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在的日常社會中，當提到「志工服務」這一個詞彙時，往往與溫暖的人情、純粹的利他光環連結。無論是災後重建現場沾滿泥濘的雙手、偏鄉學童身旁的課輔身影，或是在社區角落關懷獨居長者或是無家者，志工的存在象徵一個人願意跨越私人利益，追求公共福祉並且實踐心中追尋「善的價值」。

然而，當把觀看的視角拉遠並橫跨臺灣海峽到中國大陸，便會發現同樣名為「志工服務」的行動背後，所依循的制度理念、動力來源以及政治社會意涵，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兩種樣貌。

在臺灣，志工服務深植於蓬勃發展的公民社會，是由下而上、由個人到群體，實踐公共參與、培育民主素養的重要方式；而在中國大陸，隨著近10多年來志願服務體系的大規模擴張，「公益」這個概念逐漸被收編進「國家治理」的龐大框架中，成為基層黨建、政策動員、信用考核與維護社會穩定的延伸。

當利他主義走進不同政治制度的土壤，會長出什麼樣不同的花朵？究竟是公民自主精神的延伸，還是國家權力管制的工具？這兩種模式的演變，深刻折射出兩岸在國家、社會與個人之間，權力結構上的根本歧異。

臺灣土壤裡的自主生長　從互助到公民實踐

臺灣人對「志工」的印象，多半帶著濃厚的人情味。每當大自然展現無情的一面，或是社會角落出現傷痕時，這種力量總是第一時間湧現。

2025年9月，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重創當地多個鄉鎮，水電與道路中斷，許多人安身立命的家園被摧毀。在災後的第一時間，來自全臺各地的物資湧入當地，許多的宗教與民間組織挺進災區賑災。於此同時，一個又一個帶著救災工具，身分背景各不相同的「鏟子超人」，獨自或是呼朋引伴前往災區協助救災，展現人性的光輝，實踐「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這句話的真諦。

雖然面對天災讓人心痛與哀傷，然而跨越個人的私領域而走向公共場域，這樣的美好，是臺灣社會中志工服務最具體的展現方式。

這並非個案。在臺灣無數次天災與重大事件中，除了官方的救援團隊外，時常能看到這些四面八方湧入的普羅大眾，在力量許可而且不造成他人困擾或危險的前提下，貢獻心力。這種深植於常民生活的互助文化，讓臺灣的志工精神從一開始就帶著強烈的「由下而上」特質。

在臺灣自由的土讓中，志工服務也隨著社會的演進與變化，而與時俱進被賦予更多的可能性，不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做善事」，進一步轉化為一種日常的公民參與。去海邊淨灘、參與古蹟保護、投入流浪動物救援，或是利用下班或休假時間在社福機構陪伴兒童或是長者。驅動這樣的善意，並非由體制的硬性規定，是因為認同某種價值，或是想為自己生活的環境盡一份力，解決可見的問題。

在這樣的架構下，政府扮演的角色更像是後勤支持，並非指導大眾該關心什麼議題、應該怎麼做，而是讓民間團體與個人志工保持更高的自主性。同時，也透過他們的行動了解當前的輿論所關心的議題面向，以及法律規範如何去支持或鼓勵這些人。藉由自由而多元的實踐，志工服務已成為臺灣民主社會最溫柔也最堅韌的一張社會安全網。

國家主導的秩序與動員　中國大陸將善意制度化收編

鏡頭轉向中國大陸，志工服務的發展顯現出另一套截然不同的邏輯。在中國大陸雖然也有許多民間的志工活動，但是在整體政治架構之下，這些善意並非毫無邊際蔓延，而是在政府主導之下，納入一套龐大且井然有序的治理藍圖之中。

不可否認，在許多重大災難的時刻，中國大陸民間同樣出現過自主互助的浪潮。然而，這股源自民間的龐大能量，隨後很快地被引導至由國家統籌規劃的軌道之上。因為對於追求社會高度穩定與秩序的政治體制而言，未經管制且由民間組織的團體與行動，往往被視為難以預測的變數，甚至被視為威脅政權的穩定，即便這些行為的本身僅僅是善良而已。

對於中國大陸政府來說，若能將這股力量收編並納入體系，並且賦予制度化的意義，便能轉化為基層治理的強大能量。在這樣的治理觀念之下，志工服務在與基層組織運作緊密結合的同時，被加上了政治意義。

日常生活中，當志工服務走進社區，往往不只是服務，還承擔著由上而下的宣導政策，甚至是維穩的功能；在舉辦大型國際活動或天災造成的危機時，數以萬計的志工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被政府精準的動員，響應號召並迅速填補人力缺口。這套機制展現了令人驚嘆的組織效率與執行力，但本質上的概念已經從個人自發的惻隱之心，轉移到由上而下的政令宣導與集體意志。

在這種國家治理思維的催化下，志工服務更與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考核與職涯評估掛勾在一起，在教育體系中，志工服務與升學甚至入黨評估有密切的關係，原本應該出於自主性的行為變成競爭的籌碼；在體制內的各種動員，也把志工納入績效考核，甚至在部分地方更牽涉社會信用積分與公共資源的交換。

這套精密的設計，確實讓志工參與率在短時間內大幅上升，而且動員能力超乎想像，但與此同時，這樣的方式也將「自願」的界線變的更加模糊。志工服務甚至成為一般民眾的壓力，因為若不參與其中，可能面臨在學校或社會中的隱性劣勢，因此原本的利他精神成為了理性的利益計算與服從。

說到中國大陸透過志工行為強化社會控管的經典案例，不得不提COVID-19疫情期間的「志願者」。當時大量的基層民眾在對抗疫情、動態清零等口號動員下，執行封控、排查與物資配發等強制性行政命令。這樣的行為成為許多普羅大眾的壓力甚至是惡夢，使志工服務存在的同情與互助精神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國家意志透過志工的名義，延伸至社會的各個角落。

兩張面孔的背後　我們如何想像人與社會

對比臺灣與中國大陸的兩張面孔，顯示的是兩種對於「社會」截然不同的想像。

臺灣的經驗展現出社會本身具備強大的自我修復與組織能力，政府不需要刻意的安排與規劃，只要給予足夠的自由與空間，自然會在人與人之間展現出堅韌的連結，然後藉由這份善意的集合體，試圖修補社會的傷口。

中國大陸的治理模式，則是將善意「工具化」，國家透過政治手段與誘因，在極短時間內締造出驚人的動員數據與規模，投入各種重大的活動、救援或是維穩行動。但這種「指令型公益」在取得治理效率的同時，也對傳統的利他倫理造成結構性的耗損。

善良與憐憫是珍貴的社會資本。在歷史的長河裡，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關鍵，比起短時間被動員的規模，更重要的是在沒有任何制度威脅與利益誘惑的前提下，有多少獨立自主的人們，願意為了自己生活的土地，以及可能不知道名字的同胞，真誠地捲起袖子、伸出雙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