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報導

中共兩會後經貿政策走向及其影響

文／魏　艾

壹、前言

今（2014）年中共「兩會」已於3月上旬在北京召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他首次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為今年大陸經濟提出總體部署，要求在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下，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維持經濟的穩定增長，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今年大陸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7.5％左右，居民消費價格漲幅控制在3.5％左右，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4.6％以內（見表1）。除了短期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之外，今年中共經濟工作的另一特點，便是要全面深化改革，不斷擴大開放，將改革創新推行於經濟社會各個領域各個環節，並將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農業現代化的道路，加快轉方式、調結構、促升級，加強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此一被稱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的經濟發展策略和政策，勢將對大陸經濟形勢和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

貳、發展策略和增長方式調整的背景

儘管過去30餘年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展，為中國大陸經濟帶來國民所得提升、農村經濟繁榮、對外貿易拓展等積極效果，並使大陸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但是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由於內外在環境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產生新的問題和挑戰，以致大陸正面臨結構失衡、通貨膨脹，以及國際金融危機接踵而來的經濟挑戰，使大陸的社會經濟發展進入轉型的關鍵時刻，必須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策略的調整，以解決日益突出的社會經濟矛盾。這些社會經濟矛盾和衝突的解決，涉及結構性的深層調整，更關係到大陸經濟的永續發展和社會的和諧穩定。

從經濟的視角來看，近年來支撐中國大陸經濟高速增長的勞動力供給和儲蓄率都已發生重大的轉變。一方面，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將逐漸弱化大陸在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上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大陸要在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業中獲得全面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仍有相當長的路。

除產業結構所存在的問題外，收入分配的差距也突顯「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發展經歷了中等收入水平和階段，特別是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後，導致新的增長動力不足，出現經濟停滯徘徊現象。目前中國大陸「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因素不僅存在，近年來風險更不斷顯現。主要表現於：收入分配差距、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公共產品短缺、公共服務不到位的矛盾仍然突出。從實際經濟生活來看，社會成員的基本公共服務差距成為實際收入差距的重要組成部份。這些問題如果無法獲得解決，都有可能成為「中等收入陷阱」風險加大的誘因。

很顯然的，當前中國大陸改革發展正面臨經濟增長付出過大的資源代價；城鄉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仍然不平衡；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困難；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衛生、居民住房等方面關係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仍然較多，部份低收入群眾生活比較困難。

為解決這些社會經濟矛盾，近年來中共已將社會結構調整納入國家發展的戰略思維中。事實上，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是：在優化結構和提高效益的基礎上，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力爭比2000年翻兩番，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在此一基礎上，2012年中共「十八大」將中國大陸的社會經發展總體目標是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具體政策和措施方面，「十二五」規劃﹙2011～2015年﹚經濟發展方式的調整主要是要化解經濟體制和結構上的主要矛盾，而其基本任務則是：其一，提高最終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其二，提升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同時，中國大陸經濟結構轉型主要是要解決三個方面的問題，亦即：第一，經濟結構調整，尤其是需求層面的調整，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第二，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改變投資和出口的依賴、改變對低成本資源和要素投入的過度依賴；第三，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和突破，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移和經濟結構的調整舖陳有利的制度條件。

參、市場化是社會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

去（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總方向、時間表，並對改革作出系統部署。此一以「市場化、自由化」為主軸，涉及行政管理體制、經濟體制、財稅體制、國有資產管理、土地制度、戶籍制度，以及涉外經濟體制等領域改革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已成為今後中國大陸經濟體制改革的藍圖。

《決定》所揭示的深化改革總目標和改革方向，其基本精神便是以市場化來推動大陸社會經濟體制的改革，為未來大陸經濟發展開啟制度創新的紅利。其改革精神充份反映於《決定》中最受關注的熱門議題和改革政策上：

1.金融制度：允許民間資本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機構；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推動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提高跨境資本和金融交易可兌換；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2.資源價格市場化：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政府不應進行不當干預；各類市場主體可進入負面清單以外領域；推進水、石油、天然氣、電力、交通、電信等領域價格改革，放開競爭性環節價格改革。

3.國企改革：支持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民營資金可入股國企；國企利潤上繳在2020年提高至30％。

4.上海自貿區：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推進現有試點基礎上，選擇若干具備條件的地方發展自由貿易園（港）區；擴大對港、澳、台開放合作。

5.土地制度：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允許農村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保障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

6.人口政策：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逐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7.戶籍制度：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制度；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

