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便利」遭遇「信任」危機:從2026韓國選舉爭議看臺灣推動「不在籍投票」的制度省思◆文/吳瑟致(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 更新日期:115-09-07
2026年韓國地方選舉期間發生的「選票不足」事件,引發國際社會對選務管理能力與民主制度信任的廣泛討論,此事件反映出民主國家面對民主制度的正當性問題,不僅建立於選舉結果是否公平,更立基於人民是否相信整個選舉程序公平、公正且值得信賴。
選民對制度的信任 支撐民主的正當性
民主政治的核心在於人民透過自由、公平的選舉授予政府執政正當性,支撐此一正當性的關鍵,便是選民對選舉的「制度信任」。當選舉過程因行政疏失、制度漏洞或技術問題而引發爭議,即使最終結果未受到實質影響,仍可能削弱社會對民主制度的信任。近年來「選舉廉正」(Electoral integrity)與「民主韌性」(Democratic Resilience)備受重視,選舉制度除了要保障投票權,更必須兼顧程序正義、制度透明與社會信任。
臺灣對於「不在籍投票制度」(Absentee Voting)的討論,支持者認為此舉可降低返鄉投票成本,提升公民政治參與,充分行使憲法所保障的參政權,符合保障公民投票權的民主價值;然而,「不在籍投票」並非單純為了提升便利性的技術問題,更涉及選務管理、行政能力、資訊安全、程序監督及社會互信的制度工程,必須嚴肅看待。
此外,臺灣長期面對來自中國大陸影響與挑戰,中共透過複合手段試圖影響臺灣民主運作。「不在籍投票」欲在臺灣施行,除了要思考如何提升投票便利性外,更應納入「民主防衛」(Democratic Defense)及「國家安全」的整體考量,如何在保障人民投票權、維護程序正義、提升制度信任及國家安全之間取得平衡,是臺灣需審慎面對的核心課題。
韓國「選票不足」事件:便利性與信任度的碰撞
韓國於2026年地方選舉期間,部分投票所因選票準備不足,引發韓國輿論廣泛批評,整起事件也暴露出民主制度中「人民對制度的信任」根本性問題。民主制度之所以具有「正當性」,並非僅因多數決原則決定勝負,還有人民對選舉程序符合公平、公正及透明的信任與認同。
事實上,「不在籍投票」是許多民主國家提升公民政治參與的重要改革方向,其主要目的在於公民得以充分行使憲法保障的參政權,彰顯「民主包容性」(Democratic Inclusiveness)與擴大政治參與的意義;然而,「不在籍投票」的核心問題,不只是「如何讓人民更容易投票」,更重要的是「如何讓人民相信每一張選票都受到保障」,這兼顧「便利性」與「信任度」的基本價值。
國際間推動不在籍投票的經驗,例如美國已長期實施「郵寄投票」與「提前投票」制度,近年來由於總統選舉高度競爭,使得「郵寄投票程序」成為政治攻防焦點。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就出現郵寄投票安全性的爭議,這不僅造成社會分裂,更可能削弱民主的正當性。部分歐洲國家曾積極推動電子投票,然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早在2009年指出電子投票若無法讓公民理解並監督計票過程,有違「民主公開原則」,此外,荷蘭也因資安與監督疑慮停止電子投票設備的使用。
「不在籍投票」涉及戶籍、身分認證、選票配送、資訊安全、監督機制等龐大的系統整合,需要具有足夠的「選務管理能力」加以支撐;換言之,「不在籍投票」的選務管理必須以建立「制度信任」為首要前提,不能僅著眼於行政效率或投票便利的訴求,還必須顧及程序透明、資訊安全、監督機制完善等面向,其中公民對制度的信賴尤為重要。
臺灣民主選舉的制度風險與調適路徑
近年來,許多民主國家普遍將「境外勢力介選」視為國家安全的重要議題,而非單純的選務管理問題,基於此,臺灣討論「不在籍投票制度」,尤其延伸至「境外投票」的可能性,臺灣面臨著比其他民主國家更高的制度風險,不僅要考量提升投票便利性及保障公民權利,還必須顧及來自中國大陸持續性的政治施壓與複合式影響力作為,選舉制度改革對臺灣來說不能只為了「便利性」,更重要的是確保以「民主防衛」及「國家安全」為核心的「信任度」。
事實上,中國大陸對臺策略已擴展至法律戰、認知戰、資訊操控、經濟脅迫等作為,尤其透過網路平臺、深偽(Deepfake)及人工智慧生成等工具影響臺灣的民主運作;基於此,臺灣要討論「不在籍投票」的面向,必須關注中國大陸系統性的組織動員與政治干預,包括臺灣公民可能遭受中國大陸施壓而改變投票行為,以及若投票資訊流、身分驗證或行政程序涉及跨境運作,所引發的資訊安全及個資外洩等風險。
換言之,臺灣應從「國家安全」與「民主韌性」的角度思考「選舉制度改革」,包括如何提升「民主防衛」的能力,這是民主制度得以持續運作的重要基石,唯有在安全、自由且不受外力干預的環境下,人民所行使的投票權,才能真正符合民主制度的精神。對臺灣而言,「國家安全」與「民主權利」是相互依存的關係,選舉制度改革須將「選舉廉正」、「制度信任」及「國家安全」納入綜合考量,方能促進「民主深化」與「民主防衛」的發展。
從各國「不在籍投票」的制度經驗可以發現,各國制度設計深受其政治文化、行政能力、資訊基礎建設及安全環境所影響,因此,臺灣針對「不在籍投票」的討論,應立足於自身的民主發展條件。首先,建立「循序漸進、風險可控」的制度原則,現階段可優先評估國內移轉投票的可行性,透過小規模試辦、分階段推動及滾動式修正,逐步累積行政經驗與社會信任。其次,強化選務治理能力與資訊安全防護,包括戶政、選務及資訊系統整合,以及精準的選民資格查核機制,以維護選務的完整性與可信度。最後,要有更完善的制度監督以符合民主治理強調的「透明性」與「可課責性」,提升社會共識,方能降低風險及爭議。
最後,「國家安全評估」是不可或缺的一環,選舉制度已不再只是內政議題,更攸關「民主韌性」與「國家安全」,臺灣更應建立常態性的「國安風險評估機制」,納入境外勢力干預、跨境資訊安全及選務防護等面向,與「民主防衛」形成相互支撐的制度架構。「不在籍投票制度」必須兼顧「選舉公正」及「國家安全」,進而強化民主制度的韌性;否則,制度改革若缺乏完善配套,將可能削弱社會對民主的信任。
在「保障投票權」、「制度信任」、「國家安全」之間取得平衡
「民主韌性」已是民主政治發展的核心課題,維持民主開放價值的同時,必須建立足以抵禦境外干預、資訊操控及制度滲透的防護能力;對臺灣而言,「選舉制度改革」不僅要評估外來風險,更須深思維護民主憲政運作的重要性。
持平而論,臺灣「選舉制度改革」必須在「投票權保障」、「制度信任」及「國家安全」三者之間取得平衡,進而鞏固民主制度的正當性與韌性,尤其是「不在籍投票制度」的討論,不應簡化為「便利與否的技術性議題」,而要提升至「民主治理」與「國家安全」的層次,思考如何兼顧程序正義、制度透明、資訊安全及選舉廉正等核心價值,在中國大陸持續影響臺灣的情勢之下,任何涉及選舉制度的改革都要具備「民主防衛」的思維。基於此,臺灣必須「民主韌性」奠基於堅實的社會信任度,這比「投票便利性」更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