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轉折中的中國大陸經濟

2026年3月召開的中共「兩會」是年度政治與經濟政策的重要會議，更標誌著「十五五」規劃的正式啟動。2026年兩會所釋放的政策訊號顯示，中國大陸經濟正試圖在內外壓力交織下，重新塑造其發展模式。這一轉變不僅影響其自身經濟走向，也將對區域乃至全球經貿格局帶來深遠影響。

在外部環境方面，全球經濟復甦力道不均，地緣政治競爭持續升溫，國際貿易與科技合作的不確定性提高；在內部方面，中國大陸則仍面臨房地產市場調整與地方政府債務壓力，以及人口結構變化等長期挑戰。在此背景下，其經濟政策思維已出現明顯轉變。

過去幾年，中共政策主軸多以「穩成長」為優先，強調透過刺激需求來維持經濟動能；但在2026年，「提質增效」逐漸成為核心方向，將更重視改善經濟結構與提升成長品質，不再單純追求成長速度。此外，傳統依賴財政擴張與寬鬆貨幣政策的效果正在遞減。若要維持中長期發展動能，必須從制度改革、產業升級與內需提振等面向著手，建立更具韌性的經濟體質。

經濟動向：重塑資產負債表

2026年為「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本年度政府工作報告訂定GDP成長率目標在4.5%-5%之間。此一成長目標區間背後具多重政策考量。首先，依照官方規劃，中國大陸希望在2035年前後達到「中等先進國家」水準，推估未來十年平均成長率需維持在約4%左右。因此將年度目標設定在4.5%至5%，有助於在維持發展動能的同時，避免過度刺激所帶來的風險。其次，訂定較為保守的目標也為政策調整預留空間。當前中國大陸仍面臨房地產市場修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以及產業轉型的不確定性。在此情況下，適度降低成長目標壓力，有助於壓低風險與促進結構改革。

再就政策工具的選擇來看，2026年政策導向為「積極財政」搭配「適度寬鬆貨幣」，不再強調大規模刺激方案。財政赤字率設定在4%（赤字規模5.89兆人民幣），資本重心從傳統基建轉向科技創新與能源安全。核心工具為每年1.3兆的超長期特別國債與4.4兆地方專項債，旨在將隱性債務轉為表內，透過「資產負債表重整」降低系統性風險。此外，支出結構轉向育兒與養老等「投資於人」政策，以強化社保並提振內需消費。貨幣政策則預期降準降息，重點引導資金流向中小企業，助力物價回升與企業獲利改善。

「新質生產力」推動產業轉型

「新質生產力」為「十五五」產業政策關鍵詞，其概念是以科技創新為驅動力，結合高端製造與綠色轉型等新興產業發展，取代過去依賴房地產與基礎建設投資的成長模式。這代表中國大陸正試圖從「要素驅動」（如土地、資本）轉向「創新驅動」，藉以提升整體經濟的附加價值與國際競爭力。

「十五五」核心在於透過研發投資驅動「新質生產力」與科技自主。中國大陸研發強度(R&D/GDP)已從2012年的1.90%提升至2023年的2.64%，規模穩居全球第二，研發經費年均成長預計將逾7%。然而，目前為止新興產業在經濟結構占比仍低，且受限於技術密集產業的產出遞延性，短期內尚難為經濟提供足夠的支撐動能。

進一步而言，中國大陸當前正處於一個「舊動能減弱、新動能尚未完全接棒」的過渡階段，新質生產力效益存在3–7年落差，這突顯中國大陸正進入成長轉換的空窗期。在此期間，經濟成長容易出現下行壓力，也使政策調控面臨更高難度。

另值得關注是，在推動新興產業過程中，各地方政府為爭取發展機會，普遍積極投入人工智慧、算力中心及高端製造園區建設。但不同省市之間出現高度同質化競爭，可能導致資源重複配置與產能過剩。若未來國內市場需求無法有效吸收新增產能，企業可能轉向海外市場尋求出口，進而加劇貿易摩擦。特別是在新能源與高科技產品領域，相關爭議已逐漸浮現。

