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作為中共「十五五」規劃的啟動之年，同時也是邁向2027年建軍百年目標的重要節點，具有承先啟後的戰略意義。在全國兩會召開前，中共政壇呈現「高壓整肅」與「法制收攏」並行推進的治理特徵，顯示出中共政權在強化紀律控制的同時，亦試圖透過制度化手段鞏固權力運作的穩定性。對內，習近平藉由軍方高層大換血與整治「裸官」進行權力清障；對外，則在美中競爭的「戰略喘息期」尋求多邊主義空間。整體治理邏輯從過去的「以進促穩」轉向「提質增效」與「絕對忠誠」，旨在構建一個高度集權的新格局，為中共二十一大開始做準備。

權力核心的清洗與重構：以政治忠誠為導向的人事整肅

2026年適逢中共「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也是邁向 2027 年建軍百年目標的關鍵轉折點。在此敏感時刻，中共政壇展現出極強的「權力清障」色彩。最顯著的變動發生在軍方高層，繼2025年的動盪後，2026年初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與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相繼去職。在2月底的人大常委會中，進一步撤銷包括沈金龍、秦生祥等 5 位上將在內的 9 名軍方將領代表職權。這種大規模且跨軍種的清洗，反映出習近平對軍權掌握仍處於高壓但不安的動態調整期，旨在透過排除潛在政敵與派系干擾，建立一個完全聽命於個人的指揮體系。

兩會上，「解放軍與武警代表團」由中共軍委副主席張升民擔任團長。此次軍方代表團未設「副團長」一職，且總人數由2023年本屆人大之初的281名大幅縮水至243名。此外，關於張又俠和劉振立等人的職務並未在此次會議中處理，顯示相關案件仍在審查當中，軍方高層的政治風波尚未平息。與此同時，人事整肅的觸角也延伸至行政與政協體系。在政協方面，今年共有11名文職人員與8名軍方人員被免職。被免職的文職人員多具備軍方背景，集中於資產管理、航太產業及網路電子等領域，顯示此次清洗與軍工體系或軍事相關產業的整頓密切相關。

此外，「裸官」與海外資產問題的監控紅線也全面收緊。從政協多名專門委員會副主任的免職，到上海市副市長劉多等地方官員的撤換，皆顯示中共正試圖切斷官員與海外的利益關聯。而跨體系的整肅，則意在排除潛在的利益集團與派系干擾，要求領導幹部達到絕對的政治純潔。這預示未來中共可能將提拔更多無派系背景的技術型幹部，以確保政策執行具備更高的穿透力。

經濟治理的審慎轉型：從「以進促穩」到「提質增效」

在202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中共官方對經濟前景的評估顯得相對謹慎，反映中共對全球經濟波動、國內產業轉型壓力及內需疲弱等不確定因素的高度警惕。最直觀的體現便是 2026 年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目標被下調至「4.5%—5%」。這種審慎態度不僅存在於中央，地方兩會的情況亦顯示有多達25個省份下調新一年的 GDP 增長目標，或採取較為保守的措辭，顯示出中央與地方政府對於未來一年經濟發展普遍抱持較高程度的危機感。

儘管增長預期轉向保守，但「十五五」規劃仍明確將「高質量發展」視為未來5年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總體來看，中共政府的政策重心由過去的「以進促穩」逐步轉向「提質增效」，強調經濟結構的調整與效率提升。官方明確將「數字經濟」視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引擎，試圖提升其作為核心產業的價值，以此帶動綠色生產與低碳轉型。為了支撐此一轉型，政府工作報告要求各界必須維持高強度的自主研發與科技創新，將研發投入與成果應用視為經濟結構轉型的重要基礎。

然而，這種高度依賴高新科技的轉型路徑在實際運作上正面臨嚴峻的挑戰與疑慮。在國內失業壓力已相當嚴峻的情況下，如何平衡AI 與自動化科技快速發展及保障勞動力就業，已成為官方難以迴避的社會壓力。此外，「十五五」規劃中提出的109項重大工程，有超過半數項目集中於利用高新科技提升國家競爭力與推動產業升級。在「安全與發展並重」的政策導向下，中國大陸財政資源持續向科技、國防與糧食能源等戰略領域集中。然而人口負成長與老齡化壓力日益加劇，政府亦須投入資源於生育支持、教育提升與養老體系建設。現行各地的財政情況、制度配置與資源分配能否支撐相關政策落實，將成為觀察中共治理能力的關鍵指標。

外交的審慎應對：在不確定性中尋求轉型空間

外交戰略上，政府工作報告展現中共對未來一年情勢抱持「穩中向好」的認知，表述雖與去年大致相同，卻展現出更強的戰略自信。當前美中競爭呈現「休兵」狀態，加上美國正著力於中東戰事，北京在對美表述上趨於克制，試圖在戰略喘息期中強化自身作為多邊主義秩序維護者的角色。因此，中共正積極深化與「全球南方」國家的聯繫，並將「一帶一路」及全球發展、安全、文明、治理等四大倡議列為「十五五」階段的外交重點，以應對美國單邊主義的壓力。

至於對臺工作，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和政協報告均對此著墨不多，但李強首度提出「堅決打擊臺獨勢力」的表述，顯示未來中共會更明確地將反臺獨論述與具體實踐行動結合，以落實其統一目標。在「十五五」規劃中，對臺政策聚焦於「社會認同」與「經濟融合」。前者旨在透過加強青年交流與弘揚中華文化，強化臺灣群體對中國大陸的民族與國家認同；後者則透過推動臺商「在地化」。根據相關評論，預計中共將要求臺商多加利用陸籍幹部與資金，藉此建立深度的經濟依賴，使其不再輕易隨全球供應鏈重整而遷移。

最後，本次全國人大通過的《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雖主打國內民族治理，但其強調的單一歷史敘事與國族認同，未來極可能被援引作為加強對臺統戰與壓縮臺獨空間的法律工具。因此，十五五時期尚須注意中共在上述框架內提出新的實踐方式。

兩會後的中共治理　政治安全為絕對前提

2026年兩會顯示，中共在「十五五」開局之際，治理核心已全面轉向「政治清障」與「安全防禦」的雙軌並行。但無論如何，其政策內涵與本質，都反映出習近平個人理念在兩會的「再現」。因此，「習核心」的權威，並沒有受到強而有力的挑戰。中共透過軍事與軍工體系的大規模整肅，試圖在二十一大前排除派系干擾，建立絕對忠誠的指揮體系。同時，在政協方面藉由「第一議題」與「統戰責任制」，將黨的領導穿透至社會末梢，欲消解基層維穩壓力。

在經濟與外交工作上，雖然中共官方下調經濟成長目標至 4.5%—5%，但仍強調將有限資源集中於數字經濟與高新科技，意欲在財政緊縮與人口老齡化的結構性矛盾中，以「提質增效」支撐國家安全需求。對外則利用地緣政治的短暫緩衝期，透過「全球南方」布局與對臺工作的法制化手段，以對抗美國當前的單邊主義與所謂的臺獨勢力。

總體而言，中共在今年兩會之後，不僅進入「十五五」規劃的開端，也邁入一個以「政治安全」為絕對前提的動態平衡期。一方面，內部的人事整頓預料仍會持續；另一方面，在外部環境不確定、內部問題累積的情況下，整體治理重心正從過去強調經濟成長，轉向高度的風險控管，以因應未來可能出現的各種壓力與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