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能源產業在過去十年間快速地擴張，但隨著國際供應鏈的重組和美國新一屆政府即將加強的保護主義政策，中國新能源產業的發展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本文通過探討政策誘導下的結構性扭曲、國內產能過剩與國際市場壁壘等多重困境，揭示中國新能源產業未來可能面臨的發展瓶頸。

政策誘導下的結構性扭曲：中國新能源產業的內在困局

自2012年中共國務院發布《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以來，中共中央和地方政府透過財政補貼、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各類政策優惠，積極推動新能源產業的發展。根據中共財政部的數據顯示，2022年新能源汽車補貼額高達47.1億元人民幣。這些支持性措施迅速地擴張了市場規模，但也引發道德危機(moral hazard)和軟預算限制(soft budget constraints)困境，致使新能源車市面臨生產過剩與削價競爭的惡性循環。道德危機的核心在於，當企業預期政策支持能為其風險提供保障時，會傾向於採取高風險、低效率的經營行為。由於資訊不對稱，政府補貼政策無法有效區分企業體質，在補貼的誘因下，中國大陸的電動車企紛紛優先以過度擴張產能方式爭取資源，而非品質的提升和技術的創新，這導致中國大陸電動車市場充斥大量低價車型。與此同時，當企業在面臨經營困境時，預期政府以補貼、貸款豁免等外部救助方式紓困，缺乏財務硬預算拘束力，加劇電動車產能過剩問題。以2020年合肥市對蔚來汽車的援助為例，當蔚來面臨財務危機時，地方政府大規模注入資金以穩定運營。此舉雖穩經濟保就業，但也傳遞出「政府兜底」的市場信號，使其他企業相信在經營失敗時政府會提供救助，從而加大不計成本的投資。

新能源產業「內捲」的現象使其陷入惡性的價格競爭，2023年至2024年期間，比亞迪大幅下調車型價格，降幅高達17%，迫使其他競爭業者被動跟進。價格戰短期內雖活絡市場買氣，長期卻壓縮行業利潤空間。在惡性價格競爭的壓力下，企業不得不以薄利多銷的方式經營，加劇產能過剩問題。2024年江蘇省智能網聯汽車創新中心報告顯示，行業整體產能利用率不足50%。過剩的產能無法被國內市場完全吸收，進一步削弱行業的整體盈利能力。中國汽車流通協會的調查顯示，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的平均毛利率自2023年以來，呈現持續下降，於2023年汽車經銷商虧損更高達43.5%。降價求售的操作使得企業無法驅動技術的創新，根據《2024麥肯錫中國汽車消費者洞察報告》，「火燒車」和「里程焦慮」是當前新能源汽車的兩大問題，顯示出陸方電池技術與安全性設計等技術短板的隱憂。中共交通運輸部數據顯示，2023年新能源汽車的火災事故率為傳統汽車的3倍，無形中影響消費者信心。兼以，企業資源的錯配，高度重視生產，對內需市場的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甚少，導致充電站分布不均與使用效率低下，凡此皆使其國內市場需求衰退。

產能過剩與國際市場壁壘的雙重挑戰

當中國新能源產業難以完全依賴內需時，過剩產能便只能通過「外循環」，以低價策略出口國際市場。Canalys分析顯示，2024年全球新能源車市場成長率為27.1%，中國大陸汽車製造商的電動車預計在2024年將占據市場的78%。市場飽和與需求減弱的雙重影響，迫使全球電動車陷入低價競爭，Rivian、Lucid、Fisker等新創廠商近期公布財報，股價崩跌。為防止中國新能源產業大量傾銷，造成不公平市場競爭，歐美國家紛紛祭出政策壁壘，使其出口面臨多重挑戰。

