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在地緣政治上的最大挑戰，來自其崛起帶來的戰略企圖與野心，特別是臺海問題日益成為美、日、韓與歐洲等已開發國家無法忽視的國家利益核心。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在南海的糾紛，更進一步加劇印太地區的緊張情勢。菲律賓將中國大陸在黃岩島填海建造人工島，以及拖走仁愛暗沙的菲國擱淺軍艦行為視為「紅線」，越南、印尼及馬來西亞反對中國大陸「九段線」主張。東南亞國家雖不願選邊站，卻逐漸加強與美日安全合作。

臺海情勢升級　觸動周邊國家安全底線

中國大陸提高對臺灣的政治與軍事壓力，觸動了這些國家的安全底線。臺灣處在第一島鏈中心，一旦遭到中國大陸控制，將迫使日本與韓國面臨能源、糧食與重要物資路線被封鎖的風險，美國在印太的軍事部署也可能被迫後退。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於11月7日在國會答詢時指出，如果「臺灣有事」伴隨對手使用武力，可能構成日本安全保障法中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亡危機事態」，自衛隊有可能被授權採取行動。11月13日G7外長重申維持臺海和平與穩定，反對任何片面改變現狀的行動，歐盟亦公開批評中國大陸在區域內的軍事擴張和違法主張。

對中國大陸而言，控制甚或武統臺灣具有民族敘事的象徵意義，更被視為突破第一島鏈封鎖、打造遠洋海軍、最終重塑印太安全秩序的重要戰略利益，臺海問題在北京的眼中，具有不可逆轉的結構性特質。研究指出，在國際加大譴責中國大陸或臺灣受到更高外交支持時，中國大陸的灰色地帶軍事行動（共機、共艦逼近或越過臺海中線、擾動我國空域等）就會顯著增加。在多重因素的交互影響下，2026年前的區域局勢不僅難見緩和跡象，甚至可能因各方誤判而進一步提升地緣政治的複雜度與風險。

內部成長放緩　外部市場萎縮

中國大陸目前面臨經濟增速下滑、內需疲軟與通貨緊縮的綜合挑戰。消費意願下降、青年失業率長期偏高、地方債務惡化與房地產泡沫調整，使得內需難以支撐成長。恒大、碧桂園等大型房企暴雷後，土地財政萎縮，使地方政府難以推動產業轉型計畫，也讓整體金融風險在體系內部堆積。中國大陸家庭原本儲蓄率就高，對未來信心不足更降低消費意願，單靠內需難以驅動經濟成長。這些因素共同導致通貨緊縮，反映在物價持續低迷、工廠出貨價下滑與企業投資意願減弱上。

更關鍵的是外部市場的萎縮。美國與理念相近國家近年加速「去風險化」，不再依賴中國大陸作為供應鏈中心，使中國大陸出口與外資流入明顯下降。歐、美等已開發國家是全球最大消費市場，中國大陸若在短期內找不到足以替代這些市場的訂單，就會面臨嚴重的生產過剩問題，並失去「世界工廠」的滿單紅利。中國大陸雖積極拓展與全球南方國家的經貿合作，但這些國家的消費力有限，且多數國家不希望在美中競逐中選邊，以免喪失與成熟市場的商業機會，因此替代方案的效益有限。再加上外資因地緣風險提高而撤離，中國大陸的中長期成長動能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若無法恢復與全球主要市場的互動，中國大陸經濟的調整期，恐將比官方預期來得更漫長。

科技遭圍堵　制度困住創新

中國大陸在科技領域的發展現況並不弱，以往受惠於跨國企業投資、完整供應鏈聚集與充足的科技業勞力，中國大陸在一般製造與應用導向技術快速成長。然而，美國自2018年後開始以出口管制、晶片禁令、重組全球供應鏈等手段限制中國大陸取得高階晶片與製造設備，並號召理念相近國家共同建立安全、民主科技供應鏈，導致中國大陸在最關鍵的高階半導體、AI晶片、製程設備、EDA軟體等領域面臨斷鏈的風險。即便中國大陸使勁地以國家力量全速突破，但在高階製程上仍受制於美日荷等國的設備與技術封鎖，難以在短時間內趕上。

更深的科技發展問題恐怕是制度缺陷。中國大陸的科學與研發體系受到行政干預、政治考核與學術自由不足的影響，創新效率有限。加上近年政治氛圍緊收、社會維穩控管加強，使國外科技人才外流，加劇創新體系的缺口。科技創新本質上需要開放環境、跨國合作與自由競爭，但這些元素在中國大陸逐漸萎縮。此外，中國大陸雖試圖使用稀土出口管制作為地緣反制工具，但此舉反而迫使美國、歐洲與日本加速尋找替代供應來源，降低對中國大陸的依賴。長期而言，中國大陸可能因此喪失戰略資源上的互賴優勢。面對科技封鎖，北京雖傾力自力更生，但缺乏取得關鍵晶片與設備的管道，且創新環境愈加封閉，自救的成效恐難滿足中國大陸的戰略願景。

地緣政治、經濟、科技

的結構性矛盾

當前中國大陸所面臨的最大戰略矛盾，是地緣政治、經濟與科技這三者無法同時兼顧。若中國大陸希望取得地緣政治優勢，必然需要對臺灣施壓，並在南海維持強勢，以突破第一島鏈並提升區域影響力。然而，這些行動將迫使美日韓菲提升軍事部署，也會讓歐美加速推進「去風險化」，促使供應鏈向東南亞、印度乃至美國本土移轉。結果是外資撤離、出口萎縮與高科技合作中斷，使中國大陸經濟與科技能力受損。換言之，追求地緣突破恐削弱中國大陸長期的經濟動能與創新的成長。

相反地，如果中國大陸希望優先恢復經濟與科技成長，就必須降低與主要民主國家的對抗，重建外資信心，並恢復跨國科技合作。然而，降低戰略企圖將與中國大陸內部民族主義敘事、統一正當性與政權穩定邏輯產生衝突，使北京難以真正放鬆對臺灣或周邊的壓力。同時，中國大陸的創新能力有賴與全球科技力的良性互動，而這只有在政治氣氛更開放、社會環境更自由的情況下才能實現。這三者相互牽制，使中國大陸在國家戰略上面臨無解的取捨。從目前的政策走向來看，北京似乎仍傾向維持地緣強硬的姿態，但也因此增加了經濟疲弱與科技受制的風險，形成一個難以擺脫的結構性困境。

三重挑戰困局　全球風險累積

綜上所述，在2026年前，中國大陸所面臨的地緣政治壓力、經濟困境與科技受限可能持續，形成三重困局。這些問題並非短期現象，而是由中國大陸自身的戰略企圖、國際結構重組與制度性限制共同造成。臺海與南海的緊張，使中國大陸與美日韓及歐洲的矛盾更深；經濟放緩與去風險化，使中國大陸經濟難以再靠全球重要消費市場支撐；科技封鎖與體制的瓶頸，使中國大陸難以突破科技瓶頸。三者相互影響，讓中國大陸在戰略上難以取得全面性的優勢。

中國大陸是否願意調整其戰略節奏，將成為未來局勢發展的關鍵。如果北京持續強化地緣政治企圖，國際圍堵將加深；若希望恢復經濟成長與科技創新，則必須改善國際環境、降低對抗，並調整國內治理方式。然而，這些選項都牽涉到中國大陸  的政治統御結構與政權正當性。全球正邁向更高風險、更低信任的國際環境，而中國大陸的決策走向將對臺海、印太與全球政治經濟的未來產生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