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兩岸宗教交流經常被視為文化互動與民間往來的重要管道，原被期待能在政治緊張之際，維持社會層面的善意與連結。然而，宗教已成為中共對臺統戰戰略的一部分。

兩岸宗教交流之所以會產生高度風險，關鍵在於政教關係的本質差異。臺灣宗教團體建立於宗教自由與民間自治基礎，運作具有高度自主性與多元性，然而中國大陸的宗教體系被納入國家治理架構，由黨政系統進行管理與指導。當雙方在制度本質上存在如此差異時，所謂「對等交流」實現不易。

兩岸宗教交流的統戰本質

根據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IORG）統計，2024 年中共官方支持下至少舉辦 116 場涉臺宗教交流活動，約有 16,234 名臺灣民眾赴中參與。這樣的規模，已非單純民間自發行為，而是強烈具備政策導向與組織動員能力的交流模式。同時，相關活動中至少有 86 個臺灣組織被國臺辦官網具名提及，其中包含 40 間寺廟與多類型民間團體，其對臺接觸對象，已深入地方社會與基層網絡。

這些交流以進香、祭祖與文化活動為主，表面上看似單純宗教與民俗範疇，但其主題選擇並非隨機，而是高度集中於臺灣社會最具普及性的信仰系統。其中，以媽祖、宗族祭祖為大宗。

在臺灣，宮廟多由信眾自發組成，透過地方自治與信仰共同體運作，具有高度自主性。然而在中國大陸，宗教活動與場所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一環，中國大陸的宮廟實際上皆由地方政府或是文旅部門管理，利用宗教交流同時對臺傳遞統戰思想，在活動與官媒公開傳遞「一個中國」、「兩岸一家親」、「兩岸同文同種」等統戰觀念。中國大陸宗教團體幹部亦多屬體制內人員，甚至有部分成員具有中國共產黨黨籍。中國大陸成立之宗教團體皆受到中國共產黨黨政監管，與臺灣民眾自願成立組織的宗教法人團體截然不同。

中共透過媽祖等臺灣重要信仰，塑造符合中共利益的世界觀，將文化連結轉化為政治認同，再結合官方接待、媒體宣傳與政治敘事，使參與者在不知不覺中被納入特定框架。長久下來，這樣的交流將逐步影響臺灣社會的文化認同與政治理解。現行兩岸宗教交流的核心問題，在於如何辨識其性質與風險。正常的宗教交流不應涉及政治目的與利益交換，而統戰活動則以影響立場與認同為目標。

中共宗教治理邏輯：為黨所用

除了地方宮廟，中國大陸對基督教活動也有相關管理機制。中國大陸官方對基督教設立「自治、自養、自傳」三自體系，但實質上是透過制度設計，將基督教全面納入黨國治理架構中。中共對宗教的基本思維，不是為了保障信仰，而是將宗教視為可被管理、引導與利用的社會組織。早期中共宗教政策即深受馬列主義與統戰邏輯影響，改革開放後雖改以「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包裝，但其核心仍是由黨政系統主導宗教團體、宗教場所與宗教活動，並透過統戰、民政與宗教事務部門交錯管理，使宗教始終無法脫離國家控制。   

在此體制下，所謂合法宗教，並不是能自由傳教、自由聚會的宗教，而是願意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服從政治原則、配合國家敘事的宗教。官方認可的愛國宗教團體，本質上肩負政治任務，不是完全依照信仰內部邏輯運作的自主宗教組織。相對地，凡是不願納入「三自」系統、堅持獨立聚會的家庭教會，便經常被視為需要治理與「維穩」的對象。若未完成官方認可程序，即被認定為非法組織，進而遭取締、查封或刑事追訴。

近年的案例更清楚顯示，中共對未納管宗教團體的處置，已非單純行政管理，而是帶有強烈政治壓制色彩。2026年1月，四川成都秋雨聖約教會再度遭受大規模打壓，多名成員遭拘留、傳喚與限制人身自由，教會長老李英強甚至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偵辦，顯示中共已將宗教聚會問題直接上綱至國家安全層次。

除了以政治罪名打壓外，中共近年也頻繁使用刑事罪名包裝宗教迫害，最常見者即為「詐騙罪」。例如山西臨汾金燈堂教會與聖約家園教會，因拒絕加入中共認可的「三自愛國教會」，長年遭受打壓，2025年6月更有多名教會成員被以「詐騙罪」判處重刑，而案件本身卻沒有明確受害人報案，也缺乏資金流失證據，實際上是將信徒奉獻行為「刑事化」。相同模式也出現在安徽合肥甘泉教會，牧師周松林與長老丁中福自2023年底遭羈押後，於2026年2月分別被判處4年6個月與4年徒刑，並併科罰金。

此外，對不受官方承認的宗教團體，中共也大量運用「非法社會組織」、「非法聚集」、「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等法律標籤，將原本屬於聚會、講道、培訓、奉獻與朝聖等宗教活動，轉化為違法問題。2025年間，多地家庭教會即因未登記而遭強闖、傳喚、拘留，部分教會甚至被公開列入「非法社會組織」名單，鼓勵民眾舉報。這說明中共宗教治理的邏輯，不在於保障信仰自由，而在於透過法律與行政手段，迫使所有宗教活動進入黨可監督、可控制、可動員的治理框架。

從基督教案例回頭觀察兩岸宗教交流，就更能理解其中的矛盾。對內，中共一方面對宗教團體持續打壓，甚至以刑事司法手段處理宗教活動，另一方面卻以媽祖、關帝、祖廟、祭祖等文化宗教語言對臺灣展開「交流」。這種對內壓制、對臺拉攏的雙軌作法，正顯示中共對宗教的根本態度並非尊重信仰本身，而是依政治需要決定宗教可以被如何使用。在此背景下，民眾參與兩岸宗教交流務必提高警覺。

臺灣宗廟組織滲透風險

兩岸宗教交流已不能再被簡化理解為單純民間往來或宗教互動，而應被視為中共對臺統戰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運作方式並非直接以政治語言強行介入，而是藉由媽祖、關帝、祖廟、祭祖、尋根等臺灣社會熟悉且具有情感基礎的宗教符號，逐步建立文化連結、組織互動與心理認同，進而將宗教交流轉化為政治影響。這種「以宗教包裝統戰、以文化掩護政治」的模式，正是當前兩岸交流中最值得警惕之處。

相較於傳統政治宣傳，這類滲透更具有柔性、日常化與正當化特徵，參與者往往不易察覺自身已身處政治框架之中，反而更容易降低戒心。

從另一面向思考，宗教交流風險不只在於活動當下的政治宣傳，更在於長期累積後對地方認同、社會信任與組織依附關係所產生的潛移默化效果。當部分宗廟組織逐漸將赴陸進香、回祖廟參拜、接受陸方接待與資源支持視為常態，甚至進一步形成制度化互動模式時，宗教交流便不再只是信仰活動，而可能成為中共對臺建立影響網絡的一環。此一趨勢，對我國基層社會韌性與民主防衛機制都將構成挑戰。

中共對宗教的態度從來不是尊重信仰自由，而是將宗教視為治理工具與統戰資源。對內可以高壓打壓，對臺卻能積極包裝交流，正說明其宗教政策具有高度選擇性與政治性。也因此，臺灣在面對兩岸宗教交流時，不能只看表面的文化善意，更須看見背後的制度差異、政治目的與滲透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