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大陸就業情勢愈趨分殊。一方面，青年失業率屢創新高，16─24歲人口調查失業率連續6個月上升，2023年6月底已來到21.3%。實際情況可能比官方統計更嚴峻，例如，北京大學的估計為46.5%。北京改革和發展研究會則估算，16─40歲失業人口較疫情前增加2,500萬人。

與此同時，大型城市的失業問題依舊嚴峻。6月底，31個大城市調查失業率為5.5%，高於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0.2個百分點，較上年同期擴大0.1個百分點。包括，一線城市於2022年首次集體出現人口衰減，深圳一口氣外移2萬人。分母萎縮，拉高整個失業率。另一方面，中國大陸面臨缺工窘境。中智諮詢的調查顯示，7成受訪企業遭遇人力短缺。湖北省亦示警，高技能工人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比率，已低於2成（19.0%）；30歲以下職工更僅剩1成（11.4%）。浙江、廣東與福建等沿海大省的缺工更為嚴峻，不惜跨省「搶人」。用工荒也延燒到服務業。中國大陸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2022年第4季調查顯示，41個最缺工的職業屬製造業，服務業亦達30個。前10大缺工職業依序為行銷、汽車生產線操作、快遞物流、餐飲、商品營業、家政、保潔、保安、包裝與車工；主要為勞動密集的一線員工。

青年失業問題　多數落在中等學歷以下 

中國大陸青年失業問題不在數量。受到一胎化的影響，2022年底16─24歲人口僅剩14,390萬人，占總人口的比率約略1成（10.2%），若再考慮4,363萬持續升學的青年，則實際需要求職的青年只有10,027萬人，占總人口的比率為7.1%。易言之，部分媒體誇大青年失業的嚴重性。

值得關注的是，國家統計局揭露，在25─59歲勞動力中，大專失業率由2月底的4.1%，緩步降至6月底的3.9%；研究所以上失業率約略維持在3.1%左右。反之，高中職與初中以下失業率平均4.7%，顯示高學歷仍相對吃香。由此推估，16─24歲青年失業，很大部分落在中等學歷以下。

中國大陸青年失業問題在於結構，僅具普通學歷者，也不願從事勞力密集產業。最佳例證是，跨省流動的外出農民工亦於2014年達到高峰，此後穩定降至2022年的7,061萬人，衰退10.2%。其中，16─20歲農民工比率由2008年的10.7%，銳減到2022年的1.3%，凸顯青年工作態度的驟變。

青年失業衝擊內需消費 

中國大陸青年或許只想「躺平」與「啃老」，此貼近自願性失業，應不致引大規模的社會動盪。惟年輕人朝四不族群─不戀愛、不結婚、不買房與不生育邁進，將壓抑原已頹靡的消費動能。例如：6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增率已回落到3.1%；其中，手機出貨量連續17個月負成長，僅餐飲收入勉強支撐。

更嚴峻的是，青年淪為「月光族」，僅靠雙親支撐家庭開支，恐推升家庭負債。3月底，金融機構逾期半年未償信用卡債餘額達990億人民幣，年增6.8%，且連續6個月正成長。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的調查亦顯示，第1季家庭負債指數年增4.1%，增幅僅次於上季的8.3%。家庭負債增加亦不利提振消費。

1997年以後出生的Z世代排斥「996」的工作文化，即上午9點工作到晚上9點，且每週工作6天；此將加劇勞資爭議。例如：中航基金副總經理兼首席投資官鄧海清表示，年輕人工資低可能是能力不足，只懂抱怨不思反省，這隱含北京當局試圖舒緩工資調漲的期待，此言論旋即在網路炸鍋，認為將責任歸咎於青年世代。

北京當局只能柔性輔導 

目前中國大陸應對失業問題的措施有限。動態清零結束，留抵退稅與補貼亦隨之縮減，故上半年全國財政收入年增13.3%，財政支出年增3.9%；財政赤字年減37.9%。地方債亦下降16.8%，僅地方政府融資平臺（LGFV）─城市投資建設公司債券（城投債）持續擴張，年增16.2%；惟第2季發行14,454億人民幣，較上季縮減1,752億人民幣。

但地方隱形債務危機依舊。6月底計118家城投公司，爆發279起逾期承兌商業匯票，涉案金額累計87億人民幣；6月新增29家，顯示地方財政困窘。沿海富裕省市亦難倖免於難。廣東與浙江公務員一口氣減薪25%，福建與江蘇也分別調降20%與15%。據此，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於5月號召「青年下鄉」，從事教育、農業與醫療工作，各省市恐無經費支撐。

國務院也在4月頒布《關於優化調整穩就業政策措施全力促發展惠民生的通知》，要求國有企業擴大招聘規模。副總理丁薛祥責令國企聘僱高的大專畢業生人數不得低於去年。惟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國企，平均雇傭人數年減2.7%。究其原因，國企實現利潤連續5個月負成長。國企亦自身難保。

在此脈絡下，中國大陸只能柔性輔導。例如，教育部等10個部門於5月聯合發布《關於進一步推進實施百萬就業見習崗位募集計畫的通知》，提供大專院校畢業生實習機會。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於7月啟動「青年就業服務攻堅行動」，建立幫扶名錄，協助大專畢業生與登記失業青年求職。官媒《新京報》則發表社論，呼籲民營企業釋出更多職缺。

中國大陸調漲最低工資　預示低薪時代結束？！ 

就業市場緊縮疊加消費低迷，將加劇在陸臺商經營負擔。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的調查顯示，在陸臺商首要難題是「同業競爭激烈」，反應比率由2008─2013年的18.7%，拉高到2018─2022年的28.0%。其他問題還有「內銷市場開拓困難」與「存貨成本高」，分別增加5.0與1.1個百分點。

在陸臺商的次要難題是「勞動成本上升」，但反應比率由2008─2013年的24.1%，降至2018─2022年的21.8%。究其原因，中國大陸最低工資年增率由2013年的14%，折半到2022年的5%，且調整頻率由2年拉長為3年；這給企業喘息機會。今年多個省市相繼調漲最低工資，預示低薪時代告終。

更嚴峻的是，中國大陸幼齡人口自2021年起開始遞減，至2025年正式邁入高齡社會──高齡人口比率達14.0%；2035年再跨越20.0%的高齡社會門檻。少子高齡化的影響有三：

一、削減成長動能。國際貨幣基金（IMF）證實，扶養比每增加1個百分點，則每人平均國內生產毛額GDP）將下降0.4個百分點。

二、是抑制消費與投資力度。研究結果指出，扶養比每增加1個百分點，最終消費率、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以及外人直接投資（FDI）年增率將相應下降1.4、0.2與2.3個百分點。最後，少子高齡化也會拉低總要素生產力（TFP）。

綜合上述，Z世代崛起疊加中國大陸步入新常態，結構性失業問題恐愈趨嚴峻，並抑制消費動能。在陸臺商需增益職場管理，更加側重願景期許，調薪與職工福利亦是不可或缺。換言之，習以為常的世界工廠將逐漸退位，須重新思考全球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