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2022 年 OpenAI 推出 ChatGPT 以來，全球正式邁入通用 AI 時代。雖然現階段的 AI 技術尚無意識與人格，主要是作為人類的高階工具，為社會帶來效率與便利，但各類潛在風險與憂慮也接踵而至，包含對個人隱私的侵害、偏見與歧視，以及 AI 失控等問題。為因應這些新興挑戰，各國紛紛加緊腳步，制定 AI 監管法規。以下將從歐盟、美國與中國大陸的監管特色進行簡要分析，並探討臺灣在推動 AI 基本法時如何參酌國際經驗、結合本土需求與產業實況。

歐盟：強制性法規　結合風險分級與人權保障  

歐盟採行立法層級的強制規範，兼具風險分級與嚴格罰則，並將 AI 與人權議題相結合。2024年8月1日，歐盟正式公佈全球首部《人工智慧法案》（以下簡稱 AIA），共有113條條文及13個附件。對 AI 產品或服務進行風險分級，分為不可接受風險、高風險、有限風險、低或無風險四級，並針對不同風險等級採取相應審查措施。違反者最高將面臨全球營收6%的罰款。

AIA的頒布引發廣泛討論，一方認為此法為AI監管樹立重要典範，可供世界各國立法借鏡；另一方則擔憂過度監管會限制歐盟AI產業的創新與發展，無法與美國等地的 AI 業者在競爭中保持彈性與創新能力。就實際成效而言，歐盟此種「高度監管」模式能否兼顧技術發展與人權保障，仍有待觀察。

美國：行政命令與政策框架為主　鼓勵產業自律與創新  

美國在AI與科技領域長期處於領導地位，但至今尚無聯邦層級的AI 監管法規。主要透過行政命令與政策文件推動管理，強調產業自律、國際合作及鼓勵創新。2023年10月，拜登總統頒布第14110號行政命令，要求聯邦機構訂定明確的AI政策與實施路徑，並推動AI技術評估及基礎設施建設，同時支持國際AI標準制定。根據該行政命令，2024年9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近一步發布「全球AI研究議程（Global AI Research Agenda）」及「全球發展中的AI使用手冊（AI in Global Development Playbook）」，藉此凸顯美國在建立 AI 國際規範上的領導地位。  

在州法層級，加州於2024年8月推出的《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安全創新法案》（Safe and Secure Innovation for Fronti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備受關注。該法案針對開發成本超過1億美元的大型 AI 模型，必須內建「緊急關閉」功能，以防 AI 遭濫用或造成災難性後果。此法案雖在議會獲得通過並受到科研界支持，卻遭到 OpenAI、Meta 等矽谷科技巨頭強烈反對，認為將大幅增加合規負擔，可能導致 AI 產業外移，從而妨礙美國 AI 科技的創新發展。最終，該法案被加州州長紐森否決，這顯示美國目前仍以鼓勵產業自律與技術創新為核心取向，傾向透過政策引導而非高度監管來規範 AI發展。

中國大陸：政府主導合規　對制定 AI 基本法持觀望態度  

中國大陸在 AI科技實力上僅次於美國，並以政府高強度的管控能力為特色。從 2023 年起，陸續施行多項規範，如《互聯網信息服務深度合成管理規定》、《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分別針對深度合成、算法推薦和生成式 AI 進行監管。這些法規重視政府對科技平台與企業的合規要求，並在特定領域強化監管與審查。

至於是否制定 AI 基本法，中國大陸官方雖面臨不少來自專家學者的呼籲（例如 2024 年 3 月提出的《人工智能法（學者建議稿）》），但依舊採取觀望態度。除了政府對民間企業的管控能力較高以外，過度立法可能壓抑創新，也是一大考量。因而，中國大陸暫未制定類似歐盟 AIA 的全方位 AI 立法。

臺灣：彙整國際經驗　推動AI基本法立法  

因應 AI 時代的迅速來臨及監管需求，臺灣行政部門陸續發布相關 AI 指引。例如 2023年8月發布的《行政院及其所屬機關使用生成式 AI 參考指引》，以及2024年6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的《金融業運用 AI 指引》，雖不具強制力，卻為公部門與特定產業提供基本原則與自律方向。  

同時，臺灣亦積極推動 AI 基本法立法，目前已提出民間與官方兩套最新版本。第一套是2023年3月由財團法人人工智慧法律國際研究基金會撰擬的民間版本，共24條，於2024年4月送交立法院審議；第二套則是2024年7月由國家科學委員會撰擬的官方版本，共18條，目前正送交行政院審查。  

兩套版本皆參考國際最新監管趨勢，融合歐盟強制性法規的作法及美國較具彈性的管理模式。與歐盟AIA多達113條的架構相比，臺灣AI基本法草案受美國模式影響相對精簡，僅將原則性與政策性指導規範制定為法律條文。兩版本內容均涵蓋 AI 定義、倫理原則、風險分級、產業扶持及弱勢保障等議題，尚未設置處罰條款，具有「框架性法律指引」的「傘形架構」性質。民間版本更著重國際接軌與產業參與，建議以數位發展部為主管機關；官方版本則強調政府推動風險分級管理的責任，並以行政院為主管機關。

綜觀而言，臺灣透過「傘形架構」建立AI基本法，先在法律層級確立頂層設計與倫理原則，再授權各部會制定具體細則。未來，衛福部、交通部等部門可依此法律基礎，就智慧醫療、智慧交通等領域進行更細部的規範；在保護公共利益與推動產業創新之間取得適度平衡。

從風險控管到產業發展—臺灣 AI 基本法的歷史使命  

AI 技術的崛起，不僅帶動全球產業與社會轉型，也凸顯各國對風險管理與市場發展的不同取向。歐盟以強制性法規領航，但面臨產業創新受限的質疑；美國雖未建立統一的聯邦法規，卻借重行政命令與市場自律，著眼於維持技術領先優勢；中國大陸則透過快速立法和嚴格政府管控方式，確保生成式 AI 等關鍵技術的安全與秩序。

從美國、歐盟及中國大陸的經驗可見，若過度監管，可能壓抑產業創新；但若缺乏明確規範與配套，則易導致難以預測的風險。臺灣以「傘形架構」推動 AI 基本法立法，結合國際法制經驗與本土需求，在風險控管與產業發展間取得平衡，為全球 AI 法制探索新的發展方向。  

對臺灣而言，AI 科技實力與國家競爭力息息相關。臺灣在半導體與 AI 伺服器硬體領域已具全球領先地位，但在大型語言模型、雲端數據等 AI 軟體服務方面仍有可提升空間。為因應 AI 時代的各種挑戰，臺灣如能透過 AI 基本法體現長期產業政策方向，使中央與地方各機關協同推動特定 AI 產業，並搭配法律與政策資源的整合，將可持續鞏固並擴大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價值地位。透過AI基本法兼顧創新與安全，臺灣不僅能在未來競局中佔得先機，也能確保 AI 發展符合社會公益，成為全球 AI 法制的重要示範者。這既是立法者的歷史使命，也將是臺灣有效掌握 AI 潛力與國際影響力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