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結婚對數與生育率，近年節節下滑，總人口數更是在2022年遭遇「大饑荒」以來首次負成長，淨減少85萬人。中國大陸「人口紅利」不再的背後，與育兒成本攀高息息相關，可能導致人口結構危機。

陸養娃成本高　名列世界前列

中國大陸出生人口的減少，趨勢明顯，2019年還有1,465萬新生人口，2023年跌到剩下902萬，大幅下滑4成，同時已連續5年結婚對數低於1,000萬，各種婚育數據都不樂觀。

多位學者早已公開指出，生育率下滑主要與育兒成本高息息相關，這包含從嬰兒出生後的托嬰，到長大成人的諸多環節與成本。

中國大陸衛健委2024年6月曾公開指出，全國現有近3,000萬名3歲以下嬰幼兒，超過3成的嬰幼兒家庭有強烈托嬰需求。然而，目前中國大陸的托育機構，幾乎仍處於初期的開發階段，擴展速度遠不能滿足社會所需，2020年每千人擁有3歲以下嬰幼兒托位數，僅有1.8個。

此外，將小孩養大的育兒成本高得驚人。北京大學國發院經濟學副教授黃煒表示，育兒成本分為直接成本與機會成本，前者指的是從孩子出生到18歲上大學，在不算大學學費的情況下所需要的成本；就機會成本而言，一個孩子的成本通常在人民幣50到100萬元之間，這取決於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父母雙方的犧牲度，以及工作的靈活性。

今年初，一份由中國大陸人口學者梁建章、黃文政、何亞福執筆的學術報告引起諸多關注。該報告「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4版」經育媧人口研究發布，全中國大陸0歲至大學畢業的養育成本平均約人民幣68萬元，在一線城市上海，這項成本則高達101萬元（約新臺幣455萬元）。

在中國大陸撫養孩子的整體成本高於人均GDP的6.3倍，這數據超越美國和日本，僅次於南韓，幾乎是全球最高。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則顯示，孩子養育成本佔家庭收入比例接近50%，其中教育成本達34%。

「打雞血」促學習　大陸小孩壓力大

在中國大陸養育孩子，教育確實是一項非常龐大的支出。各大城市教育資源相對固定，但由於人口長期往城市移動，所以曾有一段時間，城市中的家長甚至必須向相關人員支付數萬人民幣不等的高額費用或禮品，才能「走後門」取得小孩的入學資格，相關價碼在各地早已是公開的秘密。

此外，受到教育思維影響，「窮養」與「富養」的爭議也一直受到持續討論，不同觀點的父母期待用不同的方式培養孩子的價值觀。許多父母也習慣將小孩送到補習班或加強各種學習，形成熱議多時的「雞娃」現象，家長不斷幫孩子「打雞血」以促進學習，小孩也在激烈的競爭中不斷「內捲」。

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魏易在今年發表的一篇研究指出，在中國大陸「雙減」政策(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校外培訓負擔)出爐前，2017年中小學生校外學科類培訓的每年支出高達人民幣1,777元，占家庭教育支出比例10.5%；校外非學科類培訓的支出是人民幣633元，占家庭教育支出的比例4.6%。

由於面臨龐大的育兒經濟壓力與學習壓力，近幾年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大陸年輕父母，選擇帶著孩子「潤」出去，先替孩子在國外城市申請國際學校就讀，家長以陪讀名義得到簽證隨同前往。泰國清邁留學仲介「V遊學」2023年發布的統計顯示，最近3年到清邁就讀小學的中國大陸學生人數成長明顯，其中6歲至7歲、11歲至13歲年齡段，在2021年年比成長約200%。許多家長認為，到清邁國際學校就讀，可以避免「內捲」、陷入「題海」，同時與中國大陸本地收費高昂的國際學校相比，也能大幅節省就學費用。