美國《降低通膨法案》(IRA)通過對「受關注外國實體」零件使用的設限，根據該法案，自2024年起，新能源汽車如使用來自中國大陸的電池零件，將無法獲得7,500美元的稅收優惠，這使得中國大陸產品在美國市場完全失去價格競爭力。2024年11月26日，美國能源部更向Rivian提供66億美元貸款，加強對美國本土電動汽車製造商的補助。有甚者，2024年9月，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宣布，將生效陸方進口產品的「301關稅」，包括對電動車徵收100%關稅，對太陽能電池徵收50%關稅，對鋼鐵、鋁、電動車電池及關鍵礦物徵收25%關稅。與此同時，美國的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政策和供應鏈韌性建設，將更多生產資源和技術集中於美國本土及盟友國家，使中國新能源產業的供應鏈參與空間進一步縮小。同樣地，歐盟推出「開放性戰略自主」(OSA)政策，以「去風險化」為名，加強對中國傾銷的反制。例如，2024年歐盟宣布對中國大陸進口電動車徵收最高可達45.3%的反補貼稅，將壓縮企業在歐洲市場的盈利空間。應對歐美市場的保護主義，中國企業逐漸將生產基地轉移至《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成員國，希望利用區域內的關稅優惠以及產品國籍認定，突破全球對中國新能源廠商的圍堵。但自2024年起，美國商務部開始嚴加打擊中國企業「洗產地」策略，今年8月認定5家太陽能業者在越南、馬來西亞、泰國及柬埔寨的加工，決議針對上述4國輸美之太陽能電池及模組，徵收最高稅率254%的懲罰性關稅。

隨著「川普2.0」時代的臨近，全球保護主義政策預料將全面升級，中國新能源產業面臨的國際壓力勢必加大。為落實供應鏈本地化，川普政府將對中國大陸商品徵收高達60%的關稅，新能源車及其零件首當其衝，高關稅政策不僅抬高其產品進入美國市場的成本，也將中國新能源企業的價格優勢降到最低。同時，針對「原產地原則」認定標準將更加嚴格，涵蓋從原材料到最終成品的全過程，將大幅降低中國新能源廠商通過東南亞進行「洗產地」操作的可行性。川普未來的減稅政策則進一步鞏固美國新能源企業的競爭優勢，例如《減稅與就業法案》將企業稅率降至15%，顯著降低美國新能源車企的生產成本，促使特斯拉等本土企業在價格和技術創新均占據領先地位，進一步擠壓中國企業的國際市場份額。

美中科技脫勾加劇　貿易壁壘升高

美國新能源企業得益於減稅政策和技術優勢，更能在高端市場取得先佔優勢，鞏固全球領先地位。中國新能源企業在技術研發與產品品質依然存在明顯短板，使其不得不更依賴低價競爭維持出口規模。低價策略的長期採用會削弱企業在技術創新的投入，也使中國新能源產品難以突破低附加值的限制。雖然當前中共官方寄望以科技創新、綠色能源以及數字經濟等「新質生產力」，突破中等技術陷阱。但未來美中科技脫勾趨勢加劇，以「去風險化」為由的出口管制會更加限制中國大陸先進設備的採購和核心技術的轉移，對中國推動高質量產業的發展形成莫大阻力。面對可能升高的貿易壁壘，中國大陸不得不強化內需消費作為應對。2024年「新能源車下鄉」成為政策核心，將加強建設農村的充電基礎設施、網約車佈建，擴大國內市場需求。然而，這一策略無異對地方財政形成額外壓力，故2024年11月，中國大陸推出10兆元規模的債務重組計劃，以因應地方政府日益沉重的債務負擔。一方面，中央政府將承擔部分優先級債務，通過再融資和降低利率方式減輕地方財政壓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被要求壓縮不必要的基建項目，將更多資金投入具戰略意義的產業。這可能使軟預算限制衍生的道德危機從企業蔓延到地方政府，使各地競相投入新能源產業生產。待國內市場日趨飽和，廠商只能以「掠奪式定價」向外傾銷，推低全球新能源產業價格，迫使各國升高反傾銷稅與限制進口，使全球陷入貿易壁壘的新重商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