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看病、一個人過節、一個人老去，正成為愈來愈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兩岸共同面臨少子化、高齡化與家庭結構鬆動難題，在此背景下，陪伴逐漸被拆解為可以外包、可以計價的服務內容，「陪伴經濟」因此浮上檯面。

獨居人口暴增　陪伴成為可購買的服務

中國大陸是陪伴經濟快速成形的重要場域。根據2023年中國統計年鑑，全國家庭戶口抽樣調查顯示，中國大陸「一人戶」佔比達16.77%。若按全國總戶數推算，目前獨居人口至少1.25億。
《新獨居時代報告》預估到2030年，中國大陸獨居人口預計將進一步達到1.5億至2億，除獨居老人外，也包括大量因晚婚、不婚或工作流動而形成的獨居青年。

中國大陸高度城鎮化與人口跨區流動的發展特性，令許多家庭面臨子女分散各地，過去由家人承擔的陪伴與照顧功能，逐漸被市場承接。

在此背景之下，「陪伴經濟」快速興起，主要分為情感性與功能性兩大類。前者如陪跑、陪爬，重在提供情緒支持與沉浸式體驗；後者如陪診、陪護，需要從業者掌握醫療流程、健康等專業技能，以滿足客製化的社會需求。

其中，「陪診服務」令獨居老人不必獨自面對複雜的醫療流程，外地工作的子女也能透過外包服務減輕心理壓力。這些服務在社群平臺與仲介平臺上愈來愈常見，並以時薪或單次任務計費。
據上海《解放日報》報導，截至2025年6月底，全上海11個區已有1,203人完成40個小時培訓，成為專業的「陪診師」。目前上海陪診服務的基本收費為每小時80元（人民幣，折合新臺幣約340元）。

中國社會福利與養老服務協會陪診專業委員會指出，陪診服務2006年首次出現在大眾視野，2015年至2018年經歷探索期，服務平臺化發展出現規模；2022年起，陪診服務進入成長期，供給增加、需求攀升，陪診服務邁向規範化發展，運營模式日益多元化，迎來「黃金十年」。

陪伴市場化　灰色地帶與風險浮現

中國大陸國金證券研究報告曾預估，2025年「陪伴經濟」的市場規模將達500億元（人民幣，折合新臺幣約2,200億元），然而，陪伴高度市場化，風險隨之浮現。中國大陸的陪伴服務多屬新興行業，從業者資格不一，缺乏明確的專業標準與責任界定。當服務品質不符期待或發生糾紛時，消費者往往難以透過正式管道求助。

此外，部分陪伴服務遊走於灰色地帶，例如以「撐場面」、「壯膽」為名的陪同服務，實際上可能涉及地下勢力。一旦發生衝突，原本用金錢換來的安全感，反而可能轉化為新的風險來源。

據《浙江日報》報導，一名民眾曾購買「陪伴拍照」服務，「在跟拍前，我把自己的樣片發給過對方，對方表示沒問題，但是到後來，對方拍的照片效果不是很好，中間還因為費用的事情鬧過不愉快。」僅依靠口頭承諾、君子協定，會出現責任劃分不清的問題，後續消費者的相關權益難以得到保障。

此外，長期依賴付費陪伴，也可能讓孤獨被暫時掩蓋，而非真正被解決。當陪伴只剩下利益驅動，情感連結難以建立，孤獨的根源仍然存在。

在中國大陸二手交易平臺上，「外包兒女」服務明碼標價，從300元到500元不等。業者表示，絕大多數委託人並非老人自己，而是他們遠在外地的子女或親戚，雖然團隊諮詢量很大，但實際成交的訂單僅佔1%。安全性、信任成本以及「花錢買孝順」的心理門檻，都是客戶猶豫的原因。  

不只中國大陸，美國佛州則有「Papa」軟體提供銀髮服務，年長者可透過手機APP或撥打客服專線，匹配適合的大學生。這些大學生稱為「Papa Pal」，對銀髮族來說，像是「租來的孫子孫女」，每小時費用約15美元。這項服務未來還會跟美國政府合作，成為老人健康照護體系的一環。

臺灣陪伴需求　制度與社會網絡補位

臺灣同樣面臨少子化、單身化與高齡化的結構壓力，獨居人口比例逐年上升。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指出，目前列冊關懷的弱勢獨居老人有6.5萬，推估全臺獨居長者約達70萬人。

高齡化之下，陪伴需求隨之增加，不過，臺灣的陪伴經濟並未完全交由市場主導，而被視為公共照顧的一環。以醫療陪伴為例，透過長照 2.0 體系，提供較為制度化的陪診與照顧服務，由受過專業訓練的護理師或合格看護執行，並設有管理與申訴機制。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代理署長周道君表示，獨居老人中，有不少具有足夠經濟能力、身體還很健康，也有相當的社會參與，但隨著年齡漸長，仍可能降低社會連結、健康狀況可能改變。
南投縣府亦推動「關懷獨居老人服務補助計畫」，委託長照機構與民間團體，依照長輩的實際狀況，媒合居服員到宅提供關懷訪視、陪伴或協助打理長輩的生活。

此外，臺灣長期累積的公民社會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陪伴需求。社區關懷據點、老人共餐、志工探訪、心理支持團體與青年社群，提供不以金錢交換為前提的陪伴與互動，使獨居者仍有機會嵌入社會網路。

例如社團法人臺中市城市之光關懷協會的到宅服務，以社區中無法參與日間托老服務的高齡者及其主要照顧者為服務對象，提供個別化體適能課程、延緩退化課程等，協助長者改善生活。

結構性缺口仍有賴市場補充

即便如此，臺灣並非沒有陪伴缺口。隨著家庭規模縮小、照顧壓力集中於少數成員，部分家庭仍高度依賴市場化陪伴服務，尤其在醫療、長期照顧與心理支持方面。

此外，制度化服務資源分布不均，城鄉落差、照顧人力不足等問題依然存在。對部分獨居青年而言，雖然社群管道多元，但長工時與高生活成本，仍使他們處於「有人卻難以建立穩定連結」的狀態。

監察委員王幼玲已對衛福部的長照2.0成果提出調查報告，認為政府雖然持續布建長照服務資源，但部分縣市住宿式機構及失智照護資源供給仍有不足，且部分長照服務之目標群體推估參數引用的調查資料距今久遠，恐不符合實際狀況。王幼玲解釋，在「涵蓋率8成、滿意度9成」的美好表象背後，是長照資源失衡──城鄉失衡、輕重失衡。

因此，陪伴經濟在臺灣多半扮演補充角色，但若公共支持無法持續擴充，市場化陪伴的比重仍可能逐步提高。

在孤獨、商機與制度之間尋找平衡

兩岸陪伴經濟的興起，確實回應了真實存在的孤獨，也為部分人提供即時解方；但若缺乏制度設計與監管，陪伴可能淪為短暫、脆弱，甚至帶有風險的替代品。

中國大陸的經驗顯示，當陪伴高度市場化、制度尚未到位時，商機與亂象往往並行；臺灣的發展則提醒，若能結合公共政策與社會網絡，陪伴需求仍有機會被更安全地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