臺灣育兒制度相對完善　托育機構逐步發展

與中國大陸相比，臺灣在育兒成本與托嬰上，有著較為完善的制度與社會福利。

首先，各縣市政府在孩子出生後，都有發放生育津貼，金額1萬元到3萬元不等，若是第二胎乃至第三胎以上，多數縣市更有加碼措施，生育胎數越多領得越多。

至於龐大勞動人口都參與的勞保，則設有生育給付，產婦生產後可以得到2個月的薪資補貼。若是為了育嬰而留職停薪，還可申請育嬰津貼。

此外，衛福部跟教育部還有育兒津貼，提供給自行帶養小孩的家庭，在入學前可以享受補助；若是送托則有托育補助可申請，領取補助後每個月僅需支出幾千元。

上述這些育兒補貼制度，中國大陸並非完全沒有，尤其中國大陸醫保下的生育津貼並不算少，只是各種補貼多屬於各地政府自行推出，標準不一且發放時程不明確，如河南鄭州等地曾發生金額遲遲不到位的爭議。

再者，臺灣的托嬰設施比大陸發展快很多。據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統計，全臺的托嬰中心所數，包含私立、公辦民營托嬰中心，自2014年底的659所，到2022年底已增加至1,502所，截至2022年底，收托0至未滿3歲兒童計4萬4,070人，收托人數逐年增長。

這些凸顯臺灣在育兒環境與社會福利，能夠提供育齡父母相對友善的環境跟經濟支持。即使沒有抽中公托，將小孩送至私托或其他托育機構，也能領取相應補助，讓父母所需支付的費用不至於太高。

十二年國教適性發展逐漸成為臺灣教育主流

臺灣早在1968年就進入九年國民義務教育階段，教育體制相對中國大陸來說公平不少。臺灣的父母並不需要請託送錢給校方，而是由學區以及基本學力測驗考試（基測）分發，取得中小學的入學資格。近幾年，進一步發展成12年國教，並以較少升學競爭性質的國中教育會考取代基測。

在義務教育階段，臺灣經由政策發展相對比較「不捲」，持續朝著適性發展方向前進。這樣的制度設計與轉型背後，也與政府龐大的教育資源投入有關。

明(2025)年度臺灣的中央政府總預算中，教育經費占比已經達13.8%，至於中國大陸2024年的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當中，教育佔比僅為4%，依舊過低。

前述中國大陸撫養孩子成人的整體成本高於人均GDP的6.3倍，但在臺灣，根據網路社群《媽媽悅讀基地》、《小村子媽媽互助平臺》等團體，在2021年針對全臺超過500位媽媽進行的問卷調查，60.1%的媽媽表示在臺灣養大一個孩子，花費超過500萬元；23.9%則推估在300萬到500萬元之間，12.2%認為100萬到300萬元就可完成。

以平均臺幣500萬元為基準與臺灣的人均GDP計算，在臺灣撫養孩子成人的成本約為人均GDP的4.8倍，明顯低於中國大陸。

不過臺灣也有育兒的社會文化缺陷。歷經多年教改，民間仍強烈支持補習，而補習長年以來確實給臺灣孩童與家長造成莫大的課後與經濟壓力。根據教育部每4 年更新的調查數據顯示，臺灣課外補習費持續攀高，從國小、國中到高中生，每人平均年繳補習費都超過5萬元（含才藝、學科、國小安親班）。

這樣的思維廣布於東亞地區與俄羅斯。中研院歐美研究所黃敏雄研究員在接受該院「研之有物」訪問時指出，跨國研究證實，東亞地區及俄羅斯，補習確實被用來發揮「彌補優勢」。黃敏雄解釋，這是因為越來越強調「教育機會均等」，同時全球化之下社會競爭、貧富差距也更劇烈，「這讓中上階級父母產生焦慮，擔心孩子不如人，導致下一代的階級地位下滑」。

整體來看，大陸家長育兒投入的成本仍較臺灣為高，尤其社會仍普遍存在養「雞娃」的思維，被「雞」的孩子與寄予厚望的父母，雙雙承擔巨大壓力，攜娃出走的家長越來越多。相比之下，近幾年在政府資源大量投入下，臺灣育兒成本較低，教養方式漸趨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