接受公開討論與獨立審查。因此，兩岸的差異不僅在於規範優先保障哪些價值，更在於人民能否質疑限制本身，並透過有效的制衡機制促使政府修正。

政府對資料與資訊的控制之所以需要制衡，在於它可能影響人民表達意見、參與公共生活及獲得公平待遇的機會。持續的辨識與追蹤，可能使人民因擔心被記錄，而避免搜尋敏感資訊、參與活動或公開發言。即使尚未受到處罰，也可能因畏懼不利後果而自我限縮，形成寒蟬效應。

此外，資料與演算法中的偏差，也可能使特定群體更難取得福利、教育或就業機會。因此，AI治理涉及的不只是資料安全，更包括隱私、平等、集會與言論自由的保障。民主制度的價值，正在於讓這些對權利的影響受到公開檢驗，並使受影響者有機會要求改正。政策即使獲得多數支持，仍須檢視其是否對少數或弱勢群體造成不合理的負擔；公共討論也應納入這些群體的經驗，避免其權益在效率或多數意見之下被忽略。

把原則變成程序：臺灣AI治理的落實方向

要使上述的民主制衡發揮作用，臺灣必須將民主與人權原則轉化為AI治理具體的決策程序。AI用於身分辨識、警政預測、福利資格、移民審查或跨機關資料串接時，政府應說明法律依據，並接受「比例原則」檢驗：該措施是否有助於達成目的？是否存在同樣有效而侵害較小的替代方案、所造成的權利損失是否過重？

AI部署前應公開影響評估，讓受影響者參與討論，使公共利益的主張接受實質檢驗。系統運作後，則應提供「有效救濟」，讓當事人理解決定理由、提出資料，並由有權作決定者重新審查。申訴處理須有明確期限，發現錯誤後應能更正或提供適當補救。系統也須接受獨立稽核，必要時由有權機關要求暫停使用。如此，人民的異議才能成為促使政策修正的依據，而政府也不能因模型複雜或委外建置而免除決策責任。

上述程序要真正保障人權，還需讓不同處境的人都能實際使用，對拒絕人臉辨識或無法使用數位工具者，應提供可行的替代方式。說明、複核與申訴程序，也應避免因技術門檻而使需要保障的人受到排除。這些要求應成為臺灣落實《人工智慧基本法》的重要方向，使行政效率的提升與人民的選擇、參與及公平待遇並行不悖。

衡量AI治理是否尊重人權，不能僅看法律是否完備或系統是否有效率，更須檢視人民能否理解權力如何運作、能否向行政機關提出挑戰，以及能否使侵害獲得改正。法律提供權利依據，民主使權力接受持續檢驗，人權則要求治理尊重個人的自由與尊嚴。當AI持續提升國家治理能力，人民與社會的監督及制衡力量也必須同步增強，才能使科技成為增進自由、保障人權的助力，而非強化政治控制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