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共的經濟運行一直面臨「國進民退」的質疑，最近開始推動一系列政策，對外界釋放支持民營經濟的強烈訊號。2023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內容提到將強化市場及法治制度，並加大對民營經濟政策支持力度。7月24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發布《關於進一步抓好抓實促進民間投資工作努力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的通知》，提出17項具體措施。發改委新成立「民營經濟發展局」，局長魏東強調該機構是「民企的娘家人，是自己人」，希望建立與民營企業的常態化溝通交流機制。

中共連續推出上述諸多政策，反映「國進民退」已拖累中國大陸經濟成長，迫使中共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根據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數據，中國大陸前100大上市公司中，民營企業市值占比從2021年6月的55.4%下滑至2023年6月的39%。中共國家統計局的官方數據也顯示，2023年1～11月份國有控股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6.5%，民間控股的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則是-0.5%。就1～11月份的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來看，私營企業也同樣落後於國有控股企業。然而，1～11月份國有控股企業的利潤總額同比增長-6.2%，私營企業則是1.6，說明儘管私營企業在盈利表現優於國有企業，國有企業仍在中共經濟體制中占有主導地位，其政治與經濟環境中諸多風險及不利條件，已阻礙民間投資成長。

國有企業績效不佳　拖累經濟

回顧歷史，國有企業一直在中國大陸經濟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儘管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存在國有企業，但中國大陸的國有企業數量最龐大，估計超過15萬家。過去25年來，中央和地方政府擁有的國有企業約占國內生產總值1/4。1990年代晚期的國企改革中，中共採取「捉大放小」策略，讓占據關鍵策略產業的大型國有企業合併為巨型的國有控股企業，小型的國有企業則被要求私有化或關閉。目前，中國大陸國有企業持續占據關鍵產業，在國內基礎設施的投資超過3/4，在煤炭和石油的投資則占一半。此外，國有企業在中國大陸的資本市場及海外直接投資領域也是重要參與者。

中國大陸國有企業在經濟中雖據關鍵地位，它們對總體經濟增長的貢獻實際上有限。研究估算，國企改革對經濟增長總體影響非常小。從1998年至2007年期間，國有企業退出和私有化對中國大陸工業部門整體增長的貢獻僅約3%，而從2007年到2012年，對增長的貢獻甚至為零。單從企業財務績效來看，中國大陸國有企業表現一直輸給私營企業。雖然國有企業占中國大陸工業資產近1/3，但它們只貢獻不到1/5的工業總利潤，且資產回報率也遠低於私營企業。數據顯示，2020年國有企業債務佔GDP比例攀升至創紀錄的142%以上。長期而言，國有企業的不良績效，反而可能成為不利中國大陸經濟穩定的因素。

肩負政治與戰略任務　國有企業深受政府支持

中共已推出一系列支持民營經濟政策，這些政策短期內恐難改變「國進民退」格局。中共領導層正面臨經濟下行的壓力，但仍以「維持黨的統治」為首要目標，提振總體經濟仍採取謹慎作為，可預期政府財政支持力度不會太大，中共至今仍未採用2008年的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而是推動規模較小的刺激政策。

內外政經壓力下，中共領導層仍需靠國有企業維持經濟穩定並執行其他國家戰略目標，包括貢獻財政收入；支持就業；調控關鍵原物料價格；對較貧困的內陸和西部省份進行資源重分配；將資金引導至關鍵產業、技術和國家計畫；協助國家應對自然災害、金融危機和政治抗議等目標。2023年11月7日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中，再次強調「推動國有資本向關係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向關係國計民生的公共服務、應急能力、公益性領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可預期國有企業會持續受到政府更多的支持，國有企業作為既得利益者，也有誘因繼續擴大或保持其權力與優勢地位。

支持民營經濟　政策有效性存疑

中共支持民營經濟政策有效性受到諸多條件限制。首先，中共政府體制在實際執行政策時，監管機構間常出現權責不清及多頭馬車情形。新成立的「民營經濟發展局」層級不高，恐難在各部門間進行有力協調，這會導致支持民營經濟的政策在執行層面的可信度不足，難以提振民營企業對政策的信心。

其次，國務院印發的《關於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中，強調黨政幹部和民營企業家之間要建立密切的政商關係，並在民營企業中發展黨員工作。有研究顯示，中共目前的經濟體制已具有黨國資本主義（party-state capitalism）的新特徵，亦即要求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建立黨組織，增加黨對企業的控制。截至2018年，高達188萬家非國有企業已成立黨組織，占總數的73%。雖然緊密的政商關係有助於民營企業家取得資源，但黨與民營企業之間的界線逐漸模糊，則可能在地緣政治衝突中，讓外國增加對中國大陸民營企業的審查，並抑制民營企業的發展空間。

由於中共先前嚴厲整頓多項產業（如科技、教育培訓、房地產），以及重判一些企業家（如任志強和孫大午），造成民營企業對政府的信心不足，也對經濟前景感到悲觀，形成經濟學者Adam Posen說的「經濟上的長期新冠後遺症」（economic long COVID）。要化解信心問題，中共必須要克制對民間經濟活動任意介入的習性。然而，在目前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中，仍未建立限制政府權力的可信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