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世界正處於權力結構起伏動盪之際。冷戰結束後曾經權傾一時的單極霸權被困在是否要和平退位或被超越的難題裡；面對中國大陸帶來之諸多競爭，還有先進科技、產業轉型，以及外交關係等多重面向交織而成的複雜賽局，美國不得不重新審視既有國際制度下的秩序運作模式是否符合自身需求，而其它中小型國家也不得不思索在競合疊加又相互糾纏的互動關係中，自己要如何成功避險或抓住機遇。本文將從地緣政治、經濟趨勢、科技前沿等三個角度切入，探析當前全球競合格局的輪廓，進而提出反思與2026年的展望。

地緣政治：結構兩極化與西方裂痕的浮現

當前的國際體系結構已從「單極」走向「兩極」。根據學者Jennifer Lind在2024年的研究，中國大陸正在晉升為超級大國，而美國為了維持其既有之霸權地位，不讓中國大陸超越，將會對北京當局諸多行為採取遏制，以致新冷戰的屬性會越來越清晰。此論點實與強調美中衝突無可避免的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相吻和，同時呼應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的預言；現在的區域大國(great power)渴望追求成為未來的全球霸權(hegemony)，已是全球霸權的國家將阻止自己面臨任何潛在挑戰者的威脅。

在此背景下，2025年1月就任的川普政府延續自2017年以來的「劍指中國」外交政策，同時更積極構築印太安全的戰略藍圖，與日本、菲律賓、印度、澳洲等亞太地區的盟友增強軍事合作，收緊安全網絡，同時在經濟安全上也比過往更加壓縮讓中國大陸持續成長或進步的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指出「地緣政治的漂移」(geopolitical drift)會是2026年一大趨勢。詳言之，世界除了在美中對抗的兩極體系下被分割外，也可能出現被第三股勢力拉扯的風險。舉例來說，歐盟(European Union, EU)如果體現更多的外交獨立性與政策自主性，削弱美國在歐洲的影響力，跨大西洋聯盟將會出現不可回復的裂縫，導致美歐（或是美歐俄）在亞太區域上演複雜的競爭與合作戲碼，屆時自由的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將更加殘破不堪。

職是之故，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觀之，可看到三重動態交錯：(1)美國加速且加強印太聯盟的形成，以利於它對中國大陸進行更為有效的遏制；(2)歐盟及其會員國一方面積極提升戰略自主能力，一方面減少與美國協調國際事務；(3)中國大陸在被美國圍堵的過程中，觀察到西方民主陣營的利益矛盾，還有亞太區域內國家的利益分歧，從而尋找可見縫插針的戰略機遇。

上述的三重動態映射出一個風險和機遇並存的環境：對美國而言，是重建霸權的機會，但也是過度擴張的風險；對中國大陸而言，是突破西方圍堵的窗口，亦是進入對抗的陷阱。

經濟趨勢：制度競爭下的重整、結盟與風險管理

經濟活動需要在一個穩定的市場中進行，當區域強權的國內經濟成長趨緩，政策傾向採取冒險作為的可能性就會增加。鑑於中國大陸當前正面臨經濟減速、產能過剩，還有若干產業轉型的困境，有論者以巔峰後大國(peaking power)來形容，並提醒世人注意北京當局可能在涉外政策與軍事安全的議題上變得更激進或具有侵略性。與此同時，美國川普政府推動的「產業鏈回流」與「友岸外包」，意在削弱中國大陸在全球先進製程中的核心角色。這種以「安全」為導向的經濟治國術旨在重建一個美國的對外經濟關係，其目的雖有國內政治的考量，亦有國際競爭的思維。根據《經濟學人》的分析，2026年的全球經濟令人不容樂觀，不僅北方工業先進國家面臨沉重的負債，證券與金融市場的風險也變得較高，全球經濟也將因為美中貿易戰的持續而受到衝擊。

美中貿易衝突不僅是兩國製造業的較勁，同時也觸及貿易規則、生產標準與科技治理三個層面的「話事人」之爭。誠如學者 Jennifer Lind所言，當國際體系出現兩極化時，強權之間的競爭就不會只是單純的軍事化，而是擴延到許多經貿制度的角逐、供應鏈的重構、技術標準的制訂，甚至包含海量數據資料的治理。對於中小型國家而言（尤其位居亞太地區），這場美中貿易戰和制度之爭既帶來挑戰，也提供機遇，如果能承接供應鏈重組後的一個位置，或是融入新的商品價值鏈，成為新制度的開創者，便握有讓自身國家經濟獲得持續成長的契機；反之，便可能被排除於經貿賽局之外，或是淪為被邊緣化的劣勢脆弱群體。

簡言之，在經濟面上，2026年的競合格局是「產業鏈重構」及「制度競爭」的疊加與糾纏。鏈內因重構而結盟的行為者彼此合作，但必須與鏈外的行為者競爭；同時，能夠合作的行為者會爭執以什麼制度來合作才能獲利最大，而彼此競爭的行為者會比拼在相同制度下誰的經濟表現更佳。如此複雜的賽局，容易導致國家的經濟成長趨緩，並對某些制度加以排斥，全球經貿自由化的程度受到限縮，各國政府與企業要能預見此變局，提早佈局，做好風險管理。

科技：新冷戰的最前線

「科技」一直以來都是強權交鋒的主戰場。學者John Mearsheimer指出，人類社會的戰爭或衝突從未終結，而是在不同時間以不同形式呈現；戰爭可於科技或資訊等非傳統衝突的場域開展。美國對中國大陸在AI、先進製程半導體、量子運算技術的各種管制正是此種邏輯的具體展現。中國大陸若欲維持AI優勢或創新突破，只有兩條路：一是突破美國的「科技圍堵」，二是在被封鎖的困境中自建體系、自研替代，由內而外去反制或抗擊美國。無論是哪一條路，美中衝突都不可免，新冷戰的架構遲早都會顯現。《經濟學人》在其預測報告中指出，許多國家對AI投入龐大的資源，但忽略自身經濟可能已變得脆弱，一旦泡沫化風險變成實害，便可能成為美中科技戰下的附庸、犧牲品，或是供應鏈碎片化的受害者。

上述觀察提醒我們，科技不僅存在地緣戰略上的國安考量，還包括經濟發展的風險。因此，科技作為國家權力的重要支點，在當前競合交錯時刻，可以作為預測新冷戰風向與強度的溫度計。

全球競合下的臺灣戰略定位

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是自古以來國際秩序變遷的寫照。當前全球競合既是過去舊秩序的延伸，亦是未來新秩序的預演。美國對「印太」的再聚焦、歐洲國家的自主性意識抬頭，還有中國大陸在地緣政治與經貿制度夾縫中的謀局，已然構成當今國際關係的三股拉力。在此背景下，「競合」不再是簡單的對立或合作，而是宛若疊加交纏過程中的動態平衡。對臺灣而言，掌握強權國家在結構變動中如何行事、自身產業如何轉型、國內經濟應如何佈局，以及加強在印太軍事與經濟鏈結中的不可取代性，是展望2026年的國家安全戰略方向。當臺灣可以維繫科技自主、承接供應鏈重構後的新定位，甚至開始參與國際經貿標準的制定時，我們在全球競合的賽局中便有求存與謀變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