「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揭櫫的「市場化」經濟體制改革的精神，也反映在今年「兩會」中所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工作上，並將以深化改革為強大動力，以調整結構為主攻方向，以改善民生為根本目的（見表2）。在改革的領域方面，主要著重於推進行政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以及增強各類所有制經濟活力。在對外開放方面，主要為擴大全方位主動開放；推動出口升級和貿易平衡發展；在走出去中提升競爭力；統籌多邊和區域開放合作。至於城鎮化的發展，則強調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加大對中西部地區新型城鎮化支持；加強城鎮化管理創新和機制建設。

肆、經貿政策調整對兩岸經貿關係的意涵

為調控經濟以維持大陸經濟的穩定增長，2011～2013年間中共均採取「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這3年間，宏觀經濟呈現平穩較快發展，國內生產總值（GDP）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均高於預期目標。

2011～2013年大陸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分別為9.2％、7.8％和7.7％，平均增長8.23％，均高於規劃要求的年均7％的增長目標，亦高於各年度所設定的經濟增長目標。2013年的經濟增長率雖是過去14年來最低，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大環境下，大陸的經濟增長仍是一枝獨秀的，不過大陸經濟已不可能再回復到過去的高增長趨勢，同時大陸經濟所存在體制上和結構上的問題，諸如產能過剩、資源配置失當、國營企業效益低落，以及近年來外貿出口增速減緩，外商直接投資不振等因素，仍將制約大陸宏觀經濟的順利運行。

在宏觀經濟調控方面，中共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和具體方向若能順利推展，將為大陸經濟帶來體制改革的紅利，而短期間為維持經濟穩定增長，「穩增長」投資的著力點主要將是五個方向，亦即：棚戶區改造、中西部鐵路投資、城市基礎建設、節能環保產業投資、技術改造補貼。這些涉及新型城鎮化發展、消費需求提升（包括資訊消費、寬頻建設、智能終端產品），以及社會保障、勞動就業、教育衛生、收入分配等領域的改革將成為大陸投資的重點領域。

中共將推展的各類改革面向將會對台灣各類產業帶來發展的契機。譬如，金融改革將使台灣銀行、券商、保險業受惠，而城鎮化和土地制度改革也將使地產、基建、水泥及建材、醫療、消費等帶來契機，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中共積極拓展服務業對外開放以及推進亞太地區，特別是與周邊國家區域經濟整合的發展策略，將對台灣經濟造成相當的影響。

從大陸在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和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設置看來，很顯然的，推進服務貿易已是當今大陸對外開放的重點。事實上，自1990年代初期以來，國際貿易已呈現急遽的變化，製造全球化逐漸向服務全球化轉變，歷經過渡期以後，進入21世紀，世界經濟進入服務全球化時代，特別是跨國公司成為全球貿易的主導力量，服務外包更成為當前服務貿易的主要推動力量，此一發展趨勢將日益成為國際貿易的主流，對任何國家都將帶來衝擊。

目前正陷入僵局的兩岸「服貿協議」是台灣服務業開拓海外市場，並藉此推進產業結構改造和升級，創造附加價值的契機，同時也可藉此與國際貿易規範接軌，融入亞太區域經濟整合，以避免被邊緣化危機。

服務貿易已是未來國際貿易的重要組成部份，除了傳統服務業，包括運輸和旅遊之外，對於國際金融服務、國際信息處理、智慧產權和版權等先進服務業，以及西方已開發國家試圖改變國際貿易規範所涵蓋的衛生和植物衛生，政府採購、透明度、勞工、環境等領域的產業，亦應予特別關注，兩岸應共同合作並提出因應策略。

伍、結論

全面深化改革已是今後大陸經濟工作的重點，但是各社會經濟領域的改革，將需從調整和重建利益關係，並使利益分配得到法治的保障才能順利發展。蓋因既得利益是阻礙各項改革的最大消極力量，它涉及官員待遇、國有企業的收入分配，以及行政和官僚化事業單位的級別制度。正如李克強所一再強調的，「如果利益格局固化了，經濟社會發展就缺乏活力」，因此，將部份國有資本轉化以充實社會保障基金，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這些改革措施都回應了大陸民眾對改革的關切，但卻必然引來部份利益團體的反彈，值得加以關切。至於宏觀經濟調控政策走向，在「市場化改革」的主軸下，中共將不會採取大規模刺激經濟措施，並將朝向積極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增強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斷改善民生，促進經濟的轉型升級，期能為大陸經濟的永續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但是短期間，在宏觀經濟調控上，中共仍將在「穩增長」、「控通膨」、「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等長短期目標做出某種程度的選擇，以期能發揮經濟調控的效果，取捨之間將是中共推展市場化改革所面臨的挑戰。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兩岸政經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不代表本會立場）