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網暴」（網路暴力）在中國大陸成為頻繁討論的議題。從藝人、運動員、企業家、學者，甚至一般民眾，一旦捲入具爭議性的事件，就可能在短時間內遭遇大量留言攻擊、人肉搜索、公開個人資訊，甚至面臨要求平臺封禁帳號、合作單位切割等壓力。

全紅嬋：從國家英雄到輿論焦點

今年，奧運跳水冠軍全紅嬋再次成為中國大陸媒體焦點，但原因並非來自比賽，而是持續升溫的網路輿論。圍繞她的比賽表現、生活話題及各種未經證實的傳聞如私生活混亂等，在社群平臺上不斷發酵。不少網友將攻擊延伸至其家人；部分網路社群更長期發布負面內容，形成近似組織化的攻擊模式，迫使全紅嬋在媒體專訪時哽咽，盼外界停止對其親友的辱罵。事件曝光後，多家媒體接連發文，呼籲停止網路霸凌，公安機關也表示將依法查處造謠、侮辱及侵犯他人權益等行為。即使她是曾受全民愛戴的體壇明星，也可能因輿論風向轉變，迅速成為網路攻擊的對象。

據BBC報導，這樣的現象與近年中國大陸官方持續整治的「飯圈文化」有關。原本存在於娛樂產業的粉絲文化，逐漸延伸至體育領域，部分粉絲對偶像投入大量情感與期待，一旦偶像表現未符預期，支持便可能迅速轉為批評，甚至演變為侮辱式追星、集體圍剿與人格羞辱。

鄭毓煌：知識分子的另一種壓力

另一個引起關注的案例，是前北京清華大學副教授鄭毓煌。作為商學與行銷領域的學者，鄭毓煌長期透過社群平臺分享對公共事件與企業議題的觀察。近年因公開評論時事，比如認為中國大陸處於「衰退期」，以及賣水成為首富是國家的悲哀等言論，引發輿論爭議，其抖音、微博等平臺帳號相繼被封殺。

從全紅嬋到鄭毓煌，兩起事件雖然發生在不同領域，卻呈現出相似的輿論軌跡。事件初期由零星討論開始，隨著演算法推薦與平臺推播迅速擴散，大量自媒體、短影音與評論加入戰場，部分內容混雜未經查證的資訊與情緒性論述，使討論逐漸偏離事實本身，演變成針對個人的集體審判。

演算法、平臺治理與群體情緒：誰在放大網路暴力？

雖然網路霸凌並非中國大陸獨有，但近年的案例之所以引發關注，不僅事件本身，更因其背後反映出平臺治理、網路管理與公共討論方式的變化。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統計，截至2024年底，中國大陸網路使用人口突破11億人，網路普及率接近8成，位居全球最大網路市場之一，主要網路流量集中在微博、微信、抖音、小紅書等大型平臺。平臺集中化與高度互聯的媒體環境，使資訊得以在極短時間內跨平臺擴散，並進一步放大演算法的影響力。

當議題登上熱搜，便可能在各平臺形成輿論共振，短時間內觸及數千萬人，當事人尚未回應，輿論已迅速定型。同時，自媒體與短影音創作者透過聳動標題、片段剪輯與情緒性評論進一步放大流量，使複雜公共議題更容易被簡化為立場對立，形成演算法持續推升流量的循環。

從「清朗行動」到新法規

中國大陸持續強化網路治理

近年來，中國大陸持續推動網路治理，除了《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制度外，也推動「清朗行動」，加強整頓網路謠言、飯圈文化、網路霸凌及AI生成內容等議題。今年頒布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進一步擴大利用資訊網路傳播違法內容的行政處罰範圍。

這些措施希望遏止假訊息、網路霸凌、詐騙及其他違法內容，並提升平臺對網路秩序的管理能力。而平臺在面對具爭議內容時，往往傾向採取較保守的管理方式，例如降低曝光、限制傳播或直接下架內容。在這樣的環境下，不少網友「山不轉路轉」，開始以諧音字、縮寫、表情符號或圖片代替文字，避開系統辨識；也有人選擇避免討論可能引發爭議的公共議題，反而造成噤聲的反效果。

臺灣同樣面臨網暴挑戰

但擁有多元修正機制

相較於中國大陸的網路環境，臺灣網路人口規模雖然較小，但同樣已進入高度數位化社會。根據財團法人臺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2025年調查，臺灣網路使用已高度普及，但真正經常主動查證資訊的民眾不到一成，顯示媒體識讀能力仍有提升空間。近年來，從政治人物、藝人到一般民眾，都曾因一段影片、一則貼文或突發事件，在短時間內遭受大量批評、肉搜甚至網路霸凌；假訊息、匿名帳號、演算法推播與同溫層效應，同樣持續影響公共討論品質。

相較於中國大陸近年部分案例所呈現的發展模式，臺灣的網路公共空間具有幾項特徵。首先，資訊來源相對多元，同一事件往往存在不同媒體、學者、自媒體、公民團體及網友的多元觀點，較少由單一敘事長時間主導輿論。

其次，民間事實查核組織、媒體查核專欄、政府公開澄清及司法救濟制度逐漸成熟，雖無法完全避免網路霸凌或假訊息擴散，仍提供查證、修正資訊與追究責任的制度基礎。

因此，真正值得比較的，並非哪個社會沒有網路霸凌，而是當網路霸凌或資訊失真發生後，是否仍保有自我修正能力，包括媒體持續追蹤報導、多元觀點得以公開討論、專業機構參與事實查核，以及司法制度提供權利救濟。這些機制影響公共討論能否回歸事實，並維持民主社會所需的多元理性。

近年國際學界愈來愈重視「數位公民社會韌性」，衡量一個社會的網路環境，已不只是觀察假訊息或網路霸凌是否存在，而是當資訊失真、情緒動員或集體攻擊發生時，是否仍有制度、媒體與公民力量共同降低傷害，避免公共討論陷入長期極化。

另外，AI時代，全球數位平臺共同面臨的挑戰，是深度偽造、AI生成內容與自動化帳號，更進一步提高資訊辨識的難度，讓各國政府開始重新思考平臺責任、演算法透明度與數位治理的新模式。

守住理性討論　

是數位時代最大的韌性

法律可以處罰違法行為，平臺可以限制惡意帳號，演算法也能調整內容推薦機制，但這些都只是治理工具，真正決定數位社會品質的，仍是每一位使用者如何留言與分享。當每一次按讚、留言與分享，都可能影響輿論走向，數位公民所承擔的，不只是言論自由，也包括透過多元管道查證資訊、掌握事實、理解不同立場，以及避免讓情緒凌駕證據的公共責任。

科技可以放大每一種聲音，卻無法代替人們做出判斷；平臺可以管理內容，卻無法直接創造彼此信任。一個成熟的數位公民社會，不會缺少衝突，重點在於即使面對衝突，仍能保留不同聲音存在的空間。在資訊爆炸的時代，真正需要守護的不只是網路秩序，而是公共討論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