對外經貿的策略調整

在對外經貿方面，2026年中國面臨的環境更趨複雜。一方面，全球保護主義升溫與美中科技競爭持續深化，再加上中國自身貿易規模已處於高基期，未來成長空間與外部壓力同時增加。

2025年，中國貿易順差首度突破1兆美元，顯示其在電子產品、機械設備及「新三樣」（2025年電動車、鋰電池、太陽能板全球市占率70%以上）等領域，仍具備強大的製造與出口競爭力。然而，也正因為出口規模過大，容易成為他國貿易防衛措施之對象，特別是在新能源與高科技產品領域，歐美已逐步提高關稅與進口設限。

十五五期間，中國大陸將持續調整貿易布局，強化與「全球南方」國家的經貿合作。透過「一帶一路」倡議及各類型的區域貿易安排，積極拓展東南亞、拉丁美洲與中東等新興市場。

此一策略具有兩層意涵：一是分散出口市場風險，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二是透過基礎建設與產業合作，建立更具影響力的經貿網絡。然而，相較於歐美市場，新興市場的消費能力與制度成熟度仍有限，因此短期內仍難以完全取代傳統市場地位。

另方面，中國吸引外資政策也出現明顯轉變。面對近年外資流入放緩甚至撤出的趨勢，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制度型開放」，其重點不再只是提供優惠條件，而是從制度面改善投資環境。具體措施包括全面取消製造業外資准入限制，並擴大醫療、電信等服務業的對外開放。這顯示中國大陸希望提升市場透明度與規則接軌程度，以提高對外資的長期吸引力。策略上也更傾向吸引具備核心技術、能與本土產業鏈深度整合的外資企業，藉此強化自身在關鍵技術領域的競爭力。

整體而言，中國對外經貿政策一方面持續依賴出口，維持經濟成長動能，另方面則致力於回應國際政治與經濟環境變化，調整市場與制度策略。未來的關鍵挑戰在於，如何在維持出口競爭力的同時，降低貿易摩擦風險；以及在吸引外資過程中，兼顧國家安全與產業自主。這種在開放與風險控管之間的拿捏，將成為影響中國對外經貿走向的重要因素。

兩岸經貿競爭格局的深刻重塑

隨著中國大陸全面推動「新質生產力」與「人工智慧+」行動，其產業政策已由過去的追趕型發展，轉向具系統性與戰略性的技術布局。在此背景下，兩岸經貿關係正出現結構性變化。

首先，過去兩岸產業分工多呈現「垂直互補」關係，然而隨著中國大陸本土企業在政策支持與資本投入下快速成長，這種分工模式正逐漸轉變為「水平競爭」。特別是在人工智慧、AI伺服器供應鏈及第三代半導體等前瞻性產業，中國大陸正加速技術追趕與產能擴張，對臺灣既有優勢形成挑戰。

其次，在全球供應鏈重組與地緣政治風險升溫背景下，台商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一方面，歐美客戶推動「去風險化」（de-risking），要求供應鏈分散布局；另方面，中國大陸強化本土供應鏈自主化，提升在地替代能力。這種「外部去風險」與「內部國產化」的雙重壓力，使台商在中國大陸的經營環境更加複雜，也壓縮其在全球供應鏈的中介角色。因此「China+N」布局模式，已成為企業維持競爭力與風險分散的必要策略。

其三， 面對競爭格局轉變，臺灣企業需加速轉向「高附加價值」與「技術差異化」。其中一項重要策略，是朝「策略性外資」定位發展。亦即，透過與中國大陸具備核心技術的產業體系進行深度合作，形成技術互補與嵌入關係，以降低被替代風險。同時，企業也可藉此掌握市場與政策動向，維持競爭優勢。

從整體面來看，面對中國大陸在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臺灣需強化關鍵技術的自主能力。同時，在全球經貿版圖重組過程中，臺灣亦需思考如何在區域供應鏈與國際合作架構中，建立不可